不过，林彪动身比较晚。

因为，当时最大的压力就来源于军事方面，所以，他这个国防部的一把手轻易走不得。

在毛主席已经去了武汉之后，林彪便开始重新检查国防部署。

当时，快到国庆了，北京城里要组织各项庆典，同时，各地的群众也涌入北京城。

林彪认为，敌人如果要动手的话，国庆节就是他们的最好机会。

所以，不可放松警惕。

那段时间，林彪在北京城四处视察，对机场做了重要部署，要求机场值班人员全都配备武器，以防敌人将机场作为突破口。

阎仲川作为军委的负责人之一，这段时间自然也过得非常紧张。

国庆将至，北京城表面上一片祥和，实际上，军委里所有的干部都心惊胆战，晚上连觉都睡不着，生怕出了什么纰漏。

万幸，那一年的国庆节，还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

万万没想到，熬到了十月中旬，出事了。

只是，事情却不是出在苏联，而是出在内部。

原来，十月中旬，一份林彪签发的命令，送到了远在武汉的毛主席手上。

而毛主席看到这份命令的编号，十分吃惊。

因为，这上面清清楚楚的标注着，这是一份”一号命令”。

可是，林彪无权发布”一号命令”。

因为，当时国家有规定，只有毛主席发出的重要指令，才有资格被命名为”一号命令”。

一个编号命名，看起来是小事，但当时正值多事之秋，许多不安分的人都想要趁机捣乱。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份未经主席之手发布的”一号命令”。

如果文件大量的散发出去，恐怕，就要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了。

因此，毛主席非常生气，第一反应是让人把这份文件烧掉。

不过，后来由于这份文件涉及机密，需要存档，所以才保留了下来。

这份文件之所以成为”一号命令”，却偏偏又和阎仲川有很大的关系。

来龙去脉

据阎仲川回忆，1969年10月18日那天，他接到通知，让去林彪那里开会，主要还是商讨应对苏联的事情。

当天在场的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这几个军委班子的主要成员。

阎仲川到了之后，黄永胜便递给他纸笔，让他把接下来的会议内容记录下来。

林彪所传达的命令，是这样几条：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等立即疏散隐蔽；沿海各军区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等立即疏散隐蔽；沿海各军区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由于当时应对苏联刻不容缓，所以，把会议记录整理好之后，阎仲川便立刻要求值班参谋把这份文件下发，同时也要给毛主席等领导人发去一份。

而这时，值班参谋问了阎仲川一个问题，这份文件应当按照什么编号下发呢？

这个问题，是应当慎重考虑的，因为涉及到以后文档的整理和归类。

但让阎仲川日后百般后悔的是，他当时竟然没有多想。

他认为，这是前指成立之后，所下发的第一个命令，又比较重要。

所以就对值班参谋说：“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令’吧！”

阎仲川

当然了，工作经验丰富的阎仲川，不可能擅自把这份一号令发出去。

在文件编写完成之后，他让参谋先去请示黄永胜。

结果，参谋去了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告诉阎仲川说，黄永胜服了安眠药，刚刚睡下，现在不让人去打扰。

阎仲川无奈，又让参谋把这份文件先发给林彪过目。

而林彪那边看了，并没有否定什么，所以，阎仲川就放心大胆的让人把这份文件下发了。

当然，事后看来，阎仲川的表现还是相当不谨慎。

不过，在当时的阎仲川看来，这份文件，说重要，却又没有那么的重要。

毕竟，林彪在文件中所下达的也不过是普通的军事安排，根本没有涉及具体的调动。

这份文件的保密性，没有那么高。

也正因为如此，阎仲川把这份文件下发下去，便以为万事大吉了。

当然，这份文件一发到上级领导那里，立刻就出事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过问，这份文件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

阎仲川听到消息，这才明白，自己闯大祸了。

更糟的是，刚升了职，就闹出这么大的事，只怕影响前途。

那段日子，阎仲川的心中七上八下。

周总理在接到毛主席的消息之后，先是问了黄永胜。

据黄永胜回忆，当时周总理相当生气，连声责问黄永胜，这份文件为什么要命名为”一号命令”？

而且，林彪发出的命令，能达到部队即可。

可更让周总理生气的是，这份文件，不光是军队里人尽皆知，甚至还下发到了地方。

现在，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份一号令的存在，如果往深里说，这简直是一次明晃晃的挑衅。

也正因如此，这件事情必须得追查到具体的责任人。

很快，黄永胜就找到阎仲川等人，又开了个会，追查这份文件的来龙去脉。

阎仲川自然是第一责任人，在会议上，他坦承自己的错误。

黄永胜也是火冒三丈，他大声的对阎仲川吼：“昨晚发出的那个指示，为什么叫一号？谁是二号？”

阎仲川满心羞愧，他不敢隐瞒，就把昨天自己如何下发文件，又是因何把这份文件命名为一号令，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卷入风波

要说这件事情，也是可大可小，阎仲川当时的想法，乍一看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他过往的工作里，也没有接触过一号、二号这样的敏感字眼。

但现在，说这些也晚了，已经发出的文件追不回来，已经造成的影响更是无可挽回。

阎仲川只能战战兢兢的，亲自去向周总理解释。

令他庆幸的是，总理虽然生气，批评了他几句，但是并没有严厉的处罚他。

可是，到了1971年，事情却又变得不同了。

因为，那一年，林彪出事了。

为了审清他的案子，他的过往必须被拿出来一遍又一遍的清查。

而阎仲川这些过去和林彪走的比较近的官员，自然也都在受审之列。

说起来，面对林彪的事情，阎仲川一贯表现的很谨慎。

在林彪还没出事的时候，阎仲川就预感到了危险。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不愿意同林彪等人多接触的。

阎仲川的儿子形容，当时的父亲几乎是自我封闭，除了工作之外，私下里轻易不和人联络。

有几次，几个领导家中放电影，邀请总参的同志，还有他们的家属去看。

这么一件小事，阎仲川也对家人三令五申，让他们绝不要接受邀请。

可即便再谨慎，阎仲川和林彪工作上频繁的接触，也终究埋下了隐患。

1971年，阎仲川正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访问越南，却紧急接到国内的通知，要他立刻回国。

阎仲川当时还满头雾水。

回国之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阎仲川等人宣布了林彪已经出逃，并坠机失事的消息。

这个消息，震得阎仲川大脑一片空白。

随后，他又接到通知，将被暂停一切职务，接受隔离审查，直到案件水落石出。

周总理以及当时在旁协助的叶剑英，对阎仲川的态度算不上很严厉。

阎仲川记得，当时叶剑英还对他说：“阎仲川同志，你还年轻，又有工作能力，一定要好好交代问题，将来还能出来工作。”

叶剑英

审查针对的重点，是阎仲川和林彪以及黄永胜这两人的关系。

几方之间频繁的工作交接，一度惹人怀疑。

不过，阎仲川也能拿出大量的人证物证，来证明自己和林黄二人之间，的确是正规的工作往来，私下里没有接触，更没有参与到所谓的案件当中。

因为证据齐全，所以他也渐渐的洗脱了嫌疑。

但随后，查着查着，当年的“一号令”又旧事重提。

而这件事情，却不是阎仲川轻易能解释清楚的了。

沉重代价

因为，一号令涉及政治。

而且，直接关系到林彪和毛主席这两个关键人物。

很多人都认为，阎仲川当年轻率的签发了”一号命令”，正是为了挑战毛主席的权威。

甚至有人说，这就是林彪反革命的预演。

这下，性质就严重了。

所以，在后续的调查中，阎仲川必须想办法解释清楚当年的”一号命令”事件。

可问题就在于，这件事情最大的证人林彪，早已经去世。

而毛主席等人，虽知道一号令的存在，却也并不知道，这份命令，阎仲川究竟是在何种心态的驱使下发出来的。

而阎仲川，当时已被许多人看作是林彪的同谋。

所以，不管他怎么解释，始终有人觉得，他当时签下这份命令，是别有用心的。

阎仲川后悔不已，他没想到，当年自己眼中的一件小事，最后会给自己招来如此大的灾祸。

他只能一遍遍的解释，作为军人，他承认自己当年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但他绝不认同那些关于叛国的指控。

而这份坚持，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阎仲川就是一个拒不交代犯罪事实的顽固分子。

为此，他接受的调查越来越多。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审问他当年发生的一切。

到最后，阎仲川的内心已经疲惫不堪，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

多年之后，阎仲川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如果屈服于压力胡说八道，那将对党对国家贻害无穷。”

让阎仲川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周总理其实并没有忘记他。

按说，阎仲川身上发生的一切很麻烦，周总理那个时候又病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1973年，已经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还是专门下了指示说：“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

只可惜，总理这份批示下了之后，张春桥却坚决反对，导致阎仲川七年之后，才终于重见天日。

而在1980年8月，中央发布的大事年表中，专门强调1969年，林彪所做出“关于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即“一号命令”，和反革命预演并无关系。

至此，因为“一号命令”而掀起的风浪，才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参考资料：

张颂甲《阎仲川与“一号令”》

阎明《往事不忍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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