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面说的知识和梗，你看电影的时候基本都能注意到，看认真点，说不定还能看出来一些隐含信息，散场出来就能跟人吹牛。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我刚刚出生的那两年，北京开往莫斯科的这趟K3列车上，其实经常发生抢劫案。

只是93年5月26日的这一起最恶劣，造成了国际影响，耸人听闻，所以大家现在说起来都只提这一起。

实际上，抢K3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典型的“犯罪方式”，有人干，有人赚，就有人效仿。

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我先从车上的人说起。因为不管好事、坏人，善事、恶事，都跟这些人有关。

这辆国际列车上，坐的大部分是“倒爷”。

所谓倒爷，简单理解就是倒卖货物的，低价进高价出，利用两个地区或两套价格体系的价差，来挣快钱。

倒爷最早出现，其实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候中国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过渡，实行“价格双轨制”，同一种商品，在计划经济指标内有一个固定价格，在计划经济指标外，有另一个按照市场供需调节的价格。

有资源有背景的人，就从固定价格拿货，然后以市场价卖出，成了“倒爷”。据说，当时北京西城区就有个地下交易市场，俩人站路边有一搭没一搭说话，看着是闲唠，其实在谈生意呢，自行车，汽车，彩电，冰箱什么的。

到八十年代末，没有双轨制了，这种倒爷在国内就没活儿干了。也就在这时候，苏联松动了，很快解体了，跑东欧和俄罗斯的国际倒爷应运而生。

当时，苏联跟中国做过一笔生意，用360吨尿素，换了208吨西瓜。这件事可以说明，他们缺日用品农产品，中国缺工业和化工产品，两边一直有做生意的需求，但因为各种原因做不起来。

1992年，刚刚从苏联解体出来的俄罗斯搞一了一把经济改革，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一下跳到市场经济，结果玩砸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资不涨，日常用品生产也跟不上。

但是老百姓要吃饭要生活，谁也拦不住。

东北老百姓向俄罗斯老百姓伸出了援手。绥芬河、黑河和满洲里这些边境小城的老百姓，开始向俄国底层老百姓卖生活用品。

一开始是有些能出入境的公务人员和游客、留学生，随身带点儿货过去卖，叫“倒包”，后来政策开放出入方便了，生意人开始正式参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商人也渐渐在边境聚集，然后就是更大规模的需求和供货。

来自全国各地的国际倒爷越来越多，尤其北京、福建、浙江等地。他们挣得就是这个差价的机会。

那几年的黑河边境贸易资料照片，摄影/邱祥林

当时有说法，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穿着一条旧牛仔裤到俄罗斯，脱下来卖，能卖100美元。

还有人回忆，花3块钱，就能买一双全牛皮的冰刀鞋。我看资料里，有个人放弃公职去当倒爷，理由很简单：坐办公室一年挣的还不如在俄罗斯这一天赚的多。

我小时候听郑智化的歌，有一首《大国民》，就是案子发生那一年发行的，里面有句词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感觉，不过后来才知道，民间流传更广的说法是：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在俄罗斯摆摊卖货的倒爷

在市场不那么成熟规范的年代，其实很多跨地区商业都是通过“倒”实现的。那时候北京其实有专门做俄国外贸的雅宝路市场，但那里只准俄国人进货带回去。

由于没有其他成熟的发货渠道，中国的倒爷去俄罗斯卖东西和进货回来，只能从北京坐火车，人肉带。

有人可以带几十万个打火机上车，或者带八千一万件的皮夹克，货要多了就包车厢。皮夹克一件进价一百，到了俄罗斯能卖到六七百，包赚。有时候，停车就在窗口卖，车没到站就卖完了。

1990年代的北京站

当时的北京站，可以看见有人扛着大包货，身上还穿着四五件皮夹克，还有羽绒服，那是因为上车行李限制，穿上能多带几件。

除了衣服，还有假阿迪、化妆品、大大泡泡糖什么的。

等卖完货返程，会有人批发一些俄罗斯货，或者沿途采购俄制商品，比如婴儿车、儿童脚踏车、水壶、手表、厨房用具、巧克力什么的。

因为这种贸易的存在，我小时候，经常吃大大泡泡糖，也经常吃俄罗斯有名的大头娃娃巧克力，可能你也吃过吧。

最为关键的，是很多倒爷会在火车上带现金。

倒爷们做完生意，一部分现金购买俄罗斯的首饰、香烟、药材等，剩余大部分就兑成美元带回来。当时俄罗斯外汇管制严，个人无法汇美元回国，他们就把钱藏在身上，比如贴身衣物、鞋底、皮带夹层，还有裤裆里。

中国人讲究财不外漏，但在倒爷那里，不外露也很难。

生活里提起“倒爷”一词，一般都会有点贬义的意思，但其实客观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淘金谋生的行当。

而从历史进展中来看，当年的国际倒爷就是中俄民间贸易蹚路人。没有民间贸易互通，就没有后来的中俄正式贸易往来。

那几年的俄罗斯，哪个城市卖中国商品越多，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就越好。

我有个亲戚，那时候就是跑东北和俄罗斯的国际倒爷，小时候我见过他和俄罗斯姑娘的合影。他并没有因为是倒爷就与众不同，也没有坏心眼儿，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只是脑子活了点，胆子大了点。

虽然当时倒爷中流行一句话：“中国人走遍全世界，只有在俄罗斯才活得像个人样！”但就像所有的淘金行当，干倒爷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投机”，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冒险。

有些人为了挣钱，就住在人生地不熟的俄罗斯，甚至携家带口。当时俄罗斯局势动荡，尚有各派势力争斗，犯罪率高，外来的生意人被骗，遭抢，遭偷经常发生，如果在俄罗斯境内坐火车，还会被乘务员讹诈，索要货物。

有人回忆，曾在莫斯科见到一帮俄国姑娘当街疯抢中国商人，还有开着车抢劫的出租车司机。而在莫斯科之外的小城市，发家不成，却因遭到抢劫、意外死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也不少。

另外，莫斯科有很多国内没有的“诱惑”，比如满大街都有赌场，不少倒爷卖了货就去赌，输光了再回国，相当于做了一趟搬运工。当然，有些人欠下巨额债务，可能有其他想法了。

九十年代有两本写中国人在俄罗斯生活的书比较火，一本叫《寻梦俄罗斯》，一本叫《玩命俄罗斯》，这俩书名精确说明了当时那些淘金客的状态。

按照现实情况看，当时做倒爷的有几种，一种是有点资本或资源的，比如留学生，或公务身份，还有本来就是生意人，拿着正经护照做倒爷。

第二种是没资本想谋出路的，这种就得想法子弄护照，于是就有了专门帮弄真假护照，把人送出去的蛇头生意。当时很多做蛇头的是浙江人。

不过，这种中介服务的，往往也不只办个护照送个人，而是会借上下游资源做各种生意中介，从中捞钱。

最后一种倒爷，是超级倒爷，比如众所周知的神话人物牟其中，他曾经用500车皮的积压物资，通过以货易货倒卖了前苏联4架图-154飞机。

这听上去像神话，但确实发生了。

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把当时各种类型倒爷、蛇头的故事都改编进去，再现当时的社会状况，让我们在三十年后看，有一种年代传奇感，既突破想象力，又合乎真实逻辑。

不过，要是换个逻辑看，当时的倒爷还可以这么分类：一种是一倒，带货到莫斯科，卖完带钱回来；一种是二倒和三倒，驻扎在俄罗斯，专从一倒手里买货，再卖给外国人。

最后一种，是故事的主角：直接偷抢现金的倒爷。他们一般也是做倒爷出身，但胃口太大，见钱眼红，干脆就干“更大”的。

坐在K3列车上的倒爷们，有点儿像鲨鱼窝子，一旦有点什么血腥味儿，就会相互撕咬。

换句话说，K3列车驶出中国国境后，有点像公海上的轮船，封闭憋闷，人人都藏着蠢蠢欲动的心思，像火药。

于是，就有在火车上偷盗抢劫的事儿——黑话叫做“蹬大轮儿”。

K3列车，1960年开通，途经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运行横贯欧亚大陆，全程7818公里，是中国铁路开行里程最长的客车，人称“中华第一车”。

在中俄贸易松动前，这趟车很冷清，乘务员比乘客多。国际倒爷生意开始后，这趟车从客车变成了倒爷做生意的“货车”。

本来不到5美元的车票，在黑市被卖到了七八十美元，因此K3又被戏称“富贵列车”。

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列车上的各色人等，包括配角和群众演员，都是当时真实情况的表现。

当时车上的各色倒爷中，北京倒爷占大多数，他们中大多数没有正经事儿干，或者是刑满释放人员。另外是一些福建、上海倒爷，以及组织偷渡出国的浙江蛇头。

漫长的6天6夜，心里揣着欲望的倒爷慢慢混熟，成了不同的松散“帮派”。

这种为利益而临时展开的合作，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直观体现。挣钱的机会满眼都是，但规则混乱，风险高，骗子多，单打独斗容易吃亏。

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的情节里，对这一点的表现很有意思。你注意一下，会发现主要人物的情感关系和冲突都挺意味深长，不只是“犯罪团伙”那么简单。

坐的趟数多了，K3列车的一个漏洞被这些倒爷发现了。

按照边境协议，中国乘警在二连浩特列车出境的时候下车，但蒙古的警察却并不上车执勤。

这是由于俄罗斯和蒙古没乘警，“以地保车”，车上一旦出事，由列车员跟地面联系，当地警察根据案件性质，决定是否上车。

也就是说，出了中国，到莫斯科这6天6夜，列车上其实没有警察执勤——这是一个真空封闭的法外之地。

这是一种人心变化的过程。无论是谁，外部环境起剧烈变化的时候，首先引起的是本能反应，然后就是内心观念的改变。文明到野蛮，有时候人处境一变，就滑过去了。

所谓“93国际列车大劫案”，其实不只是一起案子，而是1993年发生在K3上的一系列案子。

是车上的北京倒爷盯上了南方倒爷和浙江蛇头，先进行小偷小摸，后来发展出抢劫，越抢越暴力，越抢越凶残。

从1993年开始，他们手持瓦斯枪、砍刀，疯狂抢劫、强奸、血洗国际列车。最终，发展成四大抢劫团伙，匪首分别是牛顿、苗炳林（及骨干邵迅）、赵金华和朱兴金。

在惊动中央的“5·26特大抢劫、强奸案”发生之前，当年3月、4月的两趟K3上分别发生过两起轮奸案，一是3月10日南京女工会干部被贾小明等10名劫匪轮奸，二是4月26日一名女记者出莫斯科站后被一伙中国劫匪挟持轮奸。

在火车上和火车站，发生这种事情几乎算是半公开的，但无人敢制止，也没警察出手，这无疑给犯罪分子壮了胆，胆子一肥，胃口就大，就没了人性。

K3列车，从“富贵列车”变成一趟“厄运列车”。

可是，这依然挡不住每一趟车都坐得满满的。人性不是黑白，更多是黑白灰光谱。人游走其中，总是免不了愿意为干点“大事”、挣点“大钱”选择铤而走险。

93年5月26日到31日，K3次列车驶出中国国境没多久，列车中部的几间包厢内冲出一伙戴面罩的劫匪：“咱他妈谁也不认识了！”

这伙劫匪分成两拨，拿着瓦斯枪、匕首等凶器挨个包厢抢劫，向旅客索要护照和财物，如果有人“不识时务”，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

之后，列车先后遭到四个抢劫团伙的洗劫。

这场倒爷抢倒爷的大案中，有一种荒诞的黑色幽默，因为绝大部分的劫匪，都是通过蛇头拿到签证，拿到签证后，上车就抢蛇头和其他倒爷。

这四拨劫匪轮番抢，他们之间就没有冲突吗？

现实中的故事里，他们没有爆发真正的冲突，而且还相互“点道”。

“点道”是句黑话，指犯罪团伙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和乘客搭讪，弄清楚哪些包房里有钱，并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就是“点道”——这种事也叫“踩盘儿”，你在电影会看到生动的表现。

真实案件中有一段细节，5月31日，K3列车，过了莎利亚站后，被人拉下了紧急制动阀，临时停靠在新西伯利亚的一片白桦林旁。

女匪首赵金华，带着十几个男人跳车，嘴里喊着操你妈，挥舞刀枪，向着白桦林深处追去——在他们追的方向，四个男人正在一瘸一拐的疯狂逃命，他们是跳车逃跑的福建倒爷。在白桦林里，赵金华等人追上了四人，一顿棒打刀刺，抢完之后又回了车上。

之后，四个人被当地居民救了，报了警。俄警方跟中国通了气，公安部于是展开了大追捕。

不过，中国警察也只能扮成倒爷上车，设法摸清匪徒情况，再秘密抓捕。

6年前写这个故事，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中国警察用擀面杖与劫匪大战的场景——电影里这段动作戏很惊险，节奏凌厉，场面利落。这种动作场面，是非常值得在大银幕看的。

这一段跳车抢劫，你会在电影里看到，注意，从这个地方开始，电影想象力开始一路飞升。

这是这片子的精彩之处，不但在生猛年代的氛围中鲜活再现了“5·26特大抢劫、强奸案”，而且在莫斯科当地展开了一条“案中案”的大追捕。

虽然我对邱礼涛拍警匪场面很熟悉，但最后的大高潮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可能是因为我对那个年代的想象还不够。

中国警方抓捕组在莫斯科工作，其实很难。劫匪一直有眼线盯着大使馆，看进出的是否有新面孔，是不是北京来的警察——抓捕组想要出门查案，只能从大使馆后面翻出去。

没当地警方帮助、又被人盯上，抓捕行动很难展开。抓捕组组长决定不走寻常路——请莫斯科黑帮老大谢尔盖喝二锅头，由他出面联络当地警方，展开联合调查，进行秘密抓捕。

我前面提过莫斯科有很多赌场，不少倒爷都去玩。实际上，混在莫斯科的倒爷，不只是赌和玩，还互相抢。

当时莫斯科有三个中国人聚居的旅馆，分别叫莫大、日出和四海，不管是来淘金的倒爷，还是来抢人的劫匪，都住在这几个地方。

劫匪每天监视着旅馆里的中国住客，哪个房间新住进了人，哪个房间的中国人卖完了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摸清了底细后，他们会趁受害人卖完货后，冲入被害人的房间，二话不说先是一顿毒打，打到不敢反抗，然后将人捆起来，蒙上双眼，再搜刮走屋内的现金细软。

为了骗受害人开房门，他们会以找人、查房、送东西、假装老乡串门等为借口，有时甚至会让团伙中的女成员进行色诱。抢完钱还不算完，劫匪还会收走受害人的护照，把他们掌控在手里。

这种情况下，人性丑恶往往会显露无疑。比如有个敲诈的北京人李某，为了免除自己的债务，主动给劫匪带路去洗劫了另外四个中国南方人。

可以想象，这种“人情世故”和“人际关系”中，在莫斯科搞犯罪的劫匪之间也免不了分化，且会和当地黑帮勾结，产生更大企图，越危险，就越想捞大票一劳永逸。

豁出命抢钱这件事，从心理上讲可能和赌博差不多，都是赌。

电影里的“案中案”，拍的就是这种“大事”。以黄轩为首的一伙劫匪，抢完倒爷不过瘾，打算要通过下水道抢劫赌场——这确实是大票，相当于把倒爷们搭进去的钱打包带走。

这怎么抢？

可不是瞎编，在八九十年代，这种犯罪方式是走私、盗窃的惯常手段。我记得老金不久前讲过老港片里怎么拍通过下水道抢马场金库。

前两年我还见有新闻，说深圳抓获一个走私团伙，专门通过下水道从香港走私电子产品。

电影里怎么讲，我不多说，以免剧透。

不过可以告诉你，这段戏里的刘德华动作戏很精彩，我已经很多年没在大银幕看刘德华骑摩托车了。这次机会很难得——而且，他还是在下水道里骑的飞车，据说，拍戏的下水道连坦克车都开的进去。

《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是一部非常典型的警匪动作片，视听方面的想象力充分和合理。

所谓充分，是基于年代背景对戏剧场景的充分发挥。片子里最过瘾的打斗、追车和枪火戏都发生在特殊环境。

一是火车内。

二是拥挤的九十年代莫斯科城区，还有上面说的下水道奇观。

最超出预料的是交易战斗机的废弃的火箭基地，那场动作戏因为环境的特殊，有了武侠动作的快感。

所谓合理，说的是电影的虚构情节和动作场面都是基于真实的想象发挥。

我记得邱礼涛在某个访谈里说，他拍戏有个原则：可以有特效辅助，但最后只保留人现实中可以做到的动作。他是从90年代过来的一辈，对案子做了很多资料研究，而片子的编剧陈大明，90年代曾在俄罗斯待过。

如果不是对K3和年代细节研究到位，大概不会有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场戏：“国际换轮库”劫车大战。

什么是“国际换轮库”？

俄罗斯和蒙古国铁路轨距，比我国所采用的国际标准轨距宽85毫米。所以中俄蒙三国联运客车，出入境之前必须在二连浩特国际换轮库更换转向架，相当于给汽车更换轮距更宽的底盘。

二连浩特的国际换轮库

所以，换底盘的车库，就是“国际换轮库”。K3进了换轮库，就得停靠3小时。于是开着汽车劫火车这种动作大场面就在电影里合理地发生了。

这是警匪动作大片该有的气质，坐在电影院里看这一段视听轰炸，还是挺带劲的。

除了带劲，这段高潮戏其实也是电影里两个人物的终极对决。

不是张涵予演的警察和黄轩超级悍匪，而是两个匪：亦师亦友，既合作无间又彼此背叛，这是一组非常典型的反派双雄人物。多提一句，黄轩好像很少演反派，不得不说，他把这个悍匪角色演出变态味儿了。

你如果看得够细致，可能会和我一样，能感觉到两个人物命运其实是对时代和人性的一种折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剧变时代，社会变化，尤其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会出现新的谋生逻辑，脑子活泛，手脚勤快，胆子大的人，确实能把握机会，所谓乱世出英雄，其实是在混乱中打破惯常逻辑做事的人。

但就算世界在变，道德在变，价值观在变，人的善恶和文明都是有底线的，也都是向着秩序走，这是人类的社会本能。所以，非正常逻辑一旦不顾这个底线，就会变成强盗逻辑。

黄轩和刘德华演的两个悍匪，都是这种会弄钱弄利的乱世英雄，但最终一个要把强盗逻辑贯彻到极致，一个会因某个人性的软弱点放弃强盗逻辑——这是警匪片里最根本的人性逻辑。

你看大盗抢来抢去，欲望和金钱的流转中，强盗的情感漂浮，命和运随波流转，真是名副其实的“夺命金”啊。

至于两个人命运的结局，我当然不能说了，朋友们都去电影院看吧。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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