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籍留法学子中最早归来的就是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的张云教授，他于1926年6月启程返国。国立中山大学在韶关坪石办学时期，张云曾任校长，力邀多位海外教授回国授课。后来成为“中国核能之父”的卢鹤绂就是其中一位。

抗日战争时期在韶关坪石的教师队伍中，曾就读里昂中法大学的除了张云，还有崔载阳、虞炳烈、吴尚时、岑麒祥、叶述武、古文婕、卢干东、谭藻芬、黄巽、李慰慈、何衍璿、姚碧澄、康清桂、孙宕越等。

在坪石任教的盛成、马思聪、杨成志等人也曾留法。这一大批“坪石先生”当时既需施教学之力，部分又为行政领导。

张云、崔载阳、虞炳烈均是第一批留法学生，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还藏有张云、崔载阳的博士论文。而这一批留法学生的导师多为法国顶尖的教授，比如虞炳烈的导师是托尼·加尼埃。

托尼·加尼埃出生于里昂，是与勒·柯比西埃同时代的著名法国建筑师。他不仅是一位活跃的执业建筑师，也涉猎城市规划领域，1899年因为设计国家银行而获得“罗马大奖”（法国为鼓励艺术专业的学生而专门设立的奖项）。

加尼埃还有机会在罗马美第奇府邸研学四年，“理想城市规划理论与设计”是他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后来成为建筑大师的林克明先生也是他的门生。

1922年，林克明进入中法大学，开始追随加尼埃学习，1926年回国服务于汕头市政厅、广州市政厅，1932年成为勷勤大学（后来的广东省立勷勤工学院）首任建筑系主任。

虞炳烈在1933年7月28日回到中央大学任教，当时他在法国已经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取得颇为辉煌的业绩。

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在越南河内获知国立中山大学迁徙到粤北，遂受聘为该校建筑学院系主任。

虞炳烈的设计才华体现在坪石国立中山大学临时校园的规划和设计上。1940年，他提早介入校区的规划与设计，充分利用地方材料营造实用、低造价的校舍。

虞炳烈于1945年不幸病逝，但他培养的学生，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建筑界的骨干。比如当时协助他完成坪石校园规划设计的学生杨卓成，后来成为中国台湾的杰出建筑师，中正纪念堂、士林官邸均出自杨卓成之手。

从虞、林两位华南建筑大家求学的经历来看，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与加尼埃的设计思想应该有内在的脉络关系。

岭南地理学研究为何独树一帜

吴尚时到中法大学报到注册的时间是1929年9月2日，返国的时间是1934年7月13日。1935年吴尚时与李慰慈女士成婚。

李慰慈也是与吴先生同批赴法的，她于1929年10月12日在中法大学注册，1933年8月11日离开，其间学习美术。回国后她曾出版《实用色彩学》，后在广州外语学院任法语教授。

吴尚时在中法大学逗留的时间很短。他在中国学习的是英语专业，进入里昂大学时他学习的是地理学，老师是里安德烈·阿利克斯。吴尚时于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1932年他又赴格勒诺布尔，师从著名的法国地理学家布朗夏布。

安德烈·阿利克斯正是布朗夏布的学生，依此判断吴尚时应该是由他推荐给布朗夏布教授的。

布朗夏布师从于维达尔·白兰士。维达尔·白兰士是法国地理学家、法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他1866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曾先后在南锡大学（1872-1877）、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77-1898）和巴黎大学（1898-1918）担任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研究，研究自然与人文的空间关系。

白兰士把每一个地方的“区域”独特景观与生活方式视为或关注为“人类与其自然环境在各个（通常是长时段的）历史时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他的区域地理学概念，极大地巩固了20世纪上半叶实践于西方世界的地理学（详见：[英]阿兰·R·H·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商务印书馆2008年出版）。

他还长期任教，培养了许多地理学人才，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地理学派。布朗夏布就是其中之一。

布朗夏布任教的格朗劳布大学设立的“高山地理研究所”，从1907年一直运转到2017年。该研究所最初就设在一座16世纪的古堡中，2010年因设施陈旧才换到了新校区。

布朗夏布是一位登山家，早期研究重点在一些低地国家，毕业研究论文写的就是佛兰芒地区地理。布朗夏布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加拿大进行地理研究，赴加拿大魁北克进行野外调查共有50次之多，并在1947年于蒙特利尔大学设立研究院，因此他被称为“魁北克地理之父”。

吴尚时得布朗夏布等名师真传，回国后在粤北坪石的教学期间，他带领助教曾昭璇、何大章、罗兴华等穿越在岭南各山脉中研学。这种勤于野外调查的学风，便应是师从布朗夏布的研学精神。

吴尚时的理论与实践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红色岩系”“珠江三角洲”“乐昌峡”等考察成果颇具世界水准。

他曾与曾纪经先生在坪石翻译美国地理学家G·B·葛德石的《中国之地理基础》，可惜最后并未出版。在国内，他还将在里昂的野外调查《法国里昂金山黄土之变硬》公开发表。可惜他英年早逝，于1947年因病离世。

比吴尚时晚一年、于1930年留法的地理学教授孙宕越，则结合国情和专业特点，出版了《我国战场军事地理研究方法》，1939年又与徐俊鸣合著《国防地理学》。孙教授在中法大学留下的注册时间是1930年9月28日，1934年7月13日离开。

吴、孙两位对当时国立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学术定位和研究路线，奠定了不可忽视的雄厚基础。岭南地理学研究由此独树一帜。

现存名单中约有三成中国留学生为广东籍

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在结束中法大学的学习时，一般会留下书籍赠予校方。当时的中法大学图书馆，也曾专门订购中国书籍和杂志，可查的共有425种中文期刊，超过10000册书籍。

这些资料现由里昂市立图书馆专设中文部馆藏。在这些图书、杂志中，有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学报，有当时广州出版的杂志（如《妇女杂志》《华侨战士》《南风》等），还有一批抗战杂志（如《抗日战讯》）等。

而在留存下来的中法大学473名中国学生名单中，广东籍的就有160多位。

在1921年第一批入学的学生中，广东籍的有76人。

第一位报名的为广东籍女生黄式坤。其丈夫袁振英同为1921年赴法留学的学生，于1920年在上海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哥哥黄谦益则参与了广州珠江桥的设计。

粤籍留法学生回国后，不仅留粤，也奔向西南大后方。如广东人王士魁曾赴云南大学，1948年任教务长。

这一批人中，最后离开法国的也是广东人邓子若，他于1950年归国，在世界和平协会任翻译，1956年随中国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返程中飞机在瑞士与西德边界失事，不幸身亡。

来自法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礼遇

从坪石的古祠，追溯至欧洲的古堡，百年留法的日子值得纪念。法国里昂被选为中法大学所在地是有历史渊源和当时的特定背景等原因的。

时任里昂市长对中国文化也非常尊重。

里昂中法大学计划得以实现，有两位政治人物至关重要：一是莫里斯·穆泰，是一位殖民地管理专家；另一位就是在1905年-1940年任里昂市长的爱德华·赫里欧。他是支持中法大学开办的重要法国政要。

赫里欧在二战期间曾因反对维希政府而被流放，除了这个时期之外，他一直长期担任里昂市长，直至逝世，其间他还出任过法国总理。中法大学在法国能够从1921年运转到1946年，与赫里欧在位时的政治地位稳定不无关系。

赫里欧办公的市政厅应该是中国留学生常来办事的地方。这座市政厅建于公元1645年至公元1651年，其建筑风格有浓厚的时代印记，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建筑主立面上的路易十四骑马的浮雕肖像曾被取下，后来又被重新安装上。

中国留学生在20世纪来到这里时，里昂的经济和城市建设已经相当发达。城市中心有两大广场分别称为“沃土广场”和“喜剧广场”，1831年建成的里昂歌剧院也远近驰名。

19世纪末，里昂有约20万名丝绸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产品主要出口北美、英国，部分输入印度、中国。

里昂的城徽是蓝色的部首横带加上金色的三朵百合花，下半部分采用红色盾面与白色狮子作为寓意物——公元1320年，百合花出现在部首横带上象征着皇权的保护，意味着法国国王对城市地位的认可。

这是个“一语双关”的城徽，狮子与里昂的发音正好吻合。原来的狮子还有持剑，20世纪初市政厅决定去掉兵器。1819年城徽还曾用星星代替百合花，但20世纪初里昂市政局又决定恢复百合花。唯有狮子的形象历经600余年不变。

百年前，中国留法学生除了与里昂关系密切，还与另一座法国城市蒙达尔纪渊源颇深。蒙达尔纪市位于法国中央——卢瓦尔山谷大区，距离巴黎110公里，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最多的城市之一。

李石曾、蔡培炎等留学先驱最早来到这里，周恩来、邓小平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也曾在这座城市中生活过。现在蒙达尔纪市还设立有一块路牌，纪念中法留学生先驱李石曾，路牌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时光荏苒，里昂中法大学对于中法文化教育交流所起的历史作用得到越来越多世人公认。在万里之外，广东韶关坪石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也在积极建设中，日益受到海内外大众的关注。

广州与里昂是友好城市。我们在此时回顾国人留法百年历史，必将扩大学术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持续增进中法文化交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感谢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里昂领事馆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南粤古驿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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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谢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