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18日，静海县曹寺公社酱庄生产队队员奋发图强战胜灾荒。图为编筐。 孙顺堂 摄

1960年，全国又发生近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北方持续大旱，有些地区三四百天不下雨，山东、河南境内黄河等河流长期断流；东部沿海省区却暴雨频繁，洪水泛滥。5个月内，东南部沿海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面积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那一年，全国受灾总面积高达6546万公顷。

1959年11月27日，参加“粮食食用增量法”现场会议的各单位的负责人和炊事员参观用“粮食食用增产法”做成的各种食品。 孙顺堂 摄

1959年11月27日，“粮食食用增量法”现场会议上用此法做成的馒头、花卷、玉米面窝头、玉米面饼。 孙顺堂 摄

1960年5月14日，泊镇公社社员使用自流灌溉系统浇小麦，该公社历年修建的水利设施在抗旱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毕东 摄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1960年的低水平又减产了50%。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河北、山东部分地区水情百年未遇，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直到9月，山东聊城、河北沧州仍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与此同时，东北松花江流域也因洪水泛滥，7万公顷农田绝收。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和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洪水淹没180万公顷农田，死亡人数和损失都超过往年。

1960年7月26日，二合里食堂用先进的“增量法”做出的饭比用老办法多得多。 孙顺堂 摄

1960年7月26日，二合里食堂采用先进的“增量法”用同量的粮食做出的饭比用老办法多得多，这是用两种办法以等量的面粉做出的馒头的对比。 孙顺堂 摄

1960年9月27日，用薯类粉制作的点心。 毕东 摄

一连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全国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灾情最重，减产378亿公斤。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天灾面前通常是束手无策，而催偿的巨额外债又是雪上加霜。为还债，当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当时新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已严重缺粮的情况下，1959年全国出口粮食征购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值，1960年全国出口粮征购量也有26.5亿公斤。来自国外的经济压力，让灾情进一步雪上加霜。

1960年11月17日，河北区粮食零售公司医院粮店门市部的售货员深入福星里，挨门挨户地帮助居民算细账，制定用粮计划，推动社会节约。 孙顺堂 摄

1960年11月17日，群众的“好管家”宝鸡道粮店售货员把粮食送到居民家去，并帮助居民做好用粮计划。 马英 摄

1960年11月28日，烧锅胡同公共食堂炊事员精打细算用料，不浪费一点菜。 关平 摄

1960年12月26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红旗单位蓟县溵溜粮站用甘薯制作淀粉，剩下的渣子喂猪，当年交售给国家一百五十二头肥猪。 毕东 摄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大办供给制公共食堂。当时，一个响亮的口号“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喊遍大江南北，然而事实却是，“放开肚皮吃饭”后，却没有“鼓足干劲生产”。结果反倒造成巨大的粮食浪费。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考察时得知这一情况，提出“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那样放开肚皮吃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这种“放开肚皮吃饭”的现象随即被控制。

1961年2月2日，大王庄粮库职工十分珍惜粮食，在装卸粮食发现破包随时缝补，避免损失，并定期测温化验，防止粮食霉坏。 毕东 摄

1961年12月15日，大直沽仓库职工加强新粮保管，开展粮仓普查互查工作。 张莲壁 摄

1961年12月19日，天津市兴业电动工具厂职工加紧生产电机，提前超额完成支援农业抗旱的生产任务。张连璧 摄

同样是在1958年，在当时的时髦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影响下国务院在1959年粮食生产计划中做出了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安排，与1958年相比，总播种面积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20%，即减少1亿1千万亩。如此盲目地大规模缩减粮食播种面积，自然也给日后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多种因素共同叠加作用的结果，但乐观积极的中国人民，依靠勤劳与智慧，顽强的度过了那段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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