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

3月13日 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决定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1983年

3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万人大会，隆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1985年

3月1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2015年

3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重要论述

1945年3月13日

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提出解决中国战后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他还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1949年3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总结共分十个问题。其中，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时指出：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谈到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应当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要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

谈到人民代表会议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时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这次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在全会上的总结的第二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978年3月13日

邓小平在会见索马里新闻代表团时，介绍中国的国情说：国际上都说我们是一个大国，苏联甚至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大，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只能算是一个小国。就是到有六千万吨钢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一个弱国。按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美国的人均水平，我们应当有几亿吨钢。你说强什么呀？所以说，牛皮不能吹大了。当然，到有六千万吨钢的时候，总比现在好得多了。人口多、国家大，有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

2016年3月13日

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战斗力标准，下大气力抓理论创新、抓科技创新、抓科学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实践创新，以重点突破带动和推进全面创新，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他指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科学理论作指导。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开阔视野又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既开动脑筋又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新，加快形成具有时代性、引领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为强军兴军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历史瞬间

◆1949年3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百年先锋

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和杰出组织者——林育南

林育南，1898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1917年10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0年9月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5月起，林育南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武汉执行委员会委员、武汉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他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1922年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争。

1923年6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1925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1925年7月起任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秘书长。1926年9月起任中共湖北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月，他参与主持召开湖北省总工会一大，任大会秘书长，被选为湖北省总工会宣传主任。1927年4月至5月，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6月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北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9年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他继续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林育南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同何孟雄、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1931年2月7日，林育南与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人民网党史频道、《党史博览》杂志官网

编辑：李齐

审核：魏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