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初，“生苗”就可能相当多，故郭子章说“生苗多而熟苗寡。”

历史上被中央封建王朝视为主要“生苗”区的，主要有两大块，即 川黔湘边界的腊尔山区和 黔东的雷公山区。

此外，还有一些“生苗”分布在其他地区。比如魏源《圣武记》卷7记载：“广顺、定番、镇宁诸边”，就有“生苗”680余寨。特别是望谟、紫云、贞丰、罗甸交界的大小麻山，是一块较大的“生苗”区。又比如湘、黔、桂交界一带的苗族，明朝和清初也是未归入“版籍”的“生苗”区。

湘、黔、渝边界的腊尔山“生苗”区

是 三苗时期尧舜“放罐兜于崇山”的那一支的后裔，春秋战国时是楚国的主体居民，秦灭楚后逐步西移，从而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

这一地区的苗族，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称为“腊尔山苗”；又因处于“上六里”和铜仁府境内，又常被称为 “上六里苗”和 “铜仁苗”。

以服饰为区别，又称这一带的苗族为 “红苗”。

从史籍上看，自明初开始，腊尔山红苗聚居区即被视为“生苗”区。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和宣德年间，多次称箪子坪和铜仁府内答意、治古一带的苗族为“生苗”。明万历开间户部侍郎杨嗣昌奏称：“今川、湖、贵三省除土司外，别有无主生苗，如所称红苗。”

《大清一统志·镇远府》载：“生苗，在施秉县，与铜仁府红苗为一类，有吴、龙、石、麻、田姓。”《平苗记》载：“楚、黔、蜀万山之交，皆苗也。种类不一，曰红苗，以其衣带尚红也。曰生苗，以其强悍不通声教，且别于熟苗也。”

《神宗万历实录》又载：“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种类殆得十万。”明万历年间，由西南五寨司地经箪子坪司、镇溪所，东北至保靖司境，半环这一地区筑有一道“边墙”，又称“南长城”。

以“边墙”即“南长城”为界，“边墙”之外的苗族属“生苗”，“边墙”之内的苗族属“熟苗”。清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载：“考苗疆边墙旧址，自亭子关(五寨司地，今凤凰县西)起，东北绕浪中江至盛华哨，过长坪……绕乾州城、镇溪所，又西北至良章营、喜鹊营(保靖司地，今保靖县东南)止。边墙以外者为生苗，边墙内间有与民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与内地人民无异，则熟苗也。”

至明末清初，川、黔、湘边界的苗族，仍被视为“生苗”，弃之于“外化”。清方显《辨苗纪略》载：“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由此可见，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的“生苗”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

黔东的雷公山“生苗”区

是三苗时期尧舜“叛入南海”的那一支的后裔，春秋战国时发展是楚国的主体居民，秦灭楚后，从长江中下游溯河西迁，主要经过都柳江而进入黔东南，逐渐形成以雷公山脉为中心的另一个苗族主要聚居区。

明清时期，雷公山苗族聚居区，也被朝庭视为最主要的“生苗”区。以服饰上划分，这一地区的苗族主要属“黑苗”。“黑苗”中又有所区别，因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黑山苗”、“黑脚苗”、“楼居黑苗”、“九股苗”、“紫姜苗”、“夭苗”、“短裙苗”等。李宗坊《黔记》载：“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等处，种类甚繁，习俗各殊，衣皆尚黑。”乾隆《贵州通志》(卷7)载：“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为熟，无管者为生苗，衣服皆尚黑，故曰黑苗。”

石朝江·主编

《上古的记忆：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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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黑苗，一名生苗，以黎平、都匀二府为中心，而延至贵州之东南部。”“台拱，昔为生苗巢穴。苗族以九股苗为最著，生齿繁盛，近丹江者曰上九股，近施秉者曰下九股，寨密人稠。”

魏源《西南夷改流记》说：“镇远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居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窟。”

《雷山县志》有如下记载：“雷山县所辖地域春秋时为牂牁、且兰两国间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属象郡且兰县；西汉为且兰、毋敛两县间地；东汉属毋敛县；隋属 郡宾化县。唐贞观3年(629年)，以东谢首领谢元琛地置应州，雷山属罗恭县；五代迄宋，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代属新添葛蛮安抚司；明代无建置，称‘管外苗族地区’，直至清初，均为苗族内部自理，称‘自然地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雷公山这块黑苗“生苗”区，即苗族内部自理“自然地方”， 大致是东起黎平界，西至都匀，北达施秉、镇远界，南抵榕江，处于清水江和都柳江之间，以雷公山脉为中心。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应包括台江(原台拱)、剑河(原清江)、雷山(原丹江)、丹寨(原八寨)、榕江(原古州)和凯里等县市。

为了征服和控制“生苗”区，明朝曾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

如对腊尔山区的“生苗”，魏源《圣武记》载：“宣德6年，腊尔苗叛，都督肖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土兵12000人讨平之。班师后随叛。诏授等各戴罪进剿，乃冒署夜驰，直捣苗巢，掩杀过半。”

嘉靖年间，腊尔山苗民起义，明朝先后派万镗、张岳，统领大军进行残酷镇压。明田英产《平苗议》载：“经大举，计擒斩及冻饿身死者，已洗除过半。其先擒后纵并逃脱复业之苗，不过十之二、三。”

对雷公山区的“生苗”，《明史·土司传》载：“洪武22年，都督何福奏讨都匀叛苗，斩4700余级，擒获6390余人，收降寨洞152处。” 明侯加地《苗缴纪事》载：成化20年，“烂泥苗龙洛道称王，声言犯都匀、清平诸卫……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80000余人，巡抚邓延瓒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往征之”，“令熟苗诈降，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110寨。”

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征讨，虽能取得一时成功，但最终未能完全达到全面控制“生苗”的目的。 这就迫使朝庭不得不默认这两个“生苗”的自主自立状态。朝庭对“生苗”区采取的政策：

第一、军事封锁和隔离

明朝统治者在每次较大的军事征讨之后，均注意选择要地，于“生苗”区沿边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这就逐步形成了对“生苗”区的军事封锁线，“生苗”被圈锢和隔离起来。

这种情况在腊尔山“生苗”区，最为典型。据《明太宗永乐实录》记载：早在永乐3年(1405年)，湖广都指挥谢凤即以“答意等五寨生苗”，“出没劫掠”为由，奏请朝庭“于要害之地，筑堡屯兵以御之。”又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永德年间，肖授在镇压“腊尔山苗”时，乌罗知府疏言：“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箪子坪长官吴毕郎等共为乱，招抚不从。缘其地与镇溪、酉阳诸蛮接境，恐相煽为乱。请调官土军分据要害，绝其粮道，且捕且抚。事平之后，宜置卫所巡司以守之。”

于是，肖授乃筑湾溪等24堡，“留官兵7800人”，“环其地守之”，从而对腊尔山“生苗”形成圈围之势。

据严如煜《关隘说》记载：明嘉靖年间，张岳在镇压腊尔山地区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有三，各哨以土兵仡蛮数百人，复召募打手数十人戍守。这13哨所为：镇溪、乾州、铜信、水塘、水田、小坡、石羊、清溪、永安、五寨、河口、强虎、箪子。以后又陆续增设盘石营、正大营、凤凰营、箭塘营、镇靖营、振武营、喜鹊营以及华盛、王会、长宜等哨所。

从营、所分布的位置来看，大致是围绕腊尔山沿边，由西至东至南而北，即从现在的贵州铜仁、松桃、镇远，经凤凰以南至麻阳，凤凰东北至吉首、古丈和保靖，构成一个弧形防线，从而形成了对腊尔山“生苗”区的包围圈。 更有甚者，湖广参政刘复一，奏请朝庭修筑“边墙”，人为地将腊尔山区的“生苗”同“熟苗”区和汉人区隔离起来。

奏文称：“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所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300余里。”这条边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南长城”，正是建筑在由上述各营哨所构成的弧形线上。边墙内为“熟民”，边墙外为“生苗”。

雷公山“生苗”区，明王朝多次用征剿，均未能使这一地区的“生苗”归于“王化”，也不得不采取军事封锁和隔离政策。

《明英宗正统实录》载：“正统12年(1447年)，巡按御史虞祯奏：‘贵州蛮贼出没，抚之不从，捕之不得，若非设策，难以控制。臣观清水江等处，峭壁层崖，仅通一径出入，彼得恃险为恶。若将江外出口尽行闭塞，江内山口并津渡俱设关堡，屯兵守卫，又择寨长有才干者为办事官，庶毋疏虞。’从之。”

清水江为雷公山苗族出入的通道，明宣德、正统年间，在清水江和雷公山“生苗”区沿边的镇远、施秉、邛水等县司境修堡设屯，以封锁和控制“生苗”出入，阻断他们同外界联系。

嘉靖《贵州通志·经略志》又载明成化年间镇远知府周瑛奏：“所属邛水、施秉等司县与……生苗接踵”，“施秉县旧有岑麓等四堡……正统十四年苗民猖獗，将各堡焚毁”，故请“恢复”；又“苗东入则由邛水，西入则由施秉……分兵守边……屯聚人马……非策之善也。”按他的建议，“摘拨人马或二千或三千，就于邛水荡洞或得民处驻扎，分屯要害……挟其咽喉，而制之命。”

第二、用沿边土司进行防范

明王朝所设置的大小土司，有不少是在围绕“生苗”区的沿边地带。腊尔山“生苗”区周边有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酉阳宣抚司、五寨长官司、箪子坪长官司、平茶长官司、石耶长官司、邑梅长官司、平头长官司、乌罗长官司、省溪长官司、铜仁长官司等；雷公山“生苗”区周边有凯里安抚司、八寨安抚司、古州长官司、偏桥长官司、烂土长官史、施秉蛮夷长官司、赤溪楠洞长官司、金容金达蛮夷司等。

朝廷赋予这些土司的任务，一是直接统治管理领地内“归顺”的各民族，二是对“生苗”区则负有钳制和防范的责任。同治《保靖县志》就载：“明代土司最重，盖借以防苗也。”

朝廷利用土司对“生苗”区的这种防范作用，据伍新福先生研究，永顺、保靖等大土司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具体职责有三：

一是所谓“担承”。即朝廷责成土司负责绥靖“生苗”区一定地域的苗民，凡这一地域出事，由负有“担承”责任的土司处置。据《永顺县志》记载：“土司有担承苗疆之责。辰州西南一带，苗有镇、悍之分，恃强负固，已非一日，朝廷兵威在所不惧，惟畏永、保土兵。”并且“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

二是所谓“贴防”。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均下设舍把、土目，带领一定数量的土兵，长期驻扎在“生苗”区沿边的险要营哨，就地防范和弹压邻近苗寨。比如永顺宣慰司置舍把2员，头目10人，带兵150名“贴防”永安哨(今凤凰县西)。又置舍把2员，头目10人，带兵150人“贴防”强虎哨(今凤凰县东北)。除固定“贴防”外，还另有临时“防守”义务。

三是“助剿”。当发生较大规模的苗民“暴乱”时，朝廷派官兵镇压，各土司必须听调率土兵“助剿”。据《古丈厅志》(卷16)记载：明嘉靖年间“镇箪红苗”起义时，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奉调“征镇箪”，“其子守忠亦报家丁土兵500名从征。”

第三、置卫所屯兵，进行钳制和镇压

土司的“防苗”作用必竟是有限的，加之，不少土司土官，一方面倚仗自己的势力，“平时不无虐苗情事。”

往往成为引起苗民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常“以窝苗为利薮。”甚至有的“窝苗诱叛”，同苗民里应外合，乘机渔利。

鉴于这种情势，明朝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在“生苗”区沿边，遂广置卫所，开屯戍守，利用卫所控制土司，同时加强对苗民的弹压。

在腊尔山“生苗”区，早在洪武年间，明朝就派军事力量深入“生苗”区腹地，建置崇山卫(今花垣县地)，以杨仲名为指挥佥事，“督将士屯田。”又置镇溪千户所。“割沪溪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常德卫。置正千户二员，副千户二员，相兼管事。”正德年间，又“添设守备，镇乾州兼制土官。”

明朝统治者先后在腊尔山“生苗”沿边设置了九溪卫(今湖南慈利县境)、永定卫(今湘西大庸市)、辰州卫(今湖南沅陵县)、沅州卫(今湖南芷江县)、安福千户所(今湖西桑植县境)等。新置卫所在永顺、保靖土司外围又组成一条防线。它们一方面控制永、保等土司，另一方面随时可对“生苗”区采取军事行动，进行钳制和弹压。

在雷公山“生苗”区，明朝一开始就在贵州境内广泛推行卫所屯田制度，把大批官兵和汉人，从内地迁来开屯戎守。洪武1年(1368年)，朱元璋就于邻近“生苗”的清水江下游镇远地区，建筑了清浪、梅溪、相见和柳塘4堡。接着又在清水江上游建柳霁寨和台拱寨，驻军戍守。洪武年间，明将汤和、周德兴、唐胜宗等又分别在铜鼓(今锦屏)、思州、黄平、镇远等地实行“屯田定边。”

这些卫又各辖若干千户所、百户所和堡。所有这些众多的卫所、堡寨，同邻近的大小土司犬牙交错，形成一个对雷公山“生苗”区进行防范、钳制和弹压的军事网络和包围圈。

在明王朝统治的276年间(公元1368—1644年)，在两大“生苗区”，也是苗族的两大聚居区，虽然也发生少数苗民的反抗与斗争，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与斗争。

苗族人民心地质朴，他们只要求最简单的 安居与乐业，自耕自食、自织而衣，只要不是官兵逼得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他们乐见自己的农耕或游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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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石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