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债的结果是油料商人破产，拿不回钱来，沈玄庐自掏一笔钱付给受骗的六户农民。

“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的田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务农之人）自己的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沈玄庐对前来取钱的农民们讲。

早在1916年浙江省议会成立时，作为议长的沈玄庐曾将家里农田分送给佃户，实行“耕者有其田”，他自己也下田耕作，并要求其他地主为农户实行二五减租。

志同道合

创办刊物参与建党

李成虎等农民当时并不知道沈玄庐的深意，此时的沈玄庐也非农民心中的“好人”那么简单。

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寓居沪上的沈玄庐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

1919年到1920年，沈玄庐在上海与戴季陶等创办了《星期评论》。

沈玄庐不仅担负起杂志的大部分经营事务，还为杂志撰写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诗、文。这份杂志经营得有声有色，在当时与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并称“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在业务之外，这份杂志的参与者有着密切私人关系：沈玄庐、戴季陶、施存统和陈望道是同乡，戴季陶是沈玄庐最亲密的朋友，俞秀松是沈玄庐最亲密的学生。

杂志社办公室里弥漫着平等而积极向上的气氛。

参与者杨之华曾回忆说，杂志社里大家之间直呼其名，相互分担任务，女子都剪了头发，留着平头。大家都在办公室里住宿，理想主义者络绎不绝来到这里讨论和争辩中国的前途。他们的中心，正是沈玄庐。

沈玄庐善饮酒而且学问广博，声音洪亮，能言善辩，演讲极富说服力和煽动性,青年人多为之倾倒。

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创建共产党组织，并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的编辑部兼陈独秀的寓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成了一个倾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场所。

这一年，共产国际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并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与维经斯基会面的上海小组7人中，6个人是《星期评论》的撰稿人和编辑，其中便包括沈玄庐。

此后，沈玄庐参加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上海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

沈玄庐和孙中山合影。

英雄主义

带头“革自己的命”

当1921年农民李成虎找上门时，已从上海回到浙江萧山老家的沈玄庐，正与朋友和学生们聚集在衙前镇，渴望在乡村开展一场变革。

沈玄庐来自农村，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农民革命颇为重视。

1921年5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萧山当地地主和米商趁机将每石米价从10元哄抬到13元。

沈玄庐鼓励农民们联合起来和米行对抗。

他说：“一根麻杆容易折，一捆麻杆就折不断。”这个流传千百年的简单道理，从沈玄庐口中说出，令农民们格外信服。

李成虎在聚集起来的农民群众面前，“哗啦”一声，解下系在身上的大围身，缚在扁担上当做旗帜，带领愤怒的群众进发米行。

沿途饥民纷纷追随，也把围身缚在扁担、竹杠上当旗帜，呼呼啦啦，队伍越来越大，声势越来越壮，连续打掉了那一带哄抬粮价的米店，迫使米商恢复原价。

西小江是流经萧、绍两县的界河，河阔水深，盛产鱼虾，但养鱼权却长期被绍兴县的官绅把持。衙前农民决心夺回公河养鱼权。

沈玄庐把农民们和绍兴知县都请到家里谈判，帮农民们争取到在当地西小江里养鱼的权利。

上述一系列事件，奠定了沈玄庐在当地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他还主动带头“革自己的命”，重孙沈红卫讲述了一个代代传下来的故事：沈玄庐自己一早摇船出去收租，晚上非但没收回租子，倒是自己还贴了钱给困难的租户。

这种反叛精神，英雄主义作风以及散尽家财的豪爽性格，成为沈玄庐最显眼的标签。

抓住时机

成立衙前农民协会

农民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后，沈玄庐提出更激进的主张。

1921年8月19日，沈玄庐在浙江萧山龛山东蓍草庵戏台上的讲演题目中，提出“谁是你底(的)朋友”。

据记载者形容，“当时听者，拥挤不堪，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听了他的话，如见天日，这是因为他极力模仿那地方的土话，说出很明白的利害来，句句话都被农民工人听懂了。”

与沈家相隔一条窄窄的运河的东岳庙里，沈玄庐头戴当地流行的毡帽，身着农民的短衫，操着当地的方言发表演讲，鼓励农民们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

1921年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成立。

《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宣言“本会与田主立于对抗地位”，提出“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等主张。

一位衙前街头的老秀才，有板有眼地把沈玄庐撰写的宣言和章程，读给围观的农民们听。

“大地敞着胸襟，欢迎我们下锄头铁耙造就锦绣，人人生活在这锦绣堆中，全仗农民的气力。”

这是篇足以放入中学教科书的优美散文诗，赚取了众多农民们泪水与欢笑。

在萧山的党史研究学者朱淼水看来，沈玄庐是个“英雄主义者”，“喜欢出风头、当领袖”，“有强烈的治理欲”。

这并不是沈玄庐第一次在他领导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他的浪漫与英雄主义。

1910年前后，他曾只身闯入一个名为“中华民国学生军团”的组织，在任何人都不认识不了解他的情况下，凭借出色的演讲和慷慨解囊，竞选成为团长。

这位团长发给团员们两朵白兰花和两枚青果道，“这白兰花是自由之花，愿它开满全国，这青果是满清的结果，愿它永不再生。”沈玄庐言毕，台下顿时掌声雷动，泪花齐飞。

遭受打击

乌托邦梦想破灭

沈玄庐试着领导农民们在衙前建立他理想中的乌托邦，希望通过地方建设渐次实现国家重建和广泛的社会平等目标。

农协成立的同时，衙前农村小学开学，也在沈玄庐家右边的宅院开办的。

除了吸收农民子弟入学，学校还设立了一个成人班，当地老人称之为“农民讲习所”，利用雨雪天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道理。

衙前农民协会像一把烈火迅速燃遍百里平原，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里，萧山、绍兴和上虞3县的80多个乡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10多万贫苦农民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

地主豪绅和反动官吏极为惊恐，他们控告沈玄庐“提倡共产”，“以共产主义煽惑愚众”，要求给予“严惩”。反动的军阀派出大批军警围剿农民协会。

这场以抗租为主题的农民运动，最终因为大地主和当局的镇压而失败。

沈玄庐在农民运动失败时的表现一直是个谜团，他在运动发展起来后没有再参与指导农民，而是选择到省城杭州，在议会上呼吁将农民的减租要求合法化。

“沈根本是倡导改良的，他从未考虑过农民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他只是希望在当时体制下为农民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政治主张的不同，是他后来叛党的重要原因。”朱淼水说。

尽管沈玄庐高喊“以天下解放为己任”，但生活上却始终是封建地主式，妻妾成群，生活腐化，受到党组织的严肃批评。沈玄庐对党组织产生了怨恨。

1925年，中共四大，作为代表出席的沈玄庐，在会上反对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声言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全面服从国民党。此后，沈玄庐又发表许多违背四大路线的反动言论等。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沈玄庐的党籍。随后，沈玄庐成为国民党右派，参加了以反共著称的“西山会议派”，并参与杀害中共党员的“清党”运动。

在这次“清党”活动中，沈玄庐竭力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并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各地收缴枪支，查封革命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浙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感化”共产党人，他拨出款项，网罗反共人士，建立起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浙江反省院，并亲任院长。这时，沈玄庐已经从一个对中共建党有贡献的人，蜕变成彻头彻尾的反共急先锋。

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党的组织秘密转入地下。但是，由于沈玄庐曾在中共党内担任职务，对中共浙江党内的情况和中共党员的分布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在国民党特务的大肆搜捕中，中共浙江党组织的秘密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遭到捕杀。据有关资料，沈玄庐担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党员被杀害。原来生气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沈玄庐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

1928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沈玄庐见势不妙，无奈中回到浙江萧山衙前，在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下，一面撰写《防共方案》，陈述自己反共反革命立场，一面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沈玄庐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沈玄庐在赴莫干山会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枪杀。据徐梅坤《九旬忆旧》记载：“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玄庐。”这个曾经“舍小家，为大家”的共产党创始人，因背叛革命，最终落得个可悲而又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