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书名为《我亦是行人》，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周芳：和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同一个意味的，是李白所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这里面蕴含的是惆怅，也是豁达；是挣扎，也是接纳，是在历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无眠之夜后，对生命的深情拥抱。面对生命这一列单向火车，这一场再也不能回头的旅程，我们何去何从。你、我、他，所有的人都只是人生逆旅中的匆匆过客。当我在书写一个猝死在麻将场老人的疾病时，也是在书写我的病、我的老，和我必然要到来的死。再往里说，归咎到底，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在写这部短篇集时，我看到了无数个我。他们活过的岁月，都是我们活过的，或是必将活过的。

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携走在人间路上，值得。

山西晚报：这部书一共收录了九个故事，讲述了九个人的人生，这九个人的故事彼此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差异？

周芳：相似之处在于人物彼此之间是有勾连的，或是有着血缘上的亲缘关系，或是生活中有着密切联系的接触者，如大舅李中焕、小学数学老师夏明圣、同学夏梅梅，这些人整体地构成一个熟人社会。在地理空间上，他们往复地出现在我笔下的林下村。在命运走向中，他们彼此穿织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他，既相亲相爱，也相生相克。恩恩怨怨，无了无休。

差异性体现在“死亡”情状各不相同，有的死于疾患，有的死于意外，有的好似死于自我了断。因为死之不同，故而，由死溯生的生命故事也各具特质，打上了人物鲜明的个人印记。每个人物都裹挟着各自独特的血肉气息而来，《色色王传奇》中的王爹爹，每日混迹于麻将馆，花言色语聊逗婆婆们，每每招来她们的唾骂，他却享受这种快活。然而，在这“色”之下，是他对青梅竹马的欧阳婆婆几十年的痴情痴守。

山西晚报：人物取材的标准是什么呢？

周芳：九个人的标准那便是他们用心地活过，他们对生活有过热望，有过情义。他们或许终其一生庸常无为，沉默如草芥，用所谓的“成功学”来界定他们，他们就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卑微中也有高贵，孤寒中也有热烈。死亡封了他们的口，我写下他们，给沉默者以尊严。

九个人物的命运遭际都有普世性

山西晚报：这本书里有大量丰富的生活细节、闲言蜚语，您是如何挖掘这些的？

周芳：这些细节一部分来源我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如家庭记忆，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医院的医护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如我对夕阳红麻将馆各种场景，以及对各色人物和对话的体察。麻将馆是个特殊之处，它本身是各种信息的传播之地，滚动着社会各种动态的舆情讯息，每天到这里来的爹爹婆婆，“嚼嚼婆”“乌龟刘”“满月嫂”人人都有大篇的人生故事，在这里上演的都是流动着的人间大戏。

还有一些细节，它除了借助某些可靠经验，还需要有生命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如在《父亲们的管子》中对几位插上导尿管老人的描写。有了同理心、同情心，眼睛看到的一小点儿，耳朵听到的一小点儿，都会生发出去，唤起读者感受和体验层面的印象和记忆。

山西晚报：这部作品和您之前的《在精神病院》《重症监护室》有何不同？

周芳：首先从领域和视野方面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文本指涉特殊空间、特殊人群，而《我亦是行人》走向了周遭世界、普通你我，从生死一刻扩大到了死者的一生，从我的病人到我的亲人、熟人，到芸芸众生，领域有了拓展，视野在放宽。虽然说文本中只写了九个人物、九种命运，但这些命运遭际更有普世性。

其次，从艺术表现手法和阅读感受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主观性话语比较强，以“我”在场直面生死，更多书写了疾病与死亡的大波大折，刻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的悲痛挣扎，给人沉重感。《我亦是行人》中，尽管死亡依然是文本人物或故事贯通的主题，但更富有小说色彩，“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了，还给人物自足生长的空间。行文基调上，追求举重若轻之感，平静、淡然，甚至有些诙谐、调侃。把疾病痛苦死亡铺陈在日常的、恒态的生活中，写出的烟火味道，而非大悲大痛。读来大概也会有笑中含泪、泪中带笑之感吧。

山西晚报：写生死却有着诙谐，两种看似相反的笔触您是如何揉合到一起的？

周芳：单纯的死亡书写，难免沉重与压抑。我在《重症监护室》书写里已经实践过。那里将“死亡”钉住，钉在棺木上，然后拿一柄一百倍的放大镜，照它、看它，看死神锋利的镰刀和黑乌乌的斗篷。《我亦是行人》则不同，它书写的视角全然不一样，虽说主题是写死亡，但我视线投射更远的是死前命运。我写这些人物的死，更多是写他们的前世今生。所有的死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是“死”的铺陈，更有戏剧感、命运感。这本书与其说是探究“死”，不如说是在探究“生”。在“生”的层面，从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它有声有色，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如“迂腐老师”夏明圣被漂亮女同学来探看后，叫老婆拿捏住，受尽欺负，挨枕头砸，挨大舅哥说教。他死在去往更改一道题目的路上，老婆抱住他，哭一声、骂一声：“我苦命的人，我的死鬼，我叫你不去，不去，你不听。你偏要去学校，把命送了就好了啊。我的死鬼，我怎么办啦？”

“非虚构”同样是敞开式写作

山西晚报：您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瓶颈期？会用什么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

周芳：有啊，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会出现掐脖子的事。说到度过方式，我只有一个，那就是阅读。阅读生活、阅读经典，放下电脑、放下思考，脚踏实地回到生活中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睡不着，走路、跑步、做瑜伽、种菜、种花，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只有足够的松弛，才可能通达到某一条路上。而经典的阅读，不仅指文学作品经典阅读，也包括其他文艺门类的涉猎，如绘画，就像春风的手轻柔地给你抚摸和安慰，又好像潺潺流水流经某道缝隙、某条小道，给你滋养和润泽。

山西晚报：你曾经说过，面对生死，如果只是为了单纯的写作，会感到羞耻。为什么这样说？

周芳：在写《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之初，我曾进到重症室和精神病院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在体验、在暗访。实际上，每天面对那些生生死死，那些命运中的哀苦与挣扎，写作显得如此轻微，不可一说。站在他们身边，陪伴、守护，看生命一点点死里逃生，露出光亮或是坠向深谷，不再回来，才是人与人最大的关联点。

山西晚报：从《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再到《我亦是行人》，您一直都在写非虚构，为什么没有选择用小说的体裁来创作呢？虚构文学难道不是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吗？

周芳：所谓“创作自由度”在我看来，它不一定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并且凭借这份忠诚为写作伦理，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自我、对生命、对时代的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困境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

小说以强大的想象虚构空间，能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非虚构以鱼潜于水，根扎于土的姿态牢牢站定在生活这块热土上，同样能深度地表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我以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芒——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这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

当人们以为“死亡”“疾病”只是他者之事，以为能当座上客、旁观者，我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采取一种直面的在场的形式，书写我看到的、我历经的生死世界，它离不开非虚构。到了《我亦是行人》，从特殊领域延展到日常生活，我也需要在如“行人”“路人”般的芸芸众生中找到“色色王”“李中焕”这些好像是无可足道的人，写出他们一生的光泽与阴影，让他们爱过、苦过的岁月如雕刻一样纤毫毕现。

我以为“非虚构”同样是敞开式写作，在向现实的无限打开中，个人经验与现实的遇合同样爆发出最大的表现力量，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度。

山西晚报：您今后还有怎样的写作计划？

周芳：目前正在创作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为背景，书写一群生活在矿区的人们的命运。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我亦是行人》书摘

老老爹的一口气还悠着

中秋节假第二天，一屋子的人眉头皱起一个个大山包。着急呀。

他怎么还不死？

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死？

有没有一条捷径，让他快点死？

眉头上的大山包皱起一大堆。最终，大表哥、二表哥决定三套方案备选。

第一套，把憨陀小崽子关起来，让他闭紧嘴巴，不得大呼小叫。

憨陀是大表哥的孙子，也就是他的曾孙，憨陀叫他老老爹。

昨天，躺在草席上的老老爹，原本一身死寂，烟熄火熄。突然，他一阵猛烈地抽搐，大叫两声“妈，妈”，头一歪，昏死过去。守在他身边的大表哥眉头一松，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大家心底的石头也都落了。可以确定，他的气息只有那么一丝丝，很细很细了。房间里空空如也，一声气息都没有，大伙把自己心脏都按住了，不准它跳。谁知，就在这最后时刻，憨陀不晓得从哪里跑过来，一下子扑倒在老老爹身上，放声大叫：“老老爹，老老爹！”憨陀一声赶着一声地叫，被鬼魂一样催促着。

憨陀不知道被他呼叫着的这个人才是被鬼魂追着的人。他天天等着老老爹从床上爬起来，领着他从村头逛到村尾，看两只小狗咬着尾巴转圈圈，看大母鸡噗的一下飞到饭桌上。老老爹不听话，他不仅不爬起来，还从床上落到了地上。地上铺了一层暗黄色稻草，稻草上铺了层薄被子，老老爹躺在上面，像一片落叶。他看都不看憨陀一眼，他完全忘了他的心肝宝贝憨陀儿。这怎么可以呢，憨陀坚决不答应，扑在落叶身上，一声声地叫。那落叶般的人缓缓地睁开了他的眼睛。大表哥一把扯起憨陀，大吼，你莫给老子号丧，滚旁边去。大表哥又气又急，被憨陀这小子一叫，大伙期待的胜利落了空。撵开憨陀后，表哥们分析归纳，得出结论：小孩子，无知无畏，他鬼哭狼嚎，惊吓了死神。死神吓跑了，老老爹只得活回来。

老老爹死了，你想不想他呀？憨陀。村里人问。憨陀头一扬，大声说，我老老爹今天死了，明天再回来。

第二套，不让人靠近他，特别是壮汉们。这个方案历经了两次“凶险”后才总结出来。

所谓“凶险”，就是第一种方案中提及的，气息微弱，只剩下最后一丝丝线。眼看线就要断了，周围却站满了人，喂的喂温水，扯的扯被子，呼叫的呼叫。天地间，人喧马嘶的。那一丝丝线又悠了回来。

从他一个月前不能进食，准备死了，村里的父老乡亲，就陆陆续续来看望他。建筑老板二表哥买了一箱黄鹤楼香烟。来一个人看望他，二表哥就送一包香烟。上午来看了的，一包烟。下午再来看，再一包烟。二表哥有钱，有钱就要用在刀刃上。村里人来看望他的父亲，这表明他们家在村里有地位，他父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来的人越多，他们家的地位就越高。做儿子的脸上也有光，也荣耀。

二表哥结识大大小小的人物。十年间，从开一辆富康到开宝马X6，二表哥的生意越做越大，每次回村的动静弄得有声有色。村里建刘氏祠堂，办幼儿园、修路、修族谱，举凡村中大事，一切需要成功人士掏腰包的事，二表哥掏出来的钱数，人人见了，都会点头。庆典仪式上，二表哥主席台上就座，披红戴彩，高举捐款牌匾。他父亲刘中焕虽然不坐主席台，自找一个偏角处悄悄地坐了，但大伙说的话一字不漏全听进了耳朵。老辈人在啧啧地叹“中焕家的老二，还是个人物”。坐在偏角处的父亲抽着烟，心里舒坦得很。刘中焕老父亲一辈子跑过兵荒马乱，遇过旱灾水灾，苦了大半辈子，没有在人面前荣光过。如今，借后人的能耐，人前人后有面子，这算得上是二表哥的一个奋斗动力。这次，父亲要走了，二表哥场面还得撑大一点，再大一点，越大越好。一整箱烟送完了大半箱，父亲的一口气还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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