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关于杜金的所谓“分裂中国”的企图，他在访华期间坦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使他十分担心中国与美西方国家结盟，从而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然而随着日本式微，中国崛起，国际局势变化迅速也让他意识到有必要重新理解中国。

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了解到中国采用了趋利避害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佼佼者，他感叹这是了不起的中国智慧，认为俄罗斯很难做到。他也了解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囊括了俄罗斯，使得“莫斯科-北京”的合作得以可能。访华后，他成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立场显然对俄罗斯政府的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十分感谢中国之行使他学到了很多新东西，给他的思想带来许多触动，他认为俄中两国的团结一定可以挫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霸权。

杜金曾经对日本文化深有好感，认为其优雅丰富。但是在他参观了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庙宇道观等等之后，非常感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远非日本可比。杜金喜欢上海的城市建设，他认为“真正的欧洲”应该犹如上海一样，而现在的欧洲被“政治正确”折磨得不堪一击。他在几家学术和智库机构共同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历史贡献”中俄专家视频研讨会上发言时说道：“我在上海闲逛时，我看到上海比纽约还好，这里没有对不同种族的歧视，没有贩毒的人，没有任何落后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在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

杜金本人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恪守东正教教义，尊重家庭的价值，他说每天都要和家人通电话。他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听见司机在听京剧，大为震撼。他认为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巴黎，不可能有普通劳动者可以欣赏这种高雅艺术，但这在中国实现了。他和自己的孩子在电话里讨论良久，认为中国劳动者的素质非同寻常（北京的哥感动俄罗斯哲学家！）。

杜金最早对于中国的农村政策也不了解，在访学期间他了解了中国革命时期的“土改”政策，以及当下正在推行的减贫政策。杜金认为中共不同于苏共，联合农民阶级使得革命策略可以更为灵活，也更贴合实际。他认为中共的成功在于将政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裂和抛弃。

在交流中，杜金对于中国“选贤任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示了钦佩，他认为一个稳定而优秀的行政系统是国家稳定的保证。他同时表达了对于俄罗斯的担忧，因为俄罗斯缺少这样的行政系统，只有普京一人强力支撑，那么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将会如何运作？会不会落入新自由派或者经济金融寡头之手？杜金对此感到悲观。杜金非常不满俄罗斯的经济控制在寡头手里，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令他十分失望。他不认为普京采纳了他的观点，而是西方社会对于“西方化的俄罗斯”的拒绝，把普京推向了欧亚主义一边。

杜金也深深意识到中国的民族性与俄罗斯大相径庭，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热血激动，希望迅速解决问题，缺乏中国人中庸的智慧。他表示，“一国两制”这种智慧为什么无法产生在俄罗斯，可能实在是因为俄罗斯人不具备这样的传统智慧。

杜金访华期间和中国知识界有很多来往，他学习中文，称中国学者为同志，甚至明确提出中俄共同维护中亚和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主张。杜金在中国访学期间，南海范围有一些摩擦，杜金认为中国更应该放眼北方，例如西伯利亚，与俄罗斯紧密合作，经营大陆地区。

二、杜金的基本思想

杜金著作等身，已出版的书有七十多本，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项领域，代表作有《海德格尔：另一个起点的哲学》《第四政治理论》《地缘政治奠基》《Noomahia：三种逻格斯的斗争》《欧亚主义事业》等。在俄罗斯，杜金是海德格尔研究与卡尔·施密特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在他的推动下，现在俄罗斯每个高等学府都有地缘政治系。

哲学上，杜金认为西方思想是伪装成具有普遍真理与普世价值的西方民族（种族）中心主义。这种隐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普世性的陷阱。各民族应该发展合乎自身传统的哲学与价值观。对于俄罗斯民族，杜金发展了“新欧亚主义”，旨在建立独特的俄罗斯认同，在传统欧亚主义基础上，又添加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缘政治的诸多考察。新欧亚主义立足于“俄罗斯文明”，而不是“种族上的俄罗斯”，而俄罗斯文明的核心首先是东正教。

杜金在哲学上属于保守主义，其要义在于培养人民的道德情感，杜金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感情锚定在东正教的宗教情感上，以东正教团结和联合那些在俄罗斯周围的国家的民族和人民。这样一来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可以成为“多极世界理论”中的一极。我们注意到在杜金娜遇害之后，杜金在公开发言哀悼中也首先称赞自己的女儿是一个东正教徒。

“多极世界理论”旨在呼吁世界中各极力量自成一体，共同反抗美国单边霸权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秩序从双极转变为由美国霸权所主导的单极。但是除却美国主导的当代西方文明之外，还存在、并且持续发展着其他文明：

1）俄罗斯（东正教-欧亚）；

2）中国（相当统一）；

3）伊斯兰（多极和多向量）；

4）印度（尚未作为独立极点行事）；

5）拉丁美洲（正在成为一极）；

6）非洲（有成为一极的潜力）。

注意，杜金是当代俄罗斯高校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其思想方法充满强烈的大空间色彩，重视地理结构与文明的关系，还曾提出过为了与德国联盟对抗当今的英美霸权，可以将俄罗斯的领土加里宁格勒（过去曾是德国重要城市柯尼斯堡）还给德国。

他认为，当代西方文明也不是铁板一块，大体可以区分为盎格鲁-撒克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和欧洲大陆（法国-德国为主）。杜金将美国主导的现代西方文明和北约联系起来，也就是单极世界是“美国-北约”的世界。多极世界的兴起必然要与“美国-北约”有所对抗，甚至是武装斗争。然而，任何与单极世界的斗争都会被西方媒体宣传污蔑为“（唯一存在的西方）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眼下俄乌战争就处在这一大背景之中。

基于多极世界理论，杜金提出了“第四极政治理论”，在于提出一种不同于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的当代政治理论。一方面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白左现代性、反对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依托于多极世界的立场，既非批评自由主义的左翼共产主义，也不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而试图创造性地整合二者，肯定传统、宗教和家庭价值，反抗明确的敌人——新自由主义。

杜金的思想虽然从俄罗斯民族利益出发，却有着强烈的“文明共同体”意识，强调文明多于强调国家，因此，在这样一种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大视野下，他在访华交流中，与中国学者围绕“天下”观念，“文明型国家”概念等进行了积极的对话。

三、西方媒体与国内媒体对于杜金的讨论

西方媒体对于杜金的报道集中于以下三点：1）杜金是普金的大脑；2）杜金是纳粹；3）杜金试图分裂中国。

西方媒体与学术界应该知晓杜金并不算普金的一线智囊，以及对于普金这样个人风格强烈的领导者来说，智囊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然而，西方媒体仍旧愿意鼓吹这一错误人设，因为他们把杜金污蔑为纳粹，然后预设纳粹智囊指点的普京必然是法西斯主义，那么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去纳粹化就不能成立。须知，杜金不支持狭隘民族主义，认为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乃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杜金所提倡的是宗教（东正教）、传统（家庭价值）这些文明相关的观念，而不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国内一些舆论对于杜金的报道，大部分信息来自于西方媒体稿件的翻译和西方充满偏见的评论。妖魔化个别学者是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妖魔化一国的先声，也是西方的颜色革命惯用手法。当前，离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更是西方对中俄两国认知战的重中之重。国内也有一些“恨国党”与西方势力里应外合，借机破坏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因为信息不足或者情绪过多而对其产生误解，这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