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使之正式成为法律。前一天,美国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通过了该法案。这一标志性立法延续并扩展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税收政策,调整了联邦支出,并预示其第二任期的施政方向。
“大而美法案”体现了特朗普延续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并削减拜登政府“绿色新政”及福利项目的承诺。未来十年内,该法案计划减税近4万亿美元,并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它将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减免永久化,增加单身纳税人和已婚夫妇的标准扣除额,并免除小费、加班费及部分汽车贷款利息的税收。此外,法案还增大了老年人和有子女家庭的税收减免,并提高州和地方税收减免额度。
自2025年1月20日就职至7月4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届满165天。在此期间,他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和能源独立政策,加速了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化石燃料开发;国防和边境安全方面,新增数千亿美元增加国防预算,重点发展无人系统,增加拨款支持边境执法;放松监管方面,废除和放松了部分对金融行业、绿色环保和劳工监管法规,取消对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补贴措施,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虽然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做法常被外界批评为缺乏理性,是追求政治和经济效益的短期举措,但共和党坚称,特朗普通过减税、加强边境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重塑了美国经济,维护了国家安全。“大而美法案”展示了特朗普在永久减税和赤字削减方面的行动力,巩固了其作为变革性总统的地位。
“大而美法案”融合了减税、支出削减和政策优先事项,体现了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策略,即自由市场原则、减少监管和“美国优先”政策深度融合。法案通过降低企业税负、简化税收结构和放松对能源、金融等行业监管,激发私营部门活力,倡导市场自我驱动的增长。这一理念延续了TCJA的经验,后者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推动2018年GDP增长至2.9%。法案的减税和基建投资旨在重现这一成功,并借鉴“里根经济学”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此外,促进化石燃料开发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凸显了特朗普对国内产业的重视。
然而,“大而美法案”的长期副作用同样需要关注。研究表明,TCJA对GDP的提振作用有限且短期,在2018-2027年间平均提升GDP约0.7%(非年化增长率)。布鲁金斯学会指出,TCJA短期内对经济有一定刺激作用,但长期影响较小,GDP增长远低于特朗普政府预测的3-4%。2018年,GDP增长率为2.9%,高于2017年的2.2%,但这一增长部分归因于赤字支出。2019年,GDP增长放缓至2.3%,表明减税的刺激效应迅速减弱。2020年新冠疫情进一步模糊了TCJA的长期影响。TCJA中长期还会加剧财政赤字,累计增加约1.5万亿-1.9万亿美元。
TCJA的另一目标是刺激企业投资和创造就业,但效果同样有限。特朗普政府预测企业所得税减免将显著提高工资,但研究表明实际工资增长远低于预期。只有收入排名前10%的工人(主要是高管)从企业减税中获得显著工资增长,而90%的工人未见变化。此外,低失业率更多归因于经济周期而非TCJA。
研究一致表明,TCJA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对普通民众的涓滴效应有限。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TCJA的税收减免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若延长TCJA条款,收入前5%的家庭将获得45%的税收优惠,而低收入家庭的收益较小甚至可能受损。TCJA通过削弱遗产税和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进一步加剧了财富集中。
“大而美法案”同样因对富人减税幅度更大,长期内其对经济和社会不公平的影响可能与TCJA类似。根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分析,《大而美法案》预计在长期内令美国财政赤字增加3.3万亿至3.8万亿美元,且税收优惠的45%流向前5%高收入者。法案削减了医疗补助计划和食品援助计划,预计将导致到2034年约1200万人失去医保,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这种政策设计实质上是一种“逆向财政”,事实上构成了逆向再分配:通过减税和福利削减,财富从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移。
“大而美法案”的立法过程充满激烈博弈,两党分歧不断。共和党表现出高度团结,特朗普影响力凸显。特朗普将《大而美法案》视为自己重要的政治遗产,为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通过法案,不惜与昔日政治盟友翻脸,并召集一些议员到白宫施压,争取关键反对者的支持。最终投票结果显示,众议院仅两名共和党议员投反对票。民主党虽全体反对,但无力扭转大势,凸显其在2024年选举后的政治弱势。民主党的弱势还反映在更广泛的政治格局中,未能有效动员核心选民群体。民主党内部虽然试图通过一致反对来展现团结,但在共和党多数派的背景下显得力不从心。
特朗普在“大而美法案”上的成功以及对共和党控制力的增强可能让其未来在政策上更加大胆。“大而美法案”的成功不仅进一步提振了共和党士气,也为特朗普在未来推动更具争议性的政策提供了政治资本,例如在移民改革、能源独立、对等关税和经贸议程推进上。未来,特朗普可能利用这一势头,在外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等领域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其领导风格和政策选择将在未来几年深刻塑造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