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端午节民俗的源头之一，其形象在艺术长河中如同一根坚韧的文化丝线，串联起不同时代的精神共鸣。从石刻的简朴勾勒到绢帛的细腻渲染，再到水墨的磅礴写意，屈原的艺术形象演变不仅是技法发展的见证，更是民族精神符号的沉淀与升华。

端午节纪念屈原的说法最早见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当我们凝视历代画作中屈原清癯的背影，或傅抱石水墨里那片苍茫的汨罗江水，看到的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嬗变，更是一个民族如何以画笔雕刻自己的精神图腾。屈原从历史人物到艺术符号的千年旅程，艺术家每一次对屈原的描绘，都是与古人精神的对话。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被誉为“楚辞之祖”和“中华诗祖”。他出身楚国贵族，曾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主张举贤任能、修明法度、联齐抗秦，但因触怒贵族利益遭谗言被流放。在流放期间，他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不朽诗篇，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以身殉国。

中国艺术史上可追溯的屈原图像始于南北朝时期。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六载录有南朝刘宋画家史艺的《屈原渔父图》，这是目前较早见于文献记录的，该画虽评价一般，却开创了以视觉艺术诠释屈原的先河。此外，据明末萧云从《楚辞图自序》所言，南朝梁代大画家张僧繇作过屈原像。事实上，此时的屈原形象尚未定型，多依附于《楚辞》插图或宗教壁画中，功能大于艺术性。

宋代以降，历朝均有画家为屈原画过像。如宋《历代帝王名臣像》里，有屈原的形象。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画有《九歌图卷》，卷首也有屈原画像，这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和张渥都曾临摹过。元代张渥临摹李公麟的《九歌图》中，屈原首次以独立形象出现：宽袍长袖、面容平和，似忠厚长者，但忧思不足，体现了元代文人隐逸思想对屈原形象的“柔化”处理。

明代是屈原形象定型的时期。弘治十一年《历代古人像赞》中的屈原头系儒巾、面容清癯，配以“深思高举洁白清忠”的赞辞，标志其正式被纳入儒家忠臣谱系。而真正奠定后世视觉范式的，是明末陈洪绶所作的《屈子行吟图》。此版画中，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身着宽袍，腰佩长剑，于荒江畔踽踽独行。人物身形瘦削如孤竹，衣纹如金石凿刻，《屈子行吟图》呈现的是屈原被放逐江南，忧思徘徊的形象。这幅作品被一些学者称为“后世屈原创作的母本”，甚至影响了连环画、雕塑等大众媒介。

20世纪，面对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傅抱石以生命重铸屈原艺术高度。抗战烽火中，他与郭沫若合作，将屈原转化为民族精神的火炬。1942年《屈原图》中，屈原散发立于汨罗江畔，双目微合，衣纹如波涛翻涌。背景留白处似无尽虚空，隐喻“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绝。1944年《屈子行吟图》中，屈原右手紧握剑柄，乱发如戟，以“抱石皴”挥就的狂风恶浪成为国族危难的隐喻。傅抱石一生创作至少七帧《屈原像》，从南京博物院藏作到故宫《屈原行吟图》，其笔下屈原或悲怆、或坚毅，实为画家在战乱中对知识分子气节的自我剖白。

近六七十年代，屈原形象走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刘旦宅的连环画《屈原》以写实笔法再现其政治生涯，使屈原从殿堂走入课堂。1955年3月，《屈原》经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脚本紧凑、构图简洁，人物形象丰满，无论是屈原“忧国忧民”又“飘逸绝尘”的人物形象，还是子兰、郑袖等奸佞嘴脸，都深深吸引着读者，出版发行后影响巨大。

纵观千年图像史，屈原的艺术形象始终围绕三大核心特质展开：一是形貌的符号化，“枯槁”“长剑”“散发”成为跨越时代的视觉标签；二是精神的儒家化，从南朝名士风度到明清“忠贞”符号，最终在抗战中升华为民族气节象征；三是楚地壁画的瑰丽、湘人的悍勇、文人的孤高，这些元素不断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