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准确认定家庭暴力

“过去20个月以来，推动反家暴法实施的力量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受暴者寻求帮助，勇敢发声，越来越多的父母亲朋积极支持他们的亲人维权，越来越多的‘路人甲’，作为邻居、同学、同事或素不相识的旁观者代为报警、求助和伸出援手，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展反家暴宣传教育和服务，越来越多的公权力机构作出积极回应。我们的很多希望已经成为现实，如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已经开始进行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更多的告诫书、保护令已经签发，首次有了家暴案件被起诉的数据。”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对反家暴法实施以来的效果表示肯定。

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司法实践中，举证难、调证难、认定难、送达难、执行难，家庭暴力案件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院审理中认定家暴事实的报道有所增加，但仍然比较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我认为有法律制度本身的问题，但更多是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培训和宣传不够，观念的转变不到位，不了解家庭暴力的特点，对受害人的态度不够端正，缺乏积极保护受害人的责任感，甚至认为施暴者不会无缘无故打人，一定是受害人有过错，指责受害人。”李明舜说。

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我国形成了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内的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反家庭暴力所必须的制度资源已经具备。有专家表示，要想依法遏制家庭暴力行为，关键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家庭暴力，从而正确适用法律。

人身保护令存在门槛高问题

人身安全保护令（以下简称“保护令”）被认为是反家暴法的一把保护利刃。反家暴法实施以来，从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6月底，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共发出1284份保护令，全国大多数地级市州到目前为止都有基层法院核发保护令。保护令在司法实践中不但呈现出行动快捷、覆盖面广的特点,而且申请数量也大幅增加，保护令的核发数量在2017年4至6月有大幅度提升，并出现百分之百申请支持率。此外，保护令申请人身份也出现多样性，有地方妇联开始代为申请保护令。湖南长沙市妇联履行了法律赋予的代为申请的职责，并且被申请人不止一人，如丈夫和公公均为被申请人，从而更加周全地捍卫了妇女权益。

但也应该看到，保护令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挑战。首先,存在核准难、门槛高等问题。仅从已有的数据看，很多地方保护令申请的支持率不到20%，而经做工作的撤回率高达三分之一。其次，保护令的措施内容局限。目前核发的保护令内容基本仅局限在三方面，即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在反家暴法实施之后，经手了20多起涉及家暴的案件，其中只有10多个案件拿到了保护令。

“申请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在李莹看来，反家暴法中的保护令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反家暴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72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小时内作出。但72个小时是指自然日的连续72小时还是工作日的72小时，法律并没有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也没有规定。”李莹认为，目前保护令的内容应该再增加一些经济方面的保护措施，比如，因家暴发生抚养费、医疗费等可以予以支持。

此外，李莹认为，还有一个重点是在保护令中增加强制进行矫治的规定，“法律不仅要保护受害人，还要能有效制止施暴者的行为，实际上，有一些施暴者是需要治疗和帮助的，但如果法律上没有相关的规定，那基本就没有有效的办法。”她建议，相关内容可以在实施办法细则中进行进一步完善，包括规定多少小时的强制矫正课程。

冯媛建议，应该对家暴行为人可以判令或责令其接受教育和矫治，类似违反酒驾等交规后要参加学习班。接受教育和矫治如产生费用，由施暴人自费承担。施暴人经济确有困难的，可以由公益服务埋单。

“随着实践中运用反家暴法主张权利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细节如果不明确，将不利于法律实施，也不利于受暴者安全和权益的保护。”李明舜指出。

对此，李明舜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在《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的基础上，加紧起草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实体方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受理、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证据审查、执行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

告诫书制度仍有不足

相比保护令，告诫书的落地难度相对较大。由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实施20个月监测报告显示，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对于告诫书制度过于谨慎。以江苏南京为例，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1月15日，江苏南京市公安局共接报家庭暴力警情5746起，出警定性为家庭暴力的有2978起，出具告诫书455份。截至今年11月，山东淄博公安部门处置家庭暴力警情715起，行政处罚65人，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8份。德州公安部门接到家暴报警有238起，仅发出2份告诫书。

“告诫书制度的不足表现在并没有具体的机制，也没有具体的流程和内容，造成很多时候基层不知道该如何执行。”李莹告诉记者，由她代理的家暴案件中有的申请了很多次告诫书，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均被“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没有统一的安排”等理由拒绝。

对此，李明舜建议，公安部制定警察全面介入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实施意见，就规范警情处置、收集固定证据、及时救助受害妇女儿童等对全国广大民警进行专门培训。不断细化家庭暴力警情的处置规范和流程，对治安民警处置家庭暴力案(事)件程序等作出具体规范。民政部应当认真落实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临时庇护职责，认真履行家庭暴力庇护职能。

记者手记

“感到丢人的不应该是我们家暴受害者”

初冬，难得的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尽管外面暖阳高照，但坐在北京CBD一座写字楼的35层会议室里，压抑的气氛却让人从内心感到寒冷。

11月24日14:00，坐在记者对面的，是一位43岁的没念过什么书的普通京郊中年妇女——孟大姐。摆在记者眼前的，是一摞照片，这是她马上要用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照片中的她伤痕累累，不忍目睹。尽管五官清秀，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一边讲述自己被家暴的经历，一边时不时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她丈夫发来的各种挑衅、威胁的短信、微信，还有一段段深夜砸门吵闹的视频。说一段，哭一阵，采访就在这种沉重的气氛中进行着。从新婚之夜开始的一记耳光，到莫名其妙的拳打脚踢，再到变本加厉的暴力升级，她已记不清自己遭受了多少次伤害。尽管，她为了没有生育能力的丈夫放弃了生育自己孩子的权利领养了女儿、被扫地出门后又继续照顾生病住院的丈夫、分居后仍然每天给丈夫做饭做家务，但这一切，并没有终结她遭受家暴的噩梦。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17年。

15:30，同样的位置，坐在记者对面的，是一位65岁的女性高级知识分子——钱大姐。气质儒雅，谈吐大方，思维清晰的她，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从2015年3月开始打离婚官司，2016年4月，她拿到了离婚判决，28年的不幸婚姻终于终结。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耗时十多年，花费十多万元。尽管，等待她的还有一场跟前夫的析产官司，尽管前夫仍然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离婚判决，拒不分割财产，尽管离婚判决中对家暴只字未提，只是说夫妻感情破裂，但对钱大姐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此时此刻的她，不管内心还是脸上，都一片恬静。钱大姐目前已经退休，但是她却越来越忙，因为她现在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反家暴志愿者。她参加全国妇联的培训班，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反家暴普法宣传活动，一年下来，不少时间都花费在反家暴的普法宣传工作中，虽然很累，但是她觉得很值，因为自己帮助了很多和她有相同遭遇的不幸的人。

一下午的时间，接触的两位女性，无论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还是气质风格、生活圈子完全不同，但她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家暴受害者，都忍受了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的家暴，都为了孩子一再隐忍，都对身边的亲朋好友隐瞒实情。

最值得深思的是，在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一忍再忍的时候，两个人的回答竟然出奇一致：“因为觉得太丢人了。”显然，受传统观念影响，在家里被丈夫打，在很多女人看来，是难以启齿的。甚至还有不少人会认为，挨打是因为她们也有不对的对方。

谈及对当前反家暴法还有什么看法，钱大姐顿了一下：“对于家暴，社会上还是有偏见，对家暴受害人，我们不要贴标签。特别希望相关部门和公益组织等多联合办培训班。很多事情还需要从最基层完善，让受害人得到及时帮助，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采访最后，钱大姐特意又加了一句：“记者同志，你一定要一起呼吁，让社会观念尽快转变，尤其是要让大家知道，感到丢人的，不应该是家暴受害者。遭受家暴，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