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问题上，即使最亲密的欧洲盟友之间，也依然有步调不一致的情况。德国对特朗普可能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以及随之可能出现的北约共同防卫问题忧心忡忡，实际上却对法国总统马克龙长时间以来竭力推行的欧盟超国家理念缺乏热情。在法国呼吁建立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国防工业时，德国还在继续从美国和以色列购买战斗机和防空系统。

当然，随着英国脱欧，法国成为如今欧盟唯一的有核国家。马克龙总统生涯所剩任期有限，希望以欧洲改革者的“强人形象”名垂青史。而朔尔茨则一向安静低调，志在下一个总理任期，注重稳定。从现实角度来看，迄今为止，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欧洲尚无全方位保障自身安全的整体部署。尽管朔尔茨也承诺要将国防支出的GDP占比提升至2％，但德国政府的财政规划是否能保证这一承诺长期落地尚不明确。

6月29日，德国埃森，德国选择党领导人艾丽斯·魏德尔（左）和蒂诺·克鲁帕拉（右）在选择党代表大会上。

选择党的崛起之路

细看选举结果，德国传统建制派席次变化并没有舆论渲染的那么大：建制派中的中右翼联盟党和自民党不增不减，中左派社民党丢掉2席；给人“强势崛起”观感的德国选择党增加4席；另外两个同在国会的党派，左党丢掉2席，绿党丢掉9席。如此来看，曾在上届欧洲大选里攻城略地、如今参与执政的绿党，受到的冲击才最为剧烈。考虑到它这次总共才获得12个席位，可谓丢了半壁江山。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刚从左党分裂出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一举拿下6席。

与德国国内民调对照来看，执政党民意下跌已不是秘密。但民众满意度为何偏低？一般民众和各党追随者的解读却很不一样。对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评价，一般民众和支持者差距不大，但对于绿党的评价，一般民众和其支持者间出现了明显反差：41％的一般民众认为绿党在强势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而66％的绿党支持者却认为不够强势。这种评价间的鸿沟似乎可以解释为何绿党在短短五年后就遭遇民意支持的急转。曾几何时，绿党吸引了大批年轻选民，对未来信心满满。如今这批年轻选民中，有四分之一改换门庭，其中不少人索性倒向了政治光谱上的另一头——选择党。

今天被归类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德国选择党，初期本是一个持“欧元批判”态度的经济型政党，初代领导层中多有原联盟党和自民党成员。2010年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爆发，欧洲货币联盟危机随之而来。建党的导火索可回溯到是年3月25日：默克尔在联邦议院讲话里拒绝了向希腊提供直接财政援助，但又在几个小时后的欧盟峰会上批准了对希腊的首个救助方案，并以“别无选择”来解释决定。认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经济危机管理中存在根本性失误的选择党创始人，便以“另类选择”来回应。汉堡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贝恩德·卢克在同年秋季成立了“经济学家全会”，起初他们的质疑与批判仅限于学术讨论。2011年欧盟引入永久稳定机制来稳定救助政策，“欧元怀疑论”由此获得政治动能。2013年，受同行奥地利自由党的启发，卢克、高兰德、佩特里等人正式成立选择党。

不过，欧元和欧盟经济机制这个有专业门槛的话题在大众层面逐渐被抛弃，公共讨论转向了对移民的批评。选择党图林根州主席比约恩·霍克伙同其他人共同起草了一份《埃尔福特决议》，批评领导层的温和路线。霍克本人质疑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反思态度，称柏林大屠杀纪念馆为“耻辱纪念碑”，其煽动性的方式为其赢得了不少新党员。极端化一旦开始，就很容易自我复制升级。很快，由温和派组成的选择党初代领导层失去支持，包括卢克在内的多名创始成员因不愿与霍克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同流退党。

德国选择党在埃森举行党代会期间，许多民众在会场外举行抗议。

2015年的难民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身为选择党高层之一的高兰德露骨地将其形容为送给选择党的礼物，民调支持率迅速攀升。继巴黎、布鲁塞尔和尼斯之后，2016年12月，极端伊斯兰主义恐怖袭击波及柏林。2015年跨年夜科隆大教堂前广场上的大规模性侵案、关于“庇护一揽子计划”的争议以及联盟党部分成员对总理方针的批评，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时间点前后，选择党进入了绝大多数州议会。自2016年开始，在若干西德州选举中的席位更是达到两位数。2017年德国大选，选择党进入联邦议会，在魏德尔和高兰德的领导下成为彼时最大的在野党。2022年，随着最后一个重要的温和派代表退党，激进势力在主席团的人数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从意识形态和人员上看，如今的选择党和一系列极右翼组织确实暗通款曲：从2014年右翼民粹主义“欧洲爱国者反欧洲伊斯兰化”（Ｐegida），到闹剧般的“帝国公民”组织，再到2023年底使人想起万湖会议的波茨坦密会。选择党创始人卢克称，如今的选择党“缺乏人性，难以忍受”。不过，事情不能从单一视角来观察：波茨坦密会的参加者中也有联盟党和自民党党员。

从政治生态上看，迄今为止，每一次极端民族主义输出都会迎来反对的声浪。“帝国公民”组织后来被警方连夜扫荡，各大媒体也开足火力群嘲。2024年初波茨坦密会被曝出，各地爆发反右游行，仅一个周末就有超90万人参加，一些城市甚至因为参加人数太多为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而不得不临时取消或中止游行。6月29日，多达10万人在埃森参加反对选择党的抗议游行。7月1日，霍克因被证实曾在集会上使用纳粹冲锋队口号“一切为了德国”被法院定罪，罚款1.3万欧元。这足以说明，在德国，对抗极右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力量还是很有韧性的。

另外不要忘记，德国一直有10％左右的极右选民。不久前，他们作为公共舆论里一个不太光彩的组成部分，倒也相安无事。但这一次欧洲大选中，选择党得票率在德国政党里排第二位。是很多选民变成了极右派，还是另有原因？

“临门一脚的助攻”

2024年5月31日，就在欧洲大选前，曼海姆一名警察在阻止持刀者无差别伤人时殉职，行凶者为一名阿富汗难民。按照惯例，该行凶者不可能被遣返，因为阿富汗被归类为“不安全国家”。一时间，公共情绪鼎沸。朔尔茨在联邦议会谴责凶手行为是“反人类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表现”。在表明“向恐怖主义宣战”后，他还作出了“必须被驱逐出境”的表态，预示着相关政策的调整。不久后，柏林警察局局长也公开承认，在柏林，恶性犯罪自几年前开始明显上升，其中很多是由有移民背景的人主导的。放在几年前，以警察局长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公开说明，还是不可想象的事。但这来得有些晚了，很多民众发出锥心之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一名警察牺牲？”这样的锥心之问，表面指向难民和移民问题，也给选择党送去欧洲大选的票数上“临门一脚的助攻”。

细究其发展史，选择党的每一次攀升都借助了社会事件的影响。长期以来，舆论集中在对其极右思想的批判上。这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但这种舆论上的“一边倒”又体现出一种当权者的傲慢。随着选择党壮大，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反对党。

尽管前述五大议题原本各有各的内涵和延伸议题，但具体到眼下的政治表达，它们是一环套一环的。俄乌冲突让战争阴影笼罩到欧洲本土，也给德国造成能源危机。由绿党推动并主导的《供暖法》让很多屋主为供暖成本挠头，《能源效率法》则要求能源消耗总量到2030年比现在下降约22％。根据慕尼黑大学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IFO）所长、经济学家福斯特的观察，这一目标要求经济在未来7年内萎缩14％，或者需要能源效率提高两倍才能保持过去的经济增速。于是，该法案看上去更像一项经济紧缩计划。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的传统汽车业也遭到巨大冲击。汽车在德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因此，被伤害的不仅是奔驰、宝马等几家举世闻名的传统汽车制造商及其无数下游制造商和从业者，还有德国民众的自信心。受影响的也不仅是经济指标和就业状况，更有德国百年来傲立于工业强国之林的自我认同。毕竟，电动汽车似乎已与中国画上了等号。

惶惑的社会情绪下，公共恶性极端事件频发，其中一些案件却因为某种政坛禁忌导致长时间内不能得到充分讨论和处理。难民问题被拖成移民问题，变成社会问题，外交部下辖的若干部门又被曝出在难民入境和居留审批中存在不合规操作。

此外，5月底6月初，德国政府在持续重压下，宣布原则上允许乌克兰使用德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尽管加了一系列诸如“在保卫哈尔科夫时”和“非远程武器”等限制条件，但还是在欧洲大选前打破了“德国武器不得用于俄罗斯领土”的承诺。

在这次欧洲大选后的一期电视谈话节目上，被问到“为什么不能驱逐罪犯”，一位绿党嘉宾对列举的所有可能说不；被问为什么还要力推向乌克兰送更多武器，他回答“因为普京说过要占领整个乌克兰”。当在座的安全问题专家一再追问“到底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他却不能给出具体答案而只能用“人权”来强行拔高。当公共讨论和表达空间收缩，一些原本该有的讨论很难展开，原本丰富的感受和思路被简化为黑白两色，很多德国民众除了发泄情绪也没什么别的好做，于是以非理性回报非理性，投给反对党以求平衡。一些被“狠狠伤害”的民众投给了选择党，另一些还愿意保持理性的投给了联盟党，还有一些则在新成立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里找到寄托。

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与德国总理朔尔茨。本文图/视觉中国

房间里的大象

近几个月来，三党组阁的德国政府只有在众所周知的最后一刻才会凑到一起，找一个时效极短的方案，把问题向后拖延。2024年度就是在临时财政预算管理中开始的，真正的预算计划2月才通过。副总理兼环境与经济部长哈贝克曾形容“可以心平气和、近乎正常地讨论问题，但就是无法让它们通过政治终点线”。此外，德国在欧盟中有唯二的最重话语权，德国政府的风格让欧盟也深受拖累。

在官方分析里，“选择党的忠实选民反对新的生活方式、同性婚姻和多元文化”。通行观点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利的人更容易对移民产生怨恨。但如今的选择党支持者涵盖所有社会阶层，其中不乏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党魁魏德尔就是宏观经济学博士。因此他们未必是所谓现代化的失败者。朔尔茨曾在国会演讲中称选择党是个“坏情绪党”，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观察。

缺少出口的“坏情绪”成了房间里的大象。2019年，欧洲人民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就已失去绝对多数。尽管建制派们纷纷用不与右翼组阁的方式建起“防火墙”，却没能遏制坏情绪。在东德某些地方，建制派得票率太低，以至于有人开始担心一旦一两个建制派都过不了5％得票率的门槛，选择党和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组合就足以达到绝对多数。

法国第一轮国民议会投票中，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票数第一。如势头保持，马克龙可能面临法国“防火墙”瓦解或者是剩余总统生涯中难有大作为的选择。假如最亲密的盟友成为“跛脚鸭”，或者与法国的合作被严重削弱，已踉踉跄跄的德国独立支撑欧盟将更加艰难。勒庞曾表示，和德国的合作是一种过于浪漫的情调。而如今已不是2010年了。那时，全欧盟都需要德国。现在，德国需要欧盟。届时，欧盟实现统一市场或共同工业及国防政策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在全球竞争中也会较为被动。

欧洲大选前，一位资深记者吐槽：“在这里（德国）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狂热，尤其喜欢说教而不是倾听，仿佛仅凭某些本性就可以拯救欧洲，偏偏这种热情在许多其他欧洲人那里是备受怀疑的⋯⋯”

这次欧洲大选后，争吵更多了。不过，一些公共舆论的松动似乎暗示着政治精英们终于有所感悟，虽然他们依然不肯公开讨论是不是“曾经做过了”。除了有关难民政策具体条款的讨论外，“气候保护是一个经济理性问题”的论调也终于重回桌面。

（作者系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者、政治评论员）

发于2024.7.22总第114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德国执政联盟如何受到“坏情绪”惩罚？

作者：周睿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