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反传统色彩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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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

(1919—1982)

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性情高傲，天赋异禀，命运多舛，被誉为当代“中国梵高”。他原名冯亚珩，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早年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得缘认识了石涛、八大、扬州八怪、虚谷和吴昌硕的艺术，潜心钻研，并阅读了大量的鲁迅著作。因慕石涛敬鲁迅，易名石鲁。

《石鲁像》杨之光

石鲁先生是我国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长安画派的主要创始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石鲁年轻时只身赴延安参加革命，枣园星灯、山颠塔影、皇天后土、古塬狂飙成为石鲁主要的创作题材。有人说石鲁的作品“野、怪、乱、黑”，对此石鲁以诗应道：“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为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石鲁是位极具灵气和创新的画家，黄土高原和陕北风情既寄寓了石鲁对那段革命历史的深情回忆，也表现了他对美和美的价值的全新理解。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使他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反传统色彩的一代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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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石鲁才华横溢，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等方面独创一格，作品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他在极富创造的一生中，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以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宝贵艺术财富。

在当代艺坛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具有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在诗、书、画、印的综合成就上达列如此的高度，于绘画这一部分又同时在人物、山水、花鸟这儿大部类取得全而的突破；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思想的深度和形式的张力上达到自我体系的谐和，在人格与艺术风神的统一上有那样强悍的独立表现。

石鲁艺术的顶峰期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第一时期，即"思想愈新，艺术愈美"的拥抱黄土高原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为第二时期，即历史悲剧感的精神折射时期，两个时期可简称为喜剧时期和悲剧时期。石鲁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技巧、现代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以及其人的个性气质，堪称那个时代中国画创新的代表画家之一。

石鲁的人生和精神是极为鲜活的，这不仅可以从他的生活经历，他的艺术成就，他的社会影响等方面体会到，而更有意思的是从他的神态，他的生活细节如打猎烧菜，他的随手而宋的几行诗句、笔记的纸头，他的完成或未完成的剧本、小说、文稿，他的认真而幽默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等等之中认识一个完整的有性格的艺术大师。

从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聪颖顽皮的幼童，到追求自由进步的热血青年，经受种种艰辛而投奔革命，延安时期为革命文艺作了许多创造性贡献，后半生在苦难的处境中始终保持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而进行着超拔的艺术探索。

石鲁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具匠心的笔墨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现代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画家之一，他的艺术生涯里力争革新，艺术风格三、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不断地创新赋予了他每一幅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他是天才，也是怪才，奇才，大才，全才！这才是生命的本色，是立足人生的意志脊梁。

他从黄土高原获得的腔调和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革命精神，自然地投射到他的表现物象中，诞生了新的风貌，给我们带来直逼心灵深处的震撼与感悟，对当代长安画派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我国山水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石鲁陕北秋色

石鲁的画来自生活；石鲁的画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石鲁的画气势磅礴。建国以来有不少来自生活的、有浓厚时代气息的、气势磅礴的佳作，“来自生活、时代气息及气势磅礴”并不能标志某一作家的个人特色，那么石鲁的作品又在哪些方面保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独特的腔调呢？他的独特面貌似乎在50年代和60年代之际开始逐步形成。我细读他此后的作品，发觉他的画面造型大都被归纳、统一在方与圆的基本构成中。

石鲁转战陕北 1959年纸本设色

208cm×208cm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转战陕北》中从人物的身影到前山后山，大大小小的形体都基于方，形象中“大”与“方”的单纯处理拍合了“大大方方”的概念，产生了磅礴之气势。方的锐角大都被磨掉了，寓圆于方。画面于是并存着方与圆两种基本形，它们控制了整个画面，它们交错着向外扩展，又交错着向心脏浓缩，浓缩成身影的方块与脑袋及草帽的圆点，奠定了方与圆的司令部。《转战陕北》以方为基调，寓圆于方。《南泥湾》则以圆与弧为基调，从树丛到山石都融洽于弧形中，而所有的圆弧形又都接受了方的规范与制约，寓方于圆。

石鲁陕北高秋图

《家家都在花丛中》更突出地体现了方与圆的矛盾统一，端庄的房舍、虬曲的枝藤、伸展的红花……统统都被裹进了方与圆的怀抱中，其间，窗——长方形，木瓜——椭圆形，都像是这个方、圆家族的儿童，继承了父辈的体形。《种瓜得瓜》中同样发挥了方与圆相辅相成的效果，瓜、玉米、炕桌、自行车、窑洞的门窗……许多方圆各殊的什物形象互相穿插，取得了方圆统一的画面。

石鲁伯乐相马图

《金瓜》中只几个似方似圆的瓜与几束曲曲扭扭的藤，却更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方圆之腔。在那扭曲缠绵的藤的线组织中突出了不同类型的长方形，这些立状的长方形与瓜的扁状的类似长方形构成了既对比又和谐之美。我顺着这条方圆的线索去翻看石鲁的画，无论在枝枝杈杈的杂树丛中，在寥寥数棵临风摇曳的高粱中、在草垛中、在茅屋中……发现进入画的各式各样的形象大都已通过了方与圆的梳理。这一方与圆的梳理同样体现在陕西洛川的剪纸中，民间的奶孕育了土生土长的画家。

石鲁人物

“寓圆于方”与“寓方于圆”构成了石鲁画面的浑厚感，其形象偏于粗短、壮实，形的转折处多钝角。与之对照，使我想起虚谷。修长的柳叶、苗条的小鱼、尖尖的松针、尖尖的松鼠的针毛……锐利感统一着虚谷的画面，他的艺术效果近乎高音，是悠悠钟鸣，而石鲁唱的是低音，是沉沉鼓声。单从笔墨苍茫的角度着眼，两人似乎彼此有些貌似，但腔调却正相反。

石鲁吹箫少年

石鲁画面的浑厚感还由于体面的塑造。唐、宋时期画家依靠渲染取得质量和深远感，尤其在绢上渲染，与油画的表现手法其实并无霄壤之别。元以后的水墨画，愈来愈向笔墨情趣讨生活，表现手法也较局限在线的运用。逸笔草草固亦抒情，但逐渐放弃了对体面与质量的追求，行将失去绘画领域中的半壁江山。自然总有不少画家有意无意间仍在线的运用中竭力探索体面的作用，以充实表现力；如龚半千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待到西洋画大量闯进来，中西结合是必然的趋势，水墨画中的体面感被普遍重视了，画家们在做各式各样的钻研。

石鲁江上行舟

石鲁用湿漉漉的粗壮的线组成面，画面那成片蓬勃奔放的高粱或玉米的枝枝叶叶，非为管它是芦是麻的一时遣兴，而是着眼于充分表现丰满、茂密的庄稼地，有厚度和深远感的庄稼地。坡上梯田，集线成面，石鲁用浓淡和肥瘦不同的线，间以彩色的线，相互交错组成不同明度和色相的面，表现泥土气息的线世界的韵律感。笔的长、短、肥、瘦，墨的黑、白（纸色）、灰，间以一二种简单的彩色，其间便可组成无穷尽的各种色相和明度的体面。这一具斑驳之美的体面的基本单元，是属于石鲁自家的腔调，他用以表现山石、老树、江流……。在其一幅船夫习作中他自己题道：“唯当色墨浑然方见真力也。”当一眼看到石鲁的作品时，首先便是这种色墨浑然的貌相夺目而来！

石鲁建新居

未成曲调先有情，腔调不是事先主观的设计，风格只是作家前进道路中留下的脚印，是后果，不是前因。犹如所有有成就的画家，石鲁是脚踏实地从现实世界匍匐着爬过来的。他从模仿客观形象逐步认识到客观形象中美之所在，果敢地下手擒获这种美感。他的腔的形成，是他终于擒获了风沙扑面的西北黄土高原的美感。艺术家从大自然中汲取了营养，孕育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风格形成后，活了，它自己就会生长，发展。石鲁从黄土高原获得的腔调，也很自然地投射到他表现南国风光的题材中，诞生了新的风貌，如《家家都在花丛中》，同时也体现到花卉、虫鱼等等其它题材中，题材虽小，气势依然。且愈近晚年，作品愈写意，其腔、其韵、其神更是绝对控制画面的主宰。

石鲁嘉陵春秋

众所周知,十年浩劫摧毁了石鲁他精神一度失常。1970年前后，石鲁翻出他50年代在埃及和印度的写生作品，在牛棚里偷偷地直接在原作画面上反复加工改画,改画后的画面变得复杂而神秘：笔阵纵横，点线分布如天罗地网；彩色泼溅，出没无常，宇宙浩渺任遨游；层次里更辟层次，图画哪有边岸！上下左右往往布满了斑斑字迹，天书由君猜读……添绘的分量远远超出了原作的容量，原作只是引起再创作的一点酵母而已。石鲁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动是异常？是精神错乱的一种表现？或纯粹是艺术童心的流露？此后，石鲁无论画山水、花卉，物象都更雄奇险绝，笔墨亦战颤苦涩，对内心世界的发抒变得十分强烈，书法题字更以特殊的金石味表现了强烈的个性。因此，被誉为“东方的梵高”。

艺术家的癫狂与儿童的纯真之间有时似乎存在着某些联系，我的小孙子抓到一只手电筒，电筒偶然紧贴着他的小手发亮了，照得小手血红血红，他惊喜地呼叫起来！石鲁对他这批旧画的改画与再创作，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他50年代的作品偏于追求生动活泼的客观形象，艺术处理中还没有形成后期的腔调，70年代旧画重提，欲赋旧作以新腔，他要将自己的话剧改编成戏曲。他改画时对他的女儿石丹说：“这些画本来就没有画完。”另一方面，“十年浩劫”给石鲁看尽了人间的丑恶，他试图从现实人间逃奔去艺术世界，他憧憬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