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不等于形式逻辑学。
要说中国人没逻辑,那肯定是个笑话;中国人不但有逻辑,而且还有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很厉害的逻辑,这就是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
但是,要说作为一种学科的逻辑学体系,那的确不是来自本土,如所有的科学系统一样,都是舶来品。从这个角度说,爱因斯坦没有说错。
形式逻辑是科学系统化的基石,没有形式逻辑学,其它科学系统也难建立。
我们平时说话,一定要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
比如:我们学会的第一句话"妈妈“,那一定要遵守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不能又是又不是,至于用妈妈比附祖国,那是修辞。
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大家说话都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则,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出学科体系?在传统文化中,中国的哲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切入到形式逻辑原理性的问题了,那时的名家也触及到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
所不同的是,先秦时的名家也罢,诸子百家也罢,谈得不是纯形式,而是名实关系;名实关系在背景上,又是很现实的政治学。一切是为了“正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亲政治之名。
先秦诸子无不强调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作为学科,形式逻辑恰好是无问东西,不关心名与实的对应性,只关心逻辑纯“形式”。这决定了中国的名学偏离了学科方向,融化于统治术中了。
先秦唯独老子不谈正名。
《道德经.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追求的是永恒之名,然而,但凡能够命名的,都不是永恒之名,永恒之名是无名,无名天地之始,这才是永恒的。
公孙龙子算是名家的大师了,他论”白马非马“,讲得也不是纯逻辑形式,而是认识论,落脚点还是为君王正名。
公孙龙是赵平原君门下的食客,平原君解邯郸之围有功,公孙龙却反对封赏;因为解邯郸之围不是哪一个努力的结果,白马不等于马,平原君有功也不等于可以以其白而自居为马,贪天下之功。
公孙龙辩得是逻辑学的问题,落脚的还是政治。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学,与中国的文字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多义且有形象的印迹,很难纯符号化,简单的逻辑式还行,复杂了很难推下去。
比如:如果流量是月亮,而月亮是舔狗,那么流量就是舔狗。
这个三段式推理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让公孙龙去辩流量是舔狗,估计早让平原君赶出赵国了。另一方面,就是符号化的程度了,用中国文字那得多大的算力?
《庄子.齐物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是不是很烧脑?
如果是一道复杂的数理逻辑命题,用中国文字多半是推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