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作战规模比东征时期大得多，巩固后方革命根据地尤为重要，当时留驻东江的第1军军长何应钦组织了百余士兵进行训练，成立宪兵队，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纠察军纪。在北伐前线，东征时组建的宪兵营随第4军出湘，不久后随总司令部行辕进驻南昌。由于北伐进展迅速，为适应战地需要，蒋介石先将宪兵营整编为三个独立连，同时另成立了一个宪兵团，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定都南京后，该团即负责拱卫首都。1928年春，宪兵团改编为宪兵第1团，同时，原宪兵营及卫士大队与军委会宪兵第4营合编为宪兵第2团。

从北伐誓师到东北易帜，宪兵始终参与，保护统帅、整顿军纪、维护治安等职责皆由宪兵担当。不过在北伐时代，宪兵尚属草创阶段，兵员不多，设备简陋，国民政府宪兵就发展了这两个团。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当时尚未统一中国，不具备宪兵的“统一性”这个关键要素，很难与欧美或日本的宪兵做等量齐观。民国宪兵真正步入正轨，是在中国达成形式上统一后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

“中国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

北伐完成后，统一的条件既已日趋成熟，国民政府遂决心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宪兵。1931年夏季，政府招收优秀学生若干，在苏州成立宪兵第3团。与此同时，聘任宪警系主任鲁颂兼任宪兵顾问，在南京创办宪兵教练所，考选优秀士两百余人，实施正式的宪兵教育，这些士兵毕业后将回团充任宪兵军士。

然而宪兵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931年底，国民政府开始筹设宪兵司令部，统一全国宪兵之教育指挥，出于对首都南京安全的考虑，决定对首都卫戍司令部进行改组，以符名实。经过几个月的改组工作，1932年1月16日，宪兵司令部在南京正式挂牌成立，该机构隶属军政部，统辖全国宪兵。同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宪兵令。9月20日，军政部公布宪兵服务规程，确立宪兵制度，明定宪兵执掌，正规的宪兵才算是在中国建立。

提及民国宪兵的建设与发展，必然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有“中国现代宪兵之父”之称的谷正伦。

谷正伦，生于1889年，贵州安顺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在黔军中发展，效力于新义系军阀王文华麾下。后南下投奔孙中山，从此成为南方革命阵营中的一员骁将。谷正伦一生最显著的政绩，就是为国民政府编练了宪兵。

谷正伦

早在北伐时期，他就接手宪兵编练事务，前文提及的宪兵营扩编为宪兵第1团，不久后编练宪兵第二团等工作，都是谷正伦在北伐期间一手操办。1929年，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设立宪兵教练所，谷正伦自兼所长。次年，又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宪兵司令部、充实宪兵教练所、扩建宪兵部队等建议，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谷正伦任宪兵司令期间，基本是按照日本陆军宪兵的模式来发展宪兵，具体而言，宪兵不仅是军中警察，还要集党务与特务、处常与备变一体。各宪兵团中，都设有警务室与“特高组”，实行特务统治，要求对上级绝对服从，将“不说谎，不作假，守本分，尽职责”作为宪兵官兵的座右铭。为了打造一支全新的现代宪兵部队，谷正伦举办了宪兵军官讲习所，要求所有宪兵军官都要接受专科教育，每期为两个月。参与过第一期的骑兵教官张法乾回忆，讲习所“讲授科目很多，包括指纹学、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军刑法、犯罪学、宪法、国际礼仪等等，所有教授都是一时之选”。

宪兵成立和发展期间，正是日本侵华方针由蚕食步步演变为鲸吞之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宪兵的双面性。宪兵官兵一方面与日伪斗智斗勇，另一方面也为国民政府镇压异己。例如国军将领，中共地下党员吉鸿昌拟定组织反蒋暴动计划，宪兵侦知后迅速对其实施逮捕，不久后即将其杀害，北平中共市委组织及河北省委组织等地下机关均被宪兵破获。在“围剿”红军的苏区，这些人主要任务是为了调查农村户口，组训民众，侦防“匪情”。期间发生了不少以“剿匪”为名，滥杀无辜的事件。此时的宪兵职权相当大，凡宪兵团官兵穿上便衣，就可以进行特务活动；反之，只要穿上宪兵制服，就能够担负起宪兵的一切公开勤务。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期间，日军坦克攻陷南京光华门。此役中有大量宪兵参战，宪兵副司令萧山令等人殉国

1935年3月，谷正伦将宪兵训练所改为宪兵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谷正伦任教育长。谷一面通过宪兵学校培训骨干，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训练期满后，即编成新的宪兵团，同时遣散原有的宪兵。担任过宪兵训练所马术教官的张法乾回忆说，宪兵部队虽名义上隶属军政部，“实际上都直隶委员长，军政部从不过问”。

不过，宪兵这种兼特务与军中警察于一身的日本宪兵模式并未持续多久，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宪兵发展期间，一个叫力行社的秘密组织亦在蓬勃发展，尤其是力行社中由戴笠执掌的特务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特务组织。蒋介石既然有了特务处这把利剑，自然就没必要将过大的权力下放给谷正伦的宪兵。

宪兵与南京保卫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宪兵部队即被投入战场作战。配备于京沪沿线宪兵第1团随军前进，团部与第1营进驻无锡，团长丁树中并兼无锡戒严司令。上海沦陷后，该部与友军一同守卫无锡城，抵挡日军进攻数日。当然，宪兵真正下血本的还是南京保卫战。

淞沪会战后期，国民政府高层曾对南京弃与守的问题召开会议，会上唐生智力主保卫南京，并亲点了几支精锐部队：宋希濂的第36师、孙元良的第88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罗友胜的宪兵第2团以及张法乾的宪兵特务营。自全面抗战以来，宪兵职能开始向军事战斗单位转变，但其装备要优于普通作战部队，以宪兵特务营为例，该营作为司令部直属部队，下辖一个骑兵队、一个装甲车队、一个炮兵队以及各区宪兵队，在部队普遍缺斤少两的当时，宪兵的阵势实非其他普通部队能比。

11月26日，战火逼近南京，城郊部队进入作战态势。经首都卫戍司令长官授令：宪兵第2团、宪兵教导团、宪兵重机枪营、宪兵通讯教导队、宪兵特务营、宪兵第5团一部全部作为清凉山阵地的守备部队，并将雨花台一带工事交陆军第88师接收；宪兵第10团撤收郊外宪兵队，宪兵练习团撤收郊外警备勤务部队，分别担任明故宫飞机场至三十四标一带的守备任务......至此，在京宪兵全部投入保卫首都的作战中。

12月9日上午7时，日军由方山前进，协同坦克车三十余辆，进占光华门外的防空学校，并开始向光华门至通济门之线攻击。守备该处的部队是教导总队之一部，因兵力太少，清凉山阵地派来一个营的宪兵部队增援，宪兵教导团团长周竞人前往部署。不久后日军在飞机野炮的掩护下开始发动进攻，增援的宪兵部队沉着应战，加上本是守备该地的教导总队也是精锐，尤其放迫击炮命中精准，几经拉锯，一度将进至光华门外护城河的来犯之敌击退。同日，守备明故宫的宪兵部队亦与日军发生激战，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处于劣势的我军宪兵部队奉令缩短防线，退守淮清河、逸仙桥之线，对敌进行节节抵抗。

次日中午，日军骑兵及便衣队发动猛烈进攻，我方派出至上新河花堤之宪兵部队誓死抵抗，多次粉碎敌人进攻。战至12日，南京城多处阵地已失守。此时宪兵各部接到命令，向花营集中待命。至傍晚，接到集结下关渡江的撤退命令。此时所有在京宪兵部队，归宪兵第2团团长罗友胜指挥，负责掩护所属部队撤退。日军步兵突入城内后，我方秩序大乱，沦陷在即，宪兵部队与敌展开惨烈巷战，激战中，宪兵第2团团长罗友胜、特务营副营长陈雨森等皆壮烈牺牲。代司令萧山令亦遇难，是宪兵部队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长官，也是南京保卫战中殉国的最高军官。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受降仪式

萧山令，字铁侬，湖南省益阳人（今益阳市赫山区四方山）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北伐完成后，于1929年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参谋处中校参谋，开始其宪兵军官生涯，曾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南京殉国后，他被追授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不过关于萧山令牺牲的细节，亦如罗生门一般众说纷纭。

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南京陷落后，萧山令悲愤不已，不愿逃生，自杀殉国，为抗战而亡。在1946年冬，宪兵司令部编印的《宪兵忠烈纪要》一书中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此外还有两种非主流的说法，一说是下关撤退时秩序大乱，萧山令在踩踏事件中意外身亡。另一种则反差更大，出自宪兵营营长张法乾的回忆，他说“代司令萧山令则以木板渡江，因副官携带银元过重，遂连同卫兵沉入江中”。

不管怎么说，宪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惨重是事实，根据国民政府官方统计，此役宪兵阵亡官兵自萧山令以下共计1210人，生死不明者2584人，原本人数就不多的宪兵，在南京就损失了两个团及一个营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