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没有应约交稿。我写不下去。我感到了一种疼痛。但是，我在心里发愿，一定要为神农架、为那些消失的以及尚未消失的生命，写一本书。

以后的岁月里，我一次次地走进神农架及其周边的林区。为了了解林区的生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到临近神农架的大老岭林场体验生活。连续四年的夏天和秋天，我都铆在高山林场，我的房间几乎成了一个小小的有关森林书籍的“图书馆”。我囫囵吞枣地啃完了有关森林生态学、病虫害、营林造林学、土壤学等方面的专业书籍，还走进原始森林，去观察、体验、采集各种植物或昆虫标本，按照不同的季节，分门别类做成卡片。于是我的房间又成了小小的“标本室”。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去采访林业工人和当地的山民。一边炒着野板栗、葵花子、橡子，或者用火烤着包谷，品尝着猕猴桃或者酸酸的野梨，一边和他们促膝谈心，听他们侃关于原始森林和高山林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十四岁的森林》 董宏猷作品

在林场深入生活的四年里，我亲身经历了林场由单一伐木转变为国家森林公园的历史巨变，深入思考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这是转型期的历史阵痛。在创作完长篇小说《十四岁的森林》后，这种疼痛并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加重。仍然是上世纪90年代，我又走进神农架。这一次，我是去创作一部反映野人科学考察的电影，开始系统地了解与野人、野生动物、神农架金丝猴有关的故事，开始了解盗猎野生动物的案件。如果说，我过去关注的主要是森林里的植物，树木，那么这一次，我开始关注森林里的野生动物，关注发生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盗猎野生动物事件。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非洲的大象，都是盗猎集团的目标。那些盗猎分子，相当一部分是企图改变自己贫困命运的穷人。市场与资本的介入，让全球性的盗猎事件屡禁不止。包括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国人，一段时间兴起吃穿山甲的歪风，于是，穿山甲便成为饭桌上的牺牲品。

就在这样长期的关注与思考中，我关注的空间已经超越了神农架。“鬼娃子”的形象也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首先是春儿，其次是三毛，一个成为森林的守护天使，一个成为盗猎集团的帮凶。而点燃我的灵感的，是2015年我和一批摄影家到非洲去拍摄野生动物。在肯尼亚广袤的国家公园中，我梦幻般地看到了那么多野生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去了当地的原始部落，看到了马赛人祖祖辈辈就和野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就在那段时间，我又同时读到了霍金的《时间简史》，读到了许多科学家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

非洲野生动物的伊甸园与人类追求高科技的发展，在我脑海里奇妙地碰撞，与我几十年来对于森林的思考与生活积累梦幻般融合。我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注人类的命运，同时，也要关注地球上植物与动物的命运，关注生命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命运。将这些思考、这些疼痛、这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是我们这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历史责任。一个作家，应该始终保持对现实与历史的疼痛感。我觉得，我可以也应该创作《鬼娃子》了。

《鬼娃子》董宏猷/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8月版

我还想说的是，在写作之前，我曾经为写不写17岁的三毛而痛苦过。为写不写几乎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痛苦过。这些年来，儿童文学的繁荣，童书市场的繁荣，主要集中在儿童与低幼年龄段。上世纪80年代曾经崛起的少年文学，逐渐淡出了儿童文学的领域，或者说，是我们逐渐放弃了这一阵地。

我们的儿童小说，过多地迷恋纠缠在校园里，纠缠在坏小子与男生女生的杯水风波与搞笑中。我们善良地认为，只要我们不去写当下的现实世界，孩子们就可以生活在想象的无菌的真空里。我们忘记了，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孩子们早就与成人同一个视频，同一个网络，童年的消逝早就是全球性的不争的事实与话题。

随着全民阅读的不断深入，家庭对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视，现在的孩子们早就在阅读他们感兴趣的“成人”书籍了。儿童文学倘若还固守在传统的观念里，其结果是会流失许多读者，尤其是少年读者，迎接他们的，是大量的良莠不齐的言情、穿越、奇幻、盗墓，与此同时，我们也流失了责任与童心。

我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我对中学生有着更多的了解。现在为低幼与儿童年龄段创作的文学佳作迭出，成果斐然。那么，我就来一个小小的突破，在写儿童的同时，也兼顾到我所熟悉的少年吧。在浅阅读、轻阅读、快乐搞笑的阅读流淌了很多年后，来一点诗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深阅读吧。至于“梦幻现实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见仁见智，留待来者。但是，创新与超越，永远是我追求的远方。

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