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你们是如何开始为民办学校提供技术支持的？

张韫：为民办学校提供招生面谈的技术服务是我们思来氏测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业务虽然体量不大，但却有着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在此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这项业务的理解。

2013年，我们第一次将人机对话的技术应用于民办学校招生面谈，当时在国内属于首创。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实已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提供这类服务，思来氏并非唯一一家。至今为止，思来氏在技术创新、流程管控、市场占有率方面都较为领先，不少学校和机构每年会研究思来氏创新的做法。

而学校愿意应用此技术的初衷，大致基于“相对公平客观”及“关注学生能力”两种期望：

首先，在招生面谈中，公平客观性是极为重要的：在使用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之前，面谈形式主要是学生直接面对教师，由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这种方式会存在几方面问题：

教师疲劳现象。由于民办招生面谈往往只有一天的时间，所以热门的学校的教师一天差不多要面谈80-100名学生，工作量相当重。而出于保密原因，往往都是面谈这一天早上才宣布题目，所以面谈当天的工作时间一般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七点，经常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教师们十分疲劳，也很辛苦，咖啡和风油精是考场内的必备品。我们在观察中发现，80%以上的教师到了中午以后精力明显下降，这对教师的判断会产生很大影响。根据思来氏这几年收集的教师评分的数据，在同一天不同时间段，教师们评分的波动还是比较明显，这对不同时段前来面谈的学生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公平。

人工录入误差。过去一个学生可能要与几位教师面谈，学生手上会拿着自己的打分纸，每个教师把分数记在纸上，结束后把一批批记分纸统一送到机房去录入电脑。这里面每个环节都是人工操作，差错概率始终存在，也会影响录取结果。

鉴于以上原因，使用信息化手段主要在于机器能始终保持客观，标准如一，杜绝了许多人为主观偏差。愿意投入高成本引进新型面谈技术的学校，也往往对公平、客观有很高的追求。

另一方面，在政府大力倡导下，越来越多民办学校在选择生源时开始更关注学生能力素养情况，不再是超前学习了哪些语数外知识。能力素养的测评，更有赖于先进的技术去实现。

这一系列的发现，也促使一些民办学校放弃了原有的知识测评的方法，开始用更情景化、更生动的方式来了解幼儿的能力素养状况。第三方的介入，使得这种测试方式的创新成为了可能，孩子们在人机对话过程中遇到的更多是具象的“生活场景”，而非抽象的“题目”。这些场景更加注重考查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思维品质、问题解决能力、快速学习能力、社会性及情绪表现等。这些能力一般并不能通过短期刻意培训而习得，更多还是孩子们在长期成长经历中潜移默化形成的。

澎湃新闻：请问你们在创业之初是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家专注教育第三方测评的企业？

刘俊彦：和您说说我们的三个创业片段吧。

2008年，我们参加了复旦大学2008年的创业比赛，当时我们是那一届本科生项目获得了创业奖金，可连我们母校的创业基金评委都劝说：“刚毕业还是去企业多学习，大学生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太高了。”可见当时创业环境不那么支持，现在大学生创业已经是一件颇受鼓舞而且听起来很酷的事，挺羡慕现在的孩子们。

我的合伙人张韫当时是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的佼佼者。他在本科生期间获得过复旦大学光华自立奖特等奖、望道传媒奖、市优秀毕业生等很多荣誉。我们是同班同学，大家也都很关注他毕业后会做怎样的选择。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选择出国深造，至今在复旦新闻网上还能找到校报《复旦青年》对他的一段专访：“当问及今后有何打算，张韫说可能会报考哈佛或斯坦福的研究生，斯坦福的心理学是居世界前列的。”

2007年的时候，张韫从数千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全额资助赴美进行交流学习。但是，也正是这一次与梦想学校的亲密接触，让他最终放弃了去读博士的念头。

澎湃新闻：为什么去了斯坦福之后反而放弃了去深造的想法？

刘俊彦：他当时在博客中写过这么一句，“因为在斯坦福我遇到了一批充满热情与智慧的年轻人，他们所谈论的都是硅谷，都是创业。我深深感到，更适合我的地方是车库，而不是实验室”。

所以从斯坦福回来后，张韫便开始向班里几个对创业感兴趣的同学发出“邀请”，我也就这样加入了思来氏早期的“创业车库”。第一个办公地点是张韫父母为支持他创业而腾出的住房，我们还从其他公司接手了二手的办公桌椅“环保再利用”，开始为创业做准备。

创业准备期也有过许多动荡，我曾在大四上半学期收到来自知名跨国大公司的offer，徘徊在创业还是就业的分岔路口。张韫连夜给我写了满满两张卡片，内容是《二十个留下的理由》。这些理由中，有的义正严辞、有的感人肺腑、也有的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懂得与用心。时隔将近十年，我仍然保存着这两张卡片，仍会被其中那句“在办公室不必穿着正装正襟危坐，你可以穿着舒服的衣服盘腿而坐”的贴心而感动到。当时我妈妈看到这张卡片时便说，无论如何，这是个极其“靠谱”的团队，值得一起拼搏。

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感谢当初这个插曲，让思来氏成为可能。

2008年3月，在创业准备期过后，我们在工商局正式注册成立了思来氏，启动资金一共10万元人民币。这笔初创资金来源于三户家庭家长的支持，这也是近十年来我们唯一一次向家里伸手，后来每一年的营业收入及增长就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及越来越壮大的团队共同来创造了。

把创业和自己的专业——心理学结合起来是我们选择创业的初衷之一。这时，我们想到了大学期间在幼儿园实习的经历，观察中发现老师们往往只是根据经验给出一个孩子模糊的评价，往往是“好”、“棒”、“有问题”。这样的主观评判对于孩子的成长与家庭的指导来说都远远不够。

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客观的评价标准呢？通过信息化的方式，结合孩子的心理发展特征，帮助老师更好地进行观察评价。这应该是许多幼儿园的需求。

于是，我们决定：就做这个！

真的做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实践比计划难多了。这是一个没有企业涉足的处女地，我们成了“吃螃蟹的人”。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研发，但整整九个月都没有人接受我们的产品，直到11月才接到了第一笔订单。

这提醒我们，我们想做的和基层需求之间可能有脱节。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学校和幼儿园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评价？于是我们找到一些幼儿园、学校开始进行一线调研。

有一次，有个园长问我们：“我看你们挺擅长搞研究，能不能来帮我们幼儿园一起研究个课题？”做课题是大学里的基本功，我们也没多想，就开始参与了。没想到这一发却不可收拾，我们的评估工具问津的人不多，但是课题却做出了名气——希望我们参与课题的学校幼儿园越来越多。一头扎进校园的我们，成了小朋友们的知心大朋友，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收集基础数据。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参与到了不同幼儿园、学校的数十个课题研究队伍中，对学校的管理、教师、课程等等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经历也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教育的现状，看到了教师与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2011年iPad问世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平板端开发了第二代的儿童发展测评的产品。在大量学校、幼儿园研究实践的基础上，这一次的产品推出获得了广泛的青睐。事实上，我们之后推出的每一款教育产品，也都得益于创业前期数年的课题研究，始终贴近教育发展的前沿方向。

如今创业已近十载，思来氏已经有庞大的产品设计团队、IT开发团队，测评工具开发每年都在不断迭代，业务已经从幼儿园逐渐扩大到中小学，从上海走向全国。其专业性已受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认可，双方于2016年成立了教育评价技术创新中心。

澎湃新闻：你们如何做到让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认同第三方评估？

刘俊彦：在我们看来，思来氏九年多的发展经历中，并没有什么爆发式的增长，从接到来自学校的第一笔订单之后，思来氏所有的业务都是一笔一笔慢慢累积，再通过踏踏实实的专业服务赢得更多客户的认可。不放弃每一个机会是思来氏团队得以在教育领域站稳脚跟的关键文化因子，因为我们记得创业初期九个月都没有订单的日子，每一个机会都很珍惜。

当然，第三方评估在最初仍然是个新鲜概念，客户对于思来氏团队的态度也往往会从最开始的谨慎，慢慢走向友好、信任和支持。有一位校长在第一次与思来氏合作时婉转表示，经费有限，所以4万元的服务费分了8次支付，每次只付5000元。但几番合作之后，校长完全肯定了思来氏的研究能力和团队的专业实力，如今每次学校的重大展示和关键项目，都会邀请思来氏共同参与。

某知名小学校长在与思来氏合作多年以后，曾经和我们聊起过合作前后的心理变化：“在和你们见面之前，我本来以为又有人看中我们学校的名气来蹭合作，所以开门见山就直接挑衅问了个要难住你们的问题”，说到这儿，校长忍不住自己笑了起来，这个当时略显刁钻的难题是——“你觉得我们学校未来要制定一个怎样的规划？”我们也都知道，能回答好这个非常宏观的问题，就能显示出思来氏对于小学教育改革方向的理解程度，也进而能获得对方的认可。最后我们通过了他的考验。

澎湃新闻：张总，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之前我们也发现有网络文章指出对您个人学历存疑，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是什么？

张韫：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过围绕我个人学历的攻击言论。这个网络事件促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和公司一路走来的历程。在此，我不仅要坦诚面对自己，也要坦诚面对一直并肩同行的团队，对相关事实进行说明：

我本人是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本科生，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学在读研究生。大学期间，我曾受资助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交流学习。需要声明的是，我在填写青联等社会职务个人相关材料时均如实陈述本人情况；在公司对外宣传、接受媒体访问、参加电视节目、投资机构尽职调查时，也从未使用“斯坦福博士”这一身份，并且在所有媒体的个人专访中均强调了自己作为复旦大学毕业生进行大学生创业的事实。

回忆事件的起因，应该是在创业早期有一次参加会议时，主持人搜索了网上关于自己“去斯坦福交流并申请博士”的新闻后误称我为“斯坦福博士”，由于当时场合并非我是主角，便没有当场声明。但不曾想，这一称呼就留在了互联网上，也被多次引用。

这件事情对关心及帮助过我的人来说，都造成了影响。我也确实有责任，有一定程度上的虚荣和侥幸的心理，在对宣传工作的把关上应该更严谨。我必须向所有受到此事影响的人致以最真诚的歉意。看到这一误会被放大成为攻击自己和思来氏的一把利刃，甚至有人不惜恶意PS出我的假名片和假对话记录在网络上传播，着实令人始料不及。所幸我和团队共同经历风雨，凝聚力更强，而我也不断思考企业发展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澎湃新闻：针对儿童综合素质发展，请您介绍一下哪些数据值得大家关心。

张韫：谢谢您的认可，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估致力于帮助家庭、学校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能力，以便为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也为学校提供课程调整的依据。其实在我们多年的研究中，积累了许多有趣的发现，我们会通过官网、微信号，发布会等形式进行发布，也非常欢迎大家的关注。

比如，在对超过7000名幼儿的多元能力发展进行测评后我们发现，上海幼儿与欧美幼儿在4岁3个月前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但在4岁3个月以后，上海幼儿的认知能力快速发展，超过了欧美同龄人，并随着年龄的增大优势不断扩大；但在运动能力方面，尤其是速度、敏捷、力量方面，则逐渐滞后于欧美幼儿。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教育意识：更注重“学习”，而忽视让幼儿享受童年，接触自然。

同时我们也发现，由祖辈主要带养的幼儿语言理解能力更强。这也提醒年轻的家长们，要多与自己的孩子们进行交流，提升陪伴质量。如果在陪伴孩子时只是盯着手机，孩子受到语言启蒙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今年的世界图书日，我们发布了小学生阅读行为的大数据报告，其中发现：小学生平均每年阅读15.32本。12%的儿童是酷爱阅读的小书霸，他们每个月要看超过3本书籍。但也有近70%的儿童一个月读不到1本书。另外，能够独立为自己选择阅读书籍的学生占24.7%，大多数孩子则完全依赖教师和家长的选择，他们的阅读是被动的，并没有养成阅读习惯，这些孩子的父母应当要引起重视。因为从世界教育评价考试的趋势来看，阅读素养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