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桥“独资”建成

高升桥又名刘公桥，刘公桥是一个叫刘凤卿的人独资建起来的。

有人说：因当年刘凤卿儿子进京赶考，在此过河，遂在榕树下许愿，若其子进士及第，就在此河上建一座桥，后其子高中进士，刘公遂践其诺，故又名刘公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琼东河上，南有万寿桥，北有柳宅象桥，且都是进城的大路，是福州东部地区各村的进城主道。从高升桥进城的主要以王庄、莲宅、蛤埕的村民和洗澡的客人为主。刘凤卿是哪个村的人，他儿子进京赶考怎么会选择在蛤埕过河呢？况且这条路是进城之路，并不是进京之路。

所以，有人看出“赶考路过”之说站不住脚，就说刘凤卿是柳宅人。柳宅有一座历史悠久的象桥，是进城的重要通道，要是柳宅人跑到蛤埕渡河进城真是“多此一举”。

也有人干脆就说刘是蛤埕人或以里人代之。刘公桥规模大，不是拍拍脑袋，许一个诺，就能建起来的，若不是“富室殷商”，没有雄厚资金作后盾，建得起来吗？古人在《闽县乡土志·水利·新港》中写道，“水部门外无富室殷商”。这等于直接否定了刘公是水部门外各村的人。另外，农耕时代的福州，人口流动性不大，各村姓氏单一，水部门外没有姓刘的村庄。

刘公桥

刘凤卿，此公在康熙年间的福州，毫无疑问是个大土豪，是一个具有独资建大石桥经济能力的人。同时，还应该是一个很出名、很有名望的人，否则也不会在建成的桥栏上仅刻了三个字“刘凤卿”，不刻地名，在他看来刻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没有人不知道刘凤卿的。

在那个时期的福州地区，具有这种经济能力的刘姓富室殷商有多少？笔者没有能力考证。但出名的倒是好找，如三坊七巷刘齐衔的伯父刘家镇，据说此人有“刘百万”之称。但是，刘家镇1789年才出生，刘公桥1709年就已建成。“刘百万”的父亲刘照，在乾隆、嘉庆年间，才“陆续购置了原属紫藤花庵和陶舫的屋舍”。

林则徐在为刘家镇所写的墓志铭中说：“（刘氏）先世居直隶龙山。明初，有讳海者以军功为总兵，官前军都督同知。海生彬，由孝陵卫指挥使调福州右卫指挥使，入闽，家焉。”如此看来康熙时期，“刘百万”的祖先已经在福州立足了，那时，他们虽算不上殷商，富室总是可以的吧。刘凤卿是不是他们家的，期待持有刘氏族谱的人来考证吧。

是人高升？ 还是桥升高？

嘉庆丁丑年（1817年），人们为什么又再次重修刘公桥？大石桥一般不容易毁坏，除非地震，但未见相关记载。

⬇ 倒是福州史料记载了该河段的环保问题。

《闽县乡土志·水利·新港》说：“自打铁港折入新港，再折万寿桥，三折高桥，四折象桥。此隘下由马江，上入城河，而为各处渡船所必由之区也。渡船者贩运柴米、百货，卸入舢板候潮入城资用，万家咸于是乎赖，居民委以粪草瓦砾，河口愈狭，河身愈浅，水溢旱亁，展转淤塞、百数十年。邵阳魏制府修濬之一，袛及城河，而不及外河，亦仅及其半耳。况水部门外无富室殷商，难比南台圣君殿一带之河，是以久失挑濬。”

万寿桥

这段话记载的就是琼东河从万寿桥、高升桥到象桥之间河道的事情，由此可知琼东河历史上存在因环保意识薄弱造成河道淤积抬高河床的情况。此外，我们还要考虑石桥本身的重量和地质沉降的因素也可以导致桥梁下降。

高升桥

为此，我们推测，河床升高、桥身沉降，造成桥与河面之间的距离变矮。琼东河是福州城内“万家咸于是乎赖”的交通动脉，桥变矮了船不好过，动脉梗阻，或者因此频频发生船与桥碰撞，影响了桥梁的安全性。于是，到嘉庆丁丑年，人们不得不再出来募捐，把刘公桥桥面升高，好让装载着柴米、百货的船只顺利地从桥下通过到城里去。

重修后的桥名又称为高升桥，这也就有了几种可能。

一是百余年前捐资人的子孙后代确实曾经高升了，所以人们当时就把桥又名为高升桥；

二是一百多年后人们重新修桥时为纪念他，就把桥又加一个名，叫高升桥；

三是因为前述原因造成桥梁下降需要重新提高桥面，修桥目的就是把桥升高，所以桥修好后又名高升桥。

笔者认为第三种的可能性要比前面两种的大许多。

高升桥出资人 非“谷”姓人家

有人把重修高升桥的出资人解读为“谷善信”，其实“谷”应为“各”之误。谷字上头是分开的，而桥栏上刻的“各”字，笔画是连在一起的。况且，文革前，桥西头还有刻着捐助人姓名、金额等内容的石碑。有个词叫“善男信女”，“各善信”就是各位善男信女的简称。

总之，高升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宝贵的桥梁文物，更重要的是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财富。它告诉人们富裕之后回馈社会是一种美德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同时还是一部活生生的环保教材。

文陈守强

原作刊登于福州晚报闽海神州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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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魏旸艳 实习编辑 黄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