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起诉康菲到收到立案通知书，作为长岛县的五名渔民代表之一，赵乐海此番已是七次造访青岛海事法院。从长岛县的砣矶岛坐船到蓬莱，再从蓬莱转站青岛四方区，最后来到崂山脚下的青岛海事法院，赵乐海对这条线路并不陌生。

“出庭心情复杂。”赵乐海说，一方面是因为开庭而让他看到了索赔的希望，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对未来的担忧。

“打官司其实就是为了打口气，因为拿不起足够的诉讼费，索赔金额仅仅是根据一年的损失来计算的。”赵乐海告诉界面新闻，自2011年“康菲漏油事故”发生后，自己养殖的虾夷扇贝多年绝收，年均投资上百万元的扇贝苗出现大面积死亡，因此不敢再贸然投入。“岛上有两对渔民夫妻还因为投入打了水漂而闹到离婚，有的渔民一家过年连一袋面粉都买不起。”他说。

无奈之下，包括赵乐海在内的附近渔民只能选择养殖海带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海产品。相比当下市场价20多元一斤的虾夷扇贝，市场上只卖几块钱一斤的海带利润微薄，这对于靠海吃饭的渔民来说无疑打击巨大，一些拿不出钱的渔民甚至只能靠贷款来打官司——界面新闻梳理索赔金额后发现，索赔损失在上百万元的养殖户要缴纳2万多元的诉讼费。索赔损失最大的一位养殖户来自牟平区，索赔金额600余万元，其诉讼费约5.8万元。

“蓬莱19-3油田距离砣矶岛直线距离只有39海里，我们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地区，当时海面和海岸上的油污清晰可见，为什么河北、天津和辽宁的渔民都得到了赔偿，却单把距离最近的山东渔民排除在外？”赵乐海质疑。

从地图上看，长岛县砣矶岛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这一海岛的地理位置距离山东半岛较远，而距离蓬莱19-3油田的直线距离仅有39海里。然而，尽管事故油田就是以山东北部沿海城市“蓬莱”命名，但与辽宁、河北沿海同样位于渤海湾之内的山东沿海地区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疑因溢油事故而遭受重大渔业损失的山东渔民陷入了“索赔盲区”。

“没有污染 何来修复？”

“由于虾夷贝的养殖需要二类水质 ，即使不能通过油指纹判定是否受到来自康菲石油的污染，也可以从国家海洋局已确定导致油田周边6200平方公里的水域为劣四类水质这一方面断定，该地区扇贝大量死亡与漏油事故存在必然联系。”贾方义表示。

对此，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告诉界面新闻，由于受到洋流、风力等力的作用，油田周边受污染的6200平方公里并不是一个规则的“圆圈”。根据渤海湾的环流方向，污染物大体会向西北方向也就是河北、辽宁一带扩散。但能否因此确定砣矶岛在受污染的范围内，还需要大量的监测数据做支撑，比如该岛附近是否存在“反复流”等作用力的影响。

正是鉴于环境污染事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贾方义此次希望借助“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为“索赔盲区”中的山东渔民讨一个说法。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当环境污染存在争议时，排污者应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免责事由或者排除因果关系，就应承担赔偿等侵权责任。

“根据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渔民只需要提供扇贝大面积死亡的证据，而康菲公司要负责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山东渔民出现多年绝收，否则应当承担败诉责任。”贾方义表示。

2012年1月，时任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丁志习曾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不能排除溢油事故与山东省渔业遭受的经济损失存在高度关联。

“对康菲有利的证据，我们要反过来变成对渔民有利的证据。”贾方义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康菲公司至今唯一的证据是国家海洋局于2012年公布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下称“调查报告”），他们认为这份报告里面指出辽宁、河北等地出现油污到岸的情况，里面并没有提及山东。但反过来讲，这份报告中并没有明确排除山东受到污染的存在。

9月14日，在交换证据的环节，贾方义和该案另一位代理律师郭乘希还向法院出具了一份名为《关于下达蓬莱19—3油田事故生态损害赔偿资金预算（第一批）的公示》的文件，以此佐证漏油事故对山东沿海地区的生态影响。

界面新闻注意到，在这份由财政部于2014年下达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省（市）财政厅（局）的文件中，明确“资金用于近岸海域修复等工作”，“尽快将资金拨付到各项目单位，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在下附的生态损害赔偿资金分配表中，山东、天津、河北、辽宁分别分配到1.76亿元、1.41亿元、1.54亿元、1.7亿元。

“没有污染和破坏何来修复一说？既然下拨山东省的生态赔偿金最多，这就可以佐证山东沿海肯定受到了漏油事故的影响。山东渔民却没有像辽宁、河北等地的渔民一样得到任何赔偿，这显然说不过去。”郭乘希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此外，郭乘希还向法院提交了事发时的气象资料，以此证明油污对山东渔民造成污染的可能。她认为，油污主要分三部分，一部分是海面浮油，一部分是海水中包含的，还有一部分是海底的沉积物，这三部分受潮汐和天气的影响会到处飘散。“调查报告”的监测数据是基于国家海洋局随机取点完成的，不符合我国海事局水上油污染事故调查油样品取样的相关规程，因而康菲公司仅仅依据这份截止到2011年8月31日的调查报告是站不住脚的。

2011年，在康菲漏油事故刚刚发生时，贾方义曾第一时间向青岛海事法院、天津海事法院以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针对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的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恢复。至今，他仍然觉得100亿的索赔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10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不过16亿多美元，而今年英国BP石油公司最终同意用高达187亿美元的代价，才终结了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引发的多年诉讼纠葛。面对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对外国企业在本土造成环境污染的案件不能手软。”贾方义表示。

2012年7月2日，贾方义一度将官司打到了康菲公司的总部——美国德克萨斯州。他与美国三家律师事务所联合组成律师团，同500位山东渔民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将诉讼材料递交给德州当地法院并很快得到了受理。这场跨国诉讼一时轰动全国。尽管由于成本制约和法制差异使得美国维权之路困难重重，在当地法院举行过两次听证会后至今没有下文，但在他看来，美国之行并非没有收获。

通过美国当地法院的两次听证会，贾方义和渔民们得到了康菲公司在法庭上出示的同国家农业部签订的协议。贾方义说，这个协议在国内是没有公开的，其中的开放性条款明确，“其它地区受到污染的适应于本协议”——这意味着，山东地区如果受到污染的话，到底是通过司法程序来确认，还是通过行政调解程序来确认，并没有确定下来。

“这说明农业部和康菲公司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上是留有余地的。”贾方义彼时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会把这个协议递交给青岛海事法院，如果将来政府能够参与调解，通过与法院协商的行政手段让渔民得到赔偿，那索赔的效率就会更高，渔民节约的成本就更大。

如今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六年，贾方义感慨道，康菲漏油事件如同悬案一样就摆在那里，“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坎坷之后，现在梳理起来都有些困难了。”

作者：牛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