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一般将茅山写成“茆山”，或者“毛山”，他们的教派被称为茅山教，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在两广瑶山地区的调查中发现了茅山教，引起了汉学界的注意。流行于两广地区的茅山教，与福建的闾山教、湖南的梅山教等有很深的渊源，这些民间巫教通常被称为“法教”，又称作“师教”。

巫教的行法者被称为“师公”、“端公”，即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师巫”，福建建阳地区的师公，更是自号为“巫流弟子”。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区别巫术与宗教时提出，“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巫术是一种准宗教现象，但巫术（或巫教）不等同宗教。巫教的师公们没有宣扬经典与教义，而是掌握方技巫术，为寻常百姓提供超验性的服务，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巫教是属于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文化、俗文化之外的神秘文化，其长期隐没于底层社会，甚至受到官府的打压。《大明律》中指出“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一应左道乱正之术”，以法律的形式禁止茅山法等巫术。

但在明代，还出现了一部反映巫教作品的小说《海游记》，全称《新刻全像显法降蛇海游记传》，书中试图将巫教与三教并列，称“自天地开辟之后，人民安业，以儒、释、道、巫四教传于天下”，反映巫教文化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在《海游记》中，闾山法与茅山法被认为是巫教中的正邪二派，书中描绘的闾山与茅山，均是神话世界之中巫法胜地，并非实际存在，当然也就不会是指道教中的茅山。

经过汉族移民的传播，闾山、茅山、梅山等巫教也在南方少数民族间广泛流传，在瑶族、壮族、侗族、仡佬族、畲族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巫教占据了核心部分，例如畲族的《开山祖图》上就绘有其祖先“茅山学法”的内容，这也是宋代以来少数民族汉化的重要途径。

而道教的茅山上清派，是指以江苏句容茅山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上清派。上清派第一代宗师是南岳夫人魏华存，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则是第九代宗师，他常居茅山，在此开设道馆传授《上清经》，使得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活动中心，茅山由此扬名。

魏华存夫人于东晋兴宁二年，首次将《上清经》授予琅琊王司徒舍人杨羲。从兴宁三年开始的数年间，仙真们陆续降临在护军长史许谧的家中授道，一种全新的宗教思想体系，就在夜色下的神启活动中诞生。

到了南朝，隐居先生陶弘景将茅山降授的内容收集整理成《真诰》一书，严谨地记录了仙真留下的高贵华丽的语言，司马虚等西方学者将之称为“茅山的启示录”。

那么正规的上清派道士应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

上清派是唐代道教主流，有茅山与天台山等支系。天台山道士应夷节的学道经历可视作上清道士的人生标杆，他7岁慕道，13岁出家学道，从15岁参受正一经箓开始，至32岁进受上清经法，获得了唐代最高的道教法位。他的一生通过学习三洞经典，取得相应法位的过程，类似今天的学位制度，而与电影中行使驱鬼技能的“茅山道士”大相径庭。

因此，在六朝精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茅山上清派，与民间社会盛行的巫法茅山教，二者本无关联，由于电影的强势影响，才让部分观众陷入指鹿为马的尴尬境地。

此外，在历代志怪小说与文人笔记中还记载了很多“茅山师”的故事，他们凭借各种禁咒符术，可以治鬼驱狐，虽然写的是幽明两界的奇闻异事，但其中更能折射人情世态，这也许是香港灵幻功夫片创作的思想渊源。不过，古代小说中掌握茅山法的人指的就是师巫，有时候他们被称为法师，当然不是指来自茅山的上清道士。

宋代洪迈《夷坚志》记载，有一个行茅山法的俗人，“虽非道士”，但却被里俗百姓称为“谭法师”。话说在江西德兴县，有一老狐化作人形，变成黄老翁的样貌，常去看望他在外耕田的两个儿子，故事的结局令人唏嘘，黄老翁被两个儿子误认作是狐妖而杀死，而最后谭法师出现，让假冒黄老翁的狐妖现形，将其扑杀。

明代湖南人江盈科也记有一个故事，说他的家乡有一个叫做李四的师巫，他学的茅山法多是害人之术，“试之立验”，可以令墙破裂、令酒发酸、令绳折断。一次，他使用巫术戏弄一个正在走路的女子，女子的裙带突然自动褪落，后来他才看清这女子就是他女儿，自此成为笑柄。

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描写有茅山法师与狐妖的故事，与官场索贿的行径很相似。有一户人家遭遇狐患之后，联系了一位茅山师，在他准备出发驱狐的时候，遇到一位老翁，老翁自称与狐交好，出了高额的贿金买通了这位茅山师，阻止他前往驱狐。贪婪的茅山师得钱后并未罢休，而是用“雷斧火狱”相威胁，不断向各处的狐妖索要金银。

最后，不堪其扰的狐狸盗走了他的符印，令他癫狂自杀。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影视作品与世俗小说的影响力显然比宗教原典大得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人根据老港片中“茅山道士”的虚拟形象，询问真正的道士能否“抓鬼捉妖”，遇到这般提问，道士们若非哑口无言，即是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