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股份”和“厉民营”

因论证倡导中国股份制改革，被外界一度称其为“厉股份”。

厉以宁曾谈到“厉股份”这个外号时公开表示，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厉以宁根据中国经济现状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

1990年，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另外，厉以宁密切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因此，又有了“厉民营”之称。

“两会”上的厉以宁

无论是“厉股份”还是“厉民营”，这些称号的背后，反映的都是厉以宁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所做的贡献。

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厉以宁就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2003年，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身份，率专题组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5年，专题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当年，支持“非公”经济的“三十六条”政策出台。北京大学2005年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厉以宁出任院长。

在全国两会期间，厉以宁多次为民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他曾多次呼吁，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中有好多还没有得到落实，他指出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玻璃门”，部分领域的准入对民营企业还没有放开。2009年两会期间，针对4万亿投资客观情况下多数流向了国有经济部门的情况，厉以宁进一步建议，“应该给民营企业适当的比例“。

2015年3月6日，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厉以宁（右）等7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并答记者问。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2009年两会期间，厉以宁在经济界委员小组讨论和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怎么扶植优质企业”谈道：优质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不在于给贷款，也不在于给补贴，而在于给订单、给市场。没有订单、没有市场，企业再好，也很难竞争过国外企业。优质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能处于优势地位。

在2014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厉以宁表示，改革进行已经30多年，一些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硬骨头是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利益集团，第二个制度惯性，利益集团应该服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局，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而使改革出现障碍，这就需要有决心。

2016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厉以宁委员作《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国企改革》的发言。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2017年两会是厉以宁最后一次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出席两会。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首场记者会上，厉以宁就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等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厉以宁表示，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我国的结构性调整没有结束。我们的国情表明，我们是在不断的转型、不断的改革当中来达到新的位置。

多年来，厉以宁坚持在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改革等领域深入研究。他说，中国经济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不要认为结构性改革很容易做，结构性改革有多难，看看历史就知道。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经济才能够上新路。”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内，厉以宁教授现场授课，让校友们重温当年的课堂气氛。彭子洋 摄

2018年12月23日，在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称，今天再进一步发展经济，一定要把路线搞对。路线已经不是从前的单纯引进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改革。

“在转型升级期，江苏是很有优势的”

作为全国民营经济排头兵，江苏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敢于探索创新、敢于破题闯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新模式、新思路。所有这些，引起了厉以宁的高度关注。“总体觉得，在经济转型升级期，江苏是很有优势的。”

2003年，73岁的厉以宁带队到江苏，深入企业、实地探访调研。去苏州、无锡、张家港、江阴等地调研，那个时候民营经济还不够大。当时厉以宁就提出来，“大家都觉得不安心，不知道自己赚的钱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民营企业家普遍的担心需要化解，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家乡民企提供的大量一手资料，为厉以宁的调研报告夯实了基础。一年多后，“非公经济36条”出台，再次激发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厉以宁认为，从各方面看，江苏都有很多优势，不过，他也指出了一些江苏的“短板”，江苏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在厉以宁眼中，江苏人求“稳”，“闯”的精神还应该更多一些，主动迈出去的步伐还不够快，他鼓励江苏人可以更多地向别的地区的人学习，更多些向外开拓的勇气。

“要大力培养蓝领中产，江苏完全有这个条件，同时还要发展小微企业开发区。江苏一些好企业、老字号的企业也要重视品牌经济，这样江苏的发展会更快。”厉以宁说。

在国内最早提出“第三次分配”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事实上，这一概念正是20世纪90年代由厉以宁最早提出。

厉以宁认为，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称为第一次分配。政府再把人们从市场取得的收入，用税收政策或扶贫政策进行再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而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对公益事业的捐献，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随后，这一概念被学界逐步接受，相关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最终被党中央的文件所采用。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厉以宁始终关注与研究的问题，他迄今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贯之。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书中，厉以宁又从经济、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厉以宁在1999年首次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指出：虽然这种分配是一种资源的、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但并不是同市场与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的。它能为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事业出力，结果必将有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人们对于第三次分配的自愿程度也会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因此厉以宁表示，凡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

“第三次分配”与伦理、文化息息相关。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一小节。他提出，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

以万字手稿道出中国经济改革解药

2016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演讲。

22日是厉老的生日，这位86岁的老人，犹然精神矍铄、思考不辍，更花了一天时间亲笔写下万字手稿，为中国经济改革开出秘方良药，其思路之清晰，思考之深刻，令人震动。

以下为厉老演讲的观点总结：

谈政府进退：政府不能老呆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呆的时候是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谈就业：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国的快递员有多少自备工具、自己参加某一个组织或者帮助你取得信息，哪儿有货，收货、送货，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一点，就是经济中需要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

谈法制：这么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不是很严密的，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所以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谈观念：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谈创新：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叫创新?在熊彼特时代，这是对的。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谈企业家：“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谈消费：古典经济学是最优原则，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但现在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因为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

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让它微调。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一定要做到这样。

“今后几十年整个经济学可能会改写”

年近90岁高龄时，厉以宁仍在坚持做研究。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120岁生日。当天，厉以宁作为颁奖嘉宾，颁发北大“学生五四奖章”。

现场，厉以宁介绍了自己当时在做的研究，“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问题，现在的经济学正在变化，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整个经济学会改写。”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厉以宁（中）等老教师代表出席。朱骏 摄

厉以宁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现在经济发生变化，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人也不一定是理性人，可能是现实人，所以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安排。

当人是经济人、理性人时，总考虑最大收益，而加上了社会人、现实人的身份，就不存在最大、最优的选择了，因为信息太多，很多人都开始作出“次优选择”。厉以宁说：“人是社会人，社会人要求更多的是协作、双赢，这样整个经济都发生了变化。”

一旦脱离经济学家的身份，厉以宁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温和、可亲、幽默的老先生。诗词是厉以宁的业余爱好。据他自述，从高中时期起，他就学习写诗填词。2008年出版《厉以宁诗词选集》，收入了他历年来所作的六百六十六首诗词。

厉以宁热爱诗词，但从不以诗人自居，只说是“余事”而已。“如今我年纪大了，但一翻开我的诗词选集，读到当年写下的这些诗词，脑海中很自然地又呈现出当年的情景。”

厉以宁主要观点：

——扩大内需最要紧的有五个措施：给农民以产权；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给低收入者更多创业的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生产群众需要的、喜欢的新型消费品。

——“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

——“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不应该提倡“减员增效，”“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

——对待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诈骗、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第二，始终把对股民风险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业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业)，政府有责任采取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要加大就业培训、再培训，鼓励人们去各类企业工作。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得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

——“农民的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连在一起。”

——“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贩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

END

综合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一财经、新京报、新华日报

责编 | 赵文婷

值班主编 | 赵伟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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