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雕像

黄帝，传说姓公孙名轩辕，为少典氏之子，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地），大概是夏部族内之一个氏族领袖。他奋起号召各氏族团结起来反抗，古文献中所说的“征师诸侯”，大概所指就是这件事。

黄帝深知蚩尤部族势力强大不易抵御，但其有一缺点，即从南方而来，对北方的天候地形多不明了，故黄帝在战蚩尤之前，好像已针对蚩尤的这一缺点采取了一种类似诱敌深入的策略。其实施要领，即不在现地与蚩尤部决战，而是将其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利用天时及地形，增加蚩尤部众行动的困难，借以削弱其实力，然后乘其陷入被动、战力衰退之际，捕捉战机，再予以歼灭。

黄帝与蚩尤最初接战的地点，可能在河南省中部；接触之后，黄帝即主动向北引退，蚩尤随即跟踪追击。当时的华北平原，森林蔽野，双方的行动路线现今已不可考。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蚩尤部进入华北平原后，可能因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隔阂，敌情不明，以及食物饮水缺乏等因素，行动日渐困难；且越深入，环境越陌生，伤亡损耗又无法补充，所以精神上的压力也就越大。

等到进抵今河北省北部地区后，蚩尤部因长途奔驰，不但疲劳困顿，完全陷于被动，且战力和斗志都大为衰退。反之，黄帝部因得天时地形之利，可选择有利的时间与地点，主动反击，所以无形中实力相对增强。最后，黄帝于涿鹿（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捕捉到有利时机——即当时狂风大作，尘沙蔽天，蚩尤部昏迷彷徨之际，黄帝驱众向蚩尤部冲击，遂一举将其击溃，蚩尤亦被擒杀。

5000年前，华北地区常有大风天气，大风来时，常常尘沙蔽天，日月无光，传说上“蚩尤作大雾，军士昏迷”，以及“蚩尤作大风雨”等等，可能都是这类狂风天气之误传。古人对自然现象的重大变化，常疑为有神意，深怀畏惧之感。蚩尤部在陌生环境中遭遇从未见过的景象，其部众自然陷于恐惶不安、手足无措之境，故黄帝才能将其一举击灭。

黄帝雕像

古代部落战争，一切行动完全依赖于首领之驱使，首领一旦覆灭，部众即告溃散，战争亦即结束。

蚩尤在涿鹿之战失败之后，其所率领的黎苗部族，可能一部被歼灭，大部溃散或窜返回原居住地。蚩尤所率部众主要为黎之部族，在此次战争中受创最深，该族战后似无继起之领袖，以致各部星散各地，一蹶不振。有学者考证，《尚书·尧典》所载之“黎民”，当是涿鹿战后，黎之部族散布于中原各地的痕迹。

涿鹿之战后，因黄帝擒杀了“暴虐百姓”和“威振天下”的蚩尤，故得中原各部族之拥戴，一时声威大振，被尊为共主（有学者认为时间或在公元前2698年）。黄帝更借胜利余威，继续对四方进行征讨，有学者认为，《史记》上所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前征之，平者去之”，以及所谓“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即为黄帝“用兵四方”的证据。

另据《史记》记载，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有学者认为是指丸都山，在今吉林省集安县）及岱宗（泰山），西至崆峒，登鸡头（崆峒、鸡头皆在今甘肃平凉西），南至于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阳西熊耳山；湘山在湖南岳阳西南），北合符釜山（今河北涿鹿县西北）”。可见当时黄帝之兵威（不过在那个时代，各部族均以游牧为生，时有迁徙往来，尚不能称其已建立固定“国界”，不过由此也可见黄帝声威远播）。

在涿鹿之战中，夷是否曾参加了夏对黎苗的战争，上古史籍中无痕迹可资佐证。但由黄帝“东至于海”一点看来，涿鹿之战后，夷或惧于黄帝之声威及黎苗威胁之解除，加入了“中原联盟”，受共主——黄帝之领导，则是极有可能的事；进而也可能导致了以后颛顼、帝喾以至尧舜时代夷、夏的合作。至于苗的势力，因涿鹿之战后黄帝不断四处征讨，其活动范围已萎缩南移。星散各地的黎部族，因受夏文化的熏陶和彼此通婚的影响，逐渐脱离苗而与夏同化。

涿鹿之战绘画

《史记》曾记载，黄帝为上古“五帝之首”，也是夏禹之前势力最大之共主。其“建都”地点虽有“邑于涿鹿”之说，但由《史记》所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一点来看，则仍未脱离打猎游牧的生活，其对于各部族的统属，也仅是所谓的“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而已。

这一时期，农耕畜牧尚处在起步阶段，陶器制作正在发展，人类生活尚停留在极其简单的阶段。黄帝除教民耕种畜牧以外，更制衣裳、作官室，发明舟车、文字、弓矢，占日月等，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发展文化，改进生活。传说中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及所谓“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等等，即可以视为黄帝对当时人类文化生活改进的贡献。因此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华夏民族虽自新石器时代之初，已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但定居中原从事各种发明创造，将人类从野蛮生活带进文明时代，实自黄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