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想要提升信心，应对症下药，从以上两方面入手，特别是，应想办法提升PPI，一个长期价格下降的环境是不可能给人信心的。1997年-2001年间，我国也曾面临信心不足的问题，期间我们做了很多调整，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腾飞，这是外力的作用。目前，我国缺乏这种“外力”，只能从内部开始调整，社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以及地方财政都呈收缩状态，不扭转这两个部门下跌的趋势，社会需求就很难提高。

澎湃新闻：如何扭转？

姚洋：我认为，发2万亿国债供地方政府使用，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同时，我强烈建议，建立房屋储备银行。房地产转型的方向是，政府收购其作为保障房，这是一个长效机制，需要建立专门的保障制度。

比如，收购保障房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地方政府别借债，一边要求地方政府收房，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金融机制，比如建立房屋储备银行，并从这个银行里发一笔永续债，以较低的利率和较长的期限给地方政府贷款。地方政府收房后，可以储备一段时间，再把房子作为保障房卖出去。

保障房是一个不赚钱的公益目标，需要用公共的手段去实施，用再贷款的方式去实施是不正确的。政府收购保障房后，能不能卖出去存在不确定性，为了防止追责，地方政府不会作出向商业银行贷款收购这样的事情。

要落实政策，首先要把金融机制想好。如果中央不搭建一套可以落地的金融机制，地方政府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落实政策的。

地方政府的债务化解也是同样。地方政府的纪律需要加强，但去追讨已有的债务是不现实的。

澎湃新闻：去年10月以来发行的特殊再融资债券，是否可以视为一种较好的化债手段？

姚洋：地方化债需要有一个整体规划，不能零打碎敲，需要中央搭建一个真正的机制。同时，我不赞成把短债变成长债的机制，这相当于免去了金融机构在地方债务中的责任，让地方政府承担了所有债务。真正的一揽子化债方案，应该是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共同参与的。

我觉得地方化债，首先需要中央支持。疫情期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大，中央需要先支持地方政府运转起来，再思考如何化债，以及如何在未来让地方政府不乱借债。

澎湃新闻：近期引发市场关注的消费税改革风声，可否视为支持地方政府的一种手段呢？

姚洋：这只是一个小的改革，对云南、湖南这种烟酒消费较好的地方可能有好处，但总体来说，对其他地方影响不大。想要救地方政府，可以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发长期国债，把已有债务先解决了，这也是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方法之一。

目前，地方政府的债主基本都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得先把这部分钱还上。去年9月国常会曾提到，要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等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但政府自己都很困难，怎么有能力还钱呢？所以，需要搭建一个机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民营企业收到了欠款，信心会得到提升，地方政府也得以解套。

把地方民营企业债务解决后，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就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地方化债的问题。在抵消三角债等债务后，金融机构可以将真实的净债务打包剥离，这样便解决了债务问题。

如何提升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

澎湃新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锐减引发市场关注。据《2024Q1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新晋独角兽8家，同比下降33.3%，环比上涨14.3%。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 对于培育独角兽，您有何建议？

姚洋：造成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民间资本在创投行业的式微，以及股市无法造富。

目前，创投基金80%的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因为目前风险投资公司的融资渠道基本都给堵死了，不和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合作的话，创投基金根本没有钱。

比如，以前创投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理财，但现在银行理财要求股权穿透，意味着这条融资渠道基本被堵死了。此外，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严监管也使得国企无法再为创投基金融资，而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是没有勇气做风险投资的。

基于以上背景，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成为了创投基金唯一的资金来源，但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保本，如果亏损，地方政府是要承担责任的。因此，地方政府可能会与企业家签订对赌协议，要求企业家必须还钱，且保证收益。创业失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与地方政府的对赌协议导致很多企业家成了失信被执行人。这种严格的机制限制了创新资本的流入。

第二个是股市造富问题。目前，IPO注册制改革陷入停滞，导致企业上市困难，投资人无法退出，即股市造富困难。即使能上市，等待时间也过长，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兴趣。

澎湃新闻：放宽上述限制，能否提升独角兽企业数量？

姚洋：这不光是是否放开的问题，而是应限制地方政府的股权财政。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尝试用股权财政替代土地财政，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一年卖地得来的收入都有4万-5万亿元，但股权财政很难实现这个目标。对于地方政府的股权财政，我认为应该一刀切，将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叫停。

创投的事情，应该交给民间来做，首先，应该让金融活起来，比如让银行的理财产品流出来，以解决民间资金来源的问题。金融行业是需要整顿，但不能因噎废食，金融创新对创投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创投基金多，退出也容易，独角兽企业比美国还多，那时候的一些金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是要再回到那时候，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该让大规模的资金流向创投和股市。

第二，应鼓励理财资金流向创投。现行的理财规章制度颁布于2018年，我认为应该要改。

第三，对股市的监管方向有待商榷。现在股市所谓的“严监管”是事前监管，将每个想要上市的企业放在灯光下仔细打量。但水至清则无鱼，水清了，鱼也没了。

股市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宽进严出，犯错了需要严惩，这是体现法治精神的事后监管。我们应用法治代替行政手段，对于造假企业，该退市的退市，该判刑的判刑。大家都能上市，但严惩造假企业，这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这是一个思路问题，我们要用法治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

造成部分行业“内卷”的问题也在于此。当前，创投和股市都无法吸纳资金，但资金总是需要出口，因此都涌向了传统行业，从而造成了“价格战”等现象。

澎湃新闻：当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都在谈新质生产力，您曾提到，不是只有“高大上”才叫新质生产力，创新焦虑会形成浪费。对于创新型企业和传统型产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姚洋：对于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企业不应再去做投机性的创新，那不是真正的创新，只是企业的盈利手段。企业应想办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如纺织服装行业，SHEIN的柔性创新使其可以快速生产大量服装样式，这就是传统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创新。

金融业适当降薪有利于引导人才流向其他行业

澎湃新闻：近期，金融业降薪引发关注。在您看来，金融业降薪是否可以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对人才的吸引？是否可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姚洋：金融领域确实吸引了太多人才，适当降薪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降薪幅度有点超调了。金融行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对从业者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等要求都很高，因此适当高薪是合理的。金融行业工资的调整具有必要性，尤其是那些特别高薪的，但调到位后，这轮降薪基本就应该结束了。

金融业的适当降薪确实有利于吸引人才涌向其他行业。比如，如果从事金融行业和从事高科技行业的薪水相当，那更多大学生可能会选择人工智能专业。

不过，4年之后，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也可能过剩，下一步大家可能又去学金融了。最终，除去一些对技能要求非常高的职位，各个行业的薪水相差不会太多，只是现在处于调整期，大家会比较茫然。

澎湃新闻：让利实体经济、推广普惠金融正成为金融机构的任务之一。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是否能让市场变得更健康，促使产业发展？

姚洋：服务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主体需要依靠金融科技。中小企业风险较高，若银行对其大规模推广普惠金融，容易造成自身的亏损。因此，发展金融科技至关重要。比如，互联网金融可以依靠大数据获取客户的精准画像，从而控制风险，这点银行一般是做不到的。同时，互联网金融的贷款利率也比银行要高。因此，从实际情况看，银行不可能大规模推广普惠金融，只可能会为了完成任务，稍微做一点。

另一方面，企业在经济较为困难时往往不愿意贷款，因为没有订单，也没有动力进货。因此，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是缺乏底层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