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通缉令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发展完善，画像与文字互相补充。通缉令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还通过文字的形式将其年龄、外貌特征等公布于众，并根据罪犯的等级，将通缉令张贴于不同的行政区域范围，实现不同地域与部门的联合抓捕。例如，东汉桓帝年间，大宦官侯览“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同乡人张俭不畏权势，将侯览的罪行奏告汉桓帝。

但是，最终因为奏折被侯览扣压而检举失败，侯览与张俭也因此结仇。汉灵帝建宁二年，侯览为了报复张俭，勾结同乡人上书诬告张俭，并胁迫汉灵帝颁布通缉令缉捕张俭。张俭仓皇出逃。侯览刊印了许多通缉令，除了画像，还将张俭的年龄、外貌特征等信息一并公布于众，责令各州郡协同抓捕。

二、连坐：通缉令的效用机制之一

通缉令张贴出去以后，为什么能得到效果呢？这里面其实是利用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一方面体现为人们都害怕因为通缉犯而使自己受到牵连。中国古代有一种常见的社会治理方式——连坐制度。我国的连坐制历史悠久，起始于周朝时期，目的是为了打击与罪犯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

商鞅变法中，提出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的连坐制度。连坐制就是要求人们互相监督、互相检举。老百姓不仅要监督自己的邻里，还要监督自己的亲属，倘若身边的人有犯罪行为而没有检举，其邻里就会同罪犯一同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在连坐制的影响下，老百姓人人自危，生怕受到通缉犯的连累。

所以说，当通缉令张贴出去以后，迫于连坐的压力，老百姓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之后能够及时向相关部门汇报，帮助缉捕犯人，使其无处可藏。虽然古代的科技没有今天发达，但是连坐制促使通缉犯无处投靠，很多时候只能隐姓埋名苟活于荒野之中。

三、重赏：通缉令的效用机制之二

趋利避害心理的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中国古代的通缉令末尾，通常都会对举报之人作出承诺，给予举报之人丰厚的赏金，例如，“情况属实，赏银千两”等。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丰厚的金钱奖励下，必然会有人不遗余力帮助官方缉捕罪犯。甚至有很多专门以此为生的“赏金猎人”，通过配合官府检举、捉拿通缉犯，获取高额赏金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重赏不同于上文的连坐制度。如果说连坐制度是通过强制性手段割裂罪犯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使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么，重赏的方式则是通过物质利益促使那些与罪犯没有亲缘等社会关系的陌生人参与到罪犯抓捕的过程中，迫使罪犯无处躲藏。

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森严，贫富分化相当严重，普通老百姓的收入相当有限，大量的社会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一部分人手中。因此，通缉令上面的赏金，对任何老百姓而言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多人即便奋斗一辈子也无法获得如此多的收入。在如此大的利益驱使下，那些形形色色的江湖人士、“赏金猎人”、游手好闲的闲散人士、普通百姓等对抓捕逃犯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我们经常会在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在西部片的电影中看到“赏金猎人”角色，他们以抓捕逃犯，获取官方赏金为生。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这样的职业群体，甚至比好莱坞作品中表现得更彻底。

另外，中国社会中，自古就有很多江湖人士。江湖是我们讨论中国社会时不可避免的一个关键词。这些江湖人士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甚至可以做到“手眼通天”，与官方和民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重金奖赏之下，通缉犯想要逃脱这些社会势力的追捕，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结语：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中，社会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任何一个时代，统治者都会设计出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同时，任何一项制度或者管理方式都是与社会整体的治理体系相关联的，而不是割裂于社会整体的。中国古代的这种看似简陋的通缉令，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中，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紧密相关。虽然在今天看来可能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通缉令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其真实的治理效果可能要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所以，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该敬畏古人的智慧，古人还有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此您又是怎么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