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大概是肖斯塔科维奇最出名的作品，尽管在肖氏的15部交响曲中它并不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我更喜欢第五和第八）。
关于这部交响曲的“历史”，似乎是广为人知的：肖氏在1941年9月完成了第七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当时德军已经包围了肖氏所在的列宁格勒并对城市进行炮击和轰炸。据说肖氏曾三次要求参军上前线被拒（因为高度近视？），最后只能参加了消防队。作曲家最终被命令撤出列宁格勒，并在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1991年改回1935年以前的原名——萨马拉）完成了这部作品。作品首演也是在古比雪夫（1942年3月5日）， 由苏联指挥家萨莫苏德（Samuil Samosud, 1884-1964）指挥莫斯科大剧院乐团(Bolshoi Theatre Orchestra)演出。该作品的乐谱被拍摄并制成微缩胶卷，通过德黑兰和开罗运至英国和美国。美国首演在1942年7月19日由托斯卡尼尼指挥NBC交响乐团进行。因此，“列宁格勒”交响曲的首演并不是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也不是由我这张CD上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演出的。
“列宁格勒”交响曲之所以出名，以及后来（二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之所以为很多人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谓对“历史事件”——战争的刻画。第一乐章那个长达352小节、被我一位朋友形容为“鬼子进村”的用军鼓敲出来的ostinato（固定音型）， 以“侵略者”或者“纳粹”主题而广为人知。这段令人联想起拉威尔《波莱罗》的令人抓狂的进行曲，据说其实取材于希特勒最喜爱的轻歌剧——雷哈尔的《风流寡妇》，以及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 海顿作曲）。不少人（据说也包括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和巴托克等人）都像我那位朋友一样，觉得这段音乐冗长、粗野甚至“俗气”。二战期间让英美听众在“情感”上认同这部作品对“残暴入侵者”的谴责和对“苏联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的图解式的描绘，到了冷战时期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风格乃至整个苏联政权的嘲讽。
那么作曲家本人对有关“列宁格勒”交响曲的争议，是什么看法呢？
这就要看你看到的是哪种“看法”了——是肖氏在世时发表过的无数声明和谈话，还是记载在号称“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
在我手头这本《见证》中译本（译者叶琼芳，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里，我找到了以下关于“列宁格勒”交响曲的“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的看法”：
“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非每个人都有，至少不是每个人始终都有.....由于战争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不止我一个。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一点。精神生活在战前几乎被压制得毫无生机，而这时却饱满了、热烈了，一切都变得鲜明，有了意义。大概许多人认为我在写了《第五交响乐》之后恢复了生命。不是的。我是在《第七交响乐》之后恢复生命的......《第七交响乐》成了我最受欢迎的作品。但是，我感到悲哀的是人们并非都理解它所表达的是什么，然而在这乐曲里一切都是明确的。阿赫玛托娃写了她的《安魂曲》， 《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是我的安魂曲。”（《见证》第158-159页）
“我的第七交响乐《列宁格勒》写得很快。我不能不写它。因为战火在周围燃烧，我必须和人民在一起，我要创造我们国家在战争时期的形象，用音乐来突出它...... 我要写我们的时代，写我同时代的人，他们为了战胜敌人不惜力量，不惜生命。关于《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 我听到过许多无稽之谈。那些蠢话能流传这么久，令人惊奇...... 30年前你可以说它们是军事交响乐，但是交响乐很少是为定货而写的，这是说，如果它们不愧为交响乐的话......《第七交响乐》是战前设计的， 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自然，我厌恶法西斯主义，不过不仅是德国法西斯，任何法西斯都令人厌恶。如今人们喜欢把战前回忆成田园诗式的时期，说什么在希特勒打扰我们之前，一切都美好。希特勒是个罪犯，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我对被希特勒杀害的人们感到悲痛难消，但是我同样为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杀害的人感到悲痛。我为每一个被折磨、被枪决或者饿死的人感到痛苦。在抗击希特勒的战争开始之前，在我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其实，我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乐》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是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描写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见证》第176-178页）
“我是因为被大卫的《诗篇》深深打动而开始写《第七交响乐》的；这首交响乐还表达了其他内容，但是《诗篇》是推动力。我开始写了。大卫对血有一些很精辟的议论，说上帝要为血而报仇，上帝没有忘记受害者的呼声，等等。我想起《诗篇》就感到激动。如果在每次演出《第七交响乐》之前朗诵一下《诗篇》的话，对《第七》的蠢话就可能少写出来一些。”（《见证》第204-205页）（注：肖氏读到的可能是《诗篇》9:12: “那位追讨流人血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
以上一段尤其有趣，与下面这段相映成趣：“尤金娜【苏联著名钢琴家】为人正派、善良，但是她的善良是歇斯底里的，她是个歇斯底里的教徒...... 她对我说：‘你离上帝很远。你一定要靠近上帝。’ 我向她挥了挥手，走了。这真的是信仰吗？这只是与宗教略有一点联系的迷信。”（《见证》第208-209页）看来，“离上帝很远”并没有妨碍肖氏被《诗篇》感动。
上文提到，《列宁格勒交响曲》的首演是萨莫苏德指挥的。但是肖氏在参加首演后在一封信中说他希望听到姆拉文斯基指挥这部作品，因为他“对萨莫苏德作为交响乐指挥没有太大信心。” 这也能和《见证》中的以下记述对上号：“我惊奇地发现那位自认为是音乐的最卓越的解释者的人物并不懂我的音乐。【伏尔科夫注：指叶甫根尼·莫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 他说，我想为你的《第五交响乐》和《第七交响乐》写欢欣鼓舞的终曲，结果力不从心。这个人从来没想到我根本无意要什么欢欣鼓舞的终曲，哪儿能有什么可欢欣的？”（《见证》第204页）
这也许有点奇怪，因为毕竟姆拉文斯基（即《见证》中的莫拉文斯基）指挥了肖氏第五、六、八、九、十和十二交响曲以及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首演。肖氏的第八交响曲就是题献给姆拉文斯基的。诚然，肖氏的第七交响曲姆拉文斯基只指挥过一次（就是我这张CD上的录音）， 但是还有哪位指挥家能声称自己比姆拉文斯基更理解肖氏的作品呢？就以《列宁格勒交响曲》美国首演的指挥托斯卡尼尼来说吧，肖氏对他的评价是：“托斯卡尼尼把他指挥我的《第七交响乐》的唱片送来给我，我听过后非常生气。什么都不对头。精神、性格、速度都不对，拙劣的粗制滥造。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了我的看法。我不知道他究竟收到了没有，可能是收到了，但是假装没收到——这完全符合他的虚荣和妄自尊大的习性。”（《见证》第49页）
据考证，肖斯塔科维奇与姆拉文斯基的决裂，缘于1962年前者的第13交响曲的首演。肖氏本来是想让姆拉文斯基指挥首演的（这也再次印证了姆拉文斯基在肖氏作品诠释中的地位），但是苏联政府不喜欢这部作品（据说是因为其中抗议反犹主义的内容），因此，向姆拉文斯基施加了压力，使后者婉拒承担指挥此曲首演的任务。最终此曲的首演是另一位苏联指挥家康德拉辛（Kirill Kondrashin， 1914-1981）指挥的。这难免让作曲家耿耿于怀。
苏联指挥家姆拉文斯基（Evgeny Mravinsky, 1903-1988)，曾连续担任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首席指挥达50年（1938-1988）之久，把该乐团塑造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这个乐团的声音与其它著名乐团迥异，我个人的印象是金钩铁画一般的瘦硬、灼热而毫无感伤情绪的表达、以及往往令人惊叹的速度。我个人仍然顽固地认为，1991年以后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与姆拉文斯基指挥下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听过姆拉文斯基指挥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的人，估计会领会到什么叫直入灵魂的演绎。
扫码试听本专辑
姆拉文斯基这个《列宁格勒交响曲》的唯一录音也是如此。虽然不是现场录音，却有现场的紧张感，甚至时常有游走在frenzy边缘的感觉。那种铁的纪律性与汪洋恣肆之间的微妙平衡，至少我只在姆拉文斯基和富特文格勒那里听到过。另外，我并不认为姆拉文斯基的终曲是“欢欣鼓舞”的；他是不是想写出“欢欣鼓舞”的终曲是另外一码事，但是在这个录音的终曲里，明明是巨大的悲凉。
录音时间是1953年2月26日，仅仅一周后斯大林就离世了，估计他大概没有听过这个录音吧。
特别鸣谢当月广告赞助A
排名不分先后
图片点击可放大 按二维码有惊喜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点击跳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