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宝山
列藏本是现存为数不多的《石头记》早期抄本之一，因其藏于原苏联列宁格勒而得名。存七十八回，缺第五、六回，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未分开。据苏联学者Б·李福清和Л·孟列夫的介绍，该抄本是由俄国人Л·库尔梁德采夫1830年（即清道光十年）随俄国传教团来华后所得，1832年（即清道光十二年）由他携带到了俄国。（见Б·李福清、Л·孟列夫《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三辑）1984年，冯其庸、周汝昌、李侃三人应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邀请，到列宁格勒考察此抄本，并与苏方达成了双方合作、由我国中华书局影印的协议。随后，中华书局根据苏方提供的胶卷于1986年影印出版。（见冯其庸、李广柏《红楼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目验过列藏原本的梁归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外，还有一些影印本上看不到的特点，如某些册页上不知何人阅读时留下了红色点断的痕迹和名字旁边的红线标记。这主要在第一函的第三册、第四册和第五册，第二册第四回从叙述‘薛蟠贾府之亲戚’一句开始到回末，也有红色的点和线。”（梁归智《目睹圣彼得堡〈石头记〉抄本散记》，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梁归智对列藏本上的点和线所作的轻描淡写的几句介绍，并未在学界引起太多的注意。其实仔细翻阅列藏影印本，也会发现有一些人名右侧划有竖线——只不过由于影印本是单色，看到的竖线也只能是墨线而非红线。为方便讨论，现截取中华书局影印本的某些有划线的单页，并略作说明。
图一
第四行“雨村”右侧有明显划线；第五行“张”字旁有一点痕迹，“如圭”右侧有明显划线，很容易判断出“张如圭”右侧原是一根完整划线，或因墨迹脱落，或因影印清晰度不够或处理不当，故呈现出断断续续的形态。
图二
第五行“薛蟠”，第六行“贾政”、“贾琏”、“贾赦”，第七行“贾珍”、“贾政”、“王夫人”，以上人名右侧有明显划线。
图三
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宝玉”右侧，都有明显划线。
上面三张图片只是有划线的单页中很小的一部分。考察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人名右侧划线的情况有着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人名都划线，如图一第八行的“雨村”和“张如圭”右侧均无线条；第二，单页内重复出现的人名，有些只划一次线，如图一中的“雨村”和“张如圭”两出，都只划了一次线，有些又多次划线，如图二的“贾政”和图三的“宝玉”两出，就都划了线的；第三，人名右侧划线一般与点读符号相伴出现，但有点读符号的篇章不一定有划线，如第十五回无点读符号，便无划线，而第一回虽有点读符号，却也没有划线。
综合考虑以上三个特点，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这些人名右侧划线并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抄写或阅读遗迹，而只是抄手或读者随意划上去的——当然，划线的对象必须是人名，这是“随意”的一个基本原则。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线条是什么时候划上去的。有网友提出，人名划线是新式标点，即今所谓专名号是也。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胡适将自己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赠送章太炎时，写有“太炎先生指谬”，“胡适敬赠”的字样。由于该书使用新式标点，使用专名号，于是在二人名旁，胡适特意划了道线。章太炎看见之后，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的名上胡抹乱划！”后见胡适在自己的署名旁也抹了条黑线，怒气才消：“原来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姚永辉编著《太炎文化读本·章太炎与民国人物》，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页）
章太炎在学术上十分守旧是众所周知的，他不愿意接受新式标点也算是情理中事。由这个故事可知，章太炎是将人名划线看做新式标点的，所以他才会对胡适的行为“大骂”。人名划线是新式标点，那么列藏本上的那些线就应该是民国时期划上去，这与它1832年就被带出国去的事实，多多少少产生了一点矛盾：如果线是在国内就划上的，那么它民国时期还应在中国，怎么又会在1832年就被带到了俄国？列藏本难道又是一件假古董？如果线是在俄国被划上的，那么划线的人是谁？虽说中国新式标点是参照西方标点炮制而成的，但专名号是中国特有，外国人如果不通中文，是不会特意在人名下划线的。能通中文的Л·库尔梁德采夫也不太可能划线，因为他活不到中国新式标点产生的那个时候。
不过这一切疑问的基础，乃是“人名划线是新式标点”。然而，这个基础其实是有问题的。文献学家黄永年在讲到“专名号”时说：“这个符号是我国创造的。如前所说，明人刻书已用这个符号作为人名号，现在扩大为专名号……”（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版，第114页）从这个讲说中可知：第一，人名号只是专名号的一个部分，专名号除标注人名外，还可以表示文中的地名、朝代名、团体名等；第二，人名号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专名号是新式标点，大概没有问题，但说人名号是新式标点，则是不懂标点的历史了。
黄永年只说“明人刻书已用这个符号作为人名号”，却并未举出实在的例证，或是受其书为“概论”性著作的影响。笔者翻阅手上拥有的一套《北京德宝二〇一一年迎春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图录，找出了明、清两代用人名号的例证各一个。
图四
图五
图四为《重刻极正大学皇明资治通纪》的书影，《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不见著录，《北京德宝二〇一一年迎春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标为明刻本。图五为该书影的局部放大，从图中很容易看到，“张辅”、“杨荣”两个人名右侧均有较粗的墨线。
图六
图七
图六为《古文渊鉴》的书影，清康熙二十四年（1658）武英殿刻四色套印，《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和《清代内府刻书目录》均有著录。图七为该书影的局部放大，从图中很容易看到，“皇羲”、“贾谊”两个人名右侧均印有朱色线条。
由此可见，黄永年所说“明人刻书已用这个符号作为人名号”，确实是有据可征的。反过头来再看章太炎的故事，便恍然这个故事才是有问题的。章太炎难道没有见过明清书籍上的人名号，而当真以为人名号是新式标点因此抵制？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章太炎是清代学术的殿军，学问功底之深厚是无可置疑的。又或许是章太炎不愿承认明朝就在使用的人名号是合理的，故而对胡适的使用大为不满？这倒是有可能的，宋朝欧阳修以后的金石之学，章太炎就一概不认，何况是一个小小的人名号呢？（参见章炳麟《国学讲演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当然也不排除有这个故事本身就不真实的情况存在，近代史上逸闻轶事太多，或真或假不能全信。
不管章太炎的故事是什么情况，人名号在明清两代就有使用亦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列藏本上的人名号，也就不足以让它跟民国这个时间点产生关联。明清两代都有用人名号的情况存在，列藏本上的人名号若划于被带出国门之前（即1832年之前），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想通过民国这个时间点来证伪列藏本或压低其价值的朋友，不必再考虑人名号的问题了。当然，如果能从墨色新旧、吃墨程度等方面进一步考察划线的时间，自然是更上一层楼了。可惜这对于只有影印本的笔者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言：“在研究影印本时，要尽可能地去核对原本，以免在关键问题上为影印本所误……要取得对原本的感性知识，还必须看到原本，所以作为一个版本研究者，还必须强调目验。”（冯其庸《漱石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05页）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寄希望于有条件目验的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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