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其后，英国、法国、美国及俄国等国也相继在1916年和1917年采纳了类似的制度，以应对战时的能源危机。

在实施的具体时间上，各国有所不同。

例如，在法国，夏时制从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开始，而英国则选择从4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启动。

而这两个国家结束夏时制的时间却高度统一，均选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尽管夏时制在战时被迅速推广，许多人仍旧将其视为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而非长期的常态化政策。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也相继废除了夏时制，认为在和平时期，这种对时间的人为调整无法带来持续的利益。

随着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世界经济景观突遭震荡。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员国为了反击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策略：削减石油产量、提升油价，并对多个西方国家实施了石油禁运。

这一系列措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深刻的能源危机，尤其是欧美国家，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石油短缺，社会经济情形堪比滔天巨浪，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欧洲国家不得不重新启用老旧的应急措施——夏时制。

这一做法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白日时间，以减少能源消耗，尽可能缓解能源短缺的压力。

同样，美国也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夏时制的实施力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内部的能源需求。

自此，夏时制在欧美多数国家得到了彻底的建立和长期的巩固。

然而，夏时制的实施并非没有带来问题。

由于不同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夏令时调整策略，这种时间上的不统一给国际交通、通信乃至跨国公司的日常运作带来了显著的不便。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需要一个更加统一和协调的时间制度变得尤为迫切。

因此，欧洲共同体开始介入，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夏令时制度的指令，要求成员国通过立法来规定夏令时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从1981年开始，每一项指令中都明确了统一的夏令时开始时间。

然而，结束时间直到1997年才得到统一，当欧盟最终通过了关于统一夏时制时间的规定。

根据这一规定，夏时制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开始，延续至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中国也实行过夏令时

在探讨夏时制的历史时，许多人可能惊讶地发现，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夏时制的国家之一。

尽管德国在1916年首次正式实施夏时制以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能源短缺，中国也并未落后太多，在1919年就已在上海、天津等地尝试过类似措施。

此外，1986年至1991年间，中国全国范围内也曾经历了六年的夏时制实践，每年从四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凌晨两点（北京时间）调快一小时，直到九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凌晨两点再调回。

然而，1992年4月5日，国务院基于多方面的考量，决定暂停实施已经执行了六年的夏时制。

主要原因是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温差及东西时差显著，全国采用统一的北京时间，导致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夏时制未能带来预期的节电效果。

更重要的是，夏时制在实施期间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铁路运输及其他行业带来了诸多不便。

其实民国时期的夏时制实施过程中已经涌现出来很多问题了。

例如，1941年上海为推广“日光节约运动”而调整时间，这种突然的改变在实际执行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混乱。

学校、市场因时间调整而运作不畅，而工厂、娱乐业和小商贩在生产和营运上也遭受了直接影响。

甚至在1946年再次实行夏时制时，公共活动和私人应酬中出现的时间混乱导致了一些小冲突和不少戏剧性的误会。

自1986年开始的夏时制实行期间，虽然政府有所准备，但实际情况显示，这一制度仍旧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混乱。

社会广泛的批评和对夏时制的质疑最终成为该政策被取消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令时却添了乱子

在1986年4月25日，随着中国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政策落地，国家教委紧急发布了一则重要通知，直接影响到了当年的高考安排。

这份通知明确指出，尽管全国实行夏时制，高考的日期保持不变，但具体的考试时间则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原本定于北京时间上午八时正开始的考试，调整为夏时制下的九时正开始，结束时间也相应顺延。

下午的考试时间也将严格按照夏时制的北京时间来执行。

这一调整的紧急性和必要性在于，夏时制的实行意味着全国统一将时钟拨快一小时，这对于需要精确时间安排的高考来说，无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教委要求各地招生委员会根据新调整的考试时间精心组织考务工作，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

同时，通知还强调了向所有考生及时传达这一变更信息的重要性，以确保每位考生都能准时参加考试。

与此同时，这份紧急通知无疑也暴露了在教育领域对夏时制影响的初步估计不足。与铁道、民航和交通等部门相比，教育部门在对待夏时制的具体实施细节上显得稍显迟缓和反应不充分。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管理层在应对政策变化时的压力，也给广大考生及其家庭带来了额外的不便和焦虑。

自1986年起实施的夏时制，在中国广东、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引发了尤为激烈的反响。

许多民众的来信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制度所带来的生活和工作影响的不满和困扰。

特别是在交通和工作领域，夏时制的影响显得尤为明显和深刻。

在交通领域，广州市的情况尤为突出。为了保证公共汽车的正常运行，不少司机不得不在凌晨两点多起床，这导致司机们在行驶过程中常常打磕睡。

为了保持警觉，一些司机甚至采取了极端措施，比如咬舌头来强迫自己保持清醒，有时甚至咬破舌头。这种不人道的自我折磨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据统计，1986年7月广州市的交通事故发生率上升了36.7%，死亡人数增加了19%，经济损失上升了52.7%。

事故多发与司机的疲劳驾驶不无关系。

此外，广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也面临重重压力，因为列车时刻表、运行图等都需要因应夏时制而进行频繁的调整，这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在工作领域，教育系统尤其受到影响。许多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反映，夏时制导致作息时间的混乱。

在东七区，有学生抱怨，清晨天色尚暗就要起床上学，而傍晚放学时太阳依然高挂，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生理节律，也给课后的安排带来不便。

幼儿园的情况也类似，孩子们的接送时间不一致，使得早餐和早操的安排都变得困难。

福建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夏时制导致上下班、乘车、看医生等日常活动频繁出现时间上的误差。

广州的警察也表示，由于夏时制，早班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但由于当地夜生活丰富，实际下班时间并未相应提前，这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实际延长，工作负担加重。

此外，科技工作者也反映，夏时制中一天规定为23小时，而另一天则为25小时的安排，给长期的科学记录和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与科学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

此外，关于生活方面的影响也有很多，一些市民在确定特定事件，如婴儿的出生时间上感到困惑。

有人向《人民日报》提出疑问，不确定在夏时制下，5月5日零点出生的婴儿，其生日究竟应该如何准确记载和庆祝。

农业生产的特性和农民对时间的传统观念也与夏时制产生了冲突。

许多农民通过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广播电视台反映，夏时制实行后，他们由于难以改变多年形成的劳动习惯，经常错过收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及其他重要节目的机会。

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信息获取，也间接影响了生活的质量。

在身体健康方面，夏时制带来的影响同样引发了关注。

广州的医护人员反映，夏时制实行后，由于晚睡早起，大多数人早上感到头晕，早餐也难以入口，形容为“吃早餐味同嚼腊”。

此外，一些医生指出，夏时制引起的生物钟紊乱不仅增加了人们的情绪紧张和焦虑，还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生理健康问题。

福建地区的一项医学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两成的受访者认为夏时制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睡眠习惯。

相反，54.26%的人表示每年两次的时制交替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感到明显的心理和生理不适。

通过深入观察和广泛的群众反馈，我们可以看到夏时制在实行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这种混乱无疑是政府决定暂停实行夏时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时制最初被引入时，无疑是希望能够通过延长白昼工作时间来节约能源，这一政策在理论上是被官方所认可的。

然而，由于中国实行单一时区制，实际上东西方向的时差较大，南北方的日照时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地理和天文的特点使得夏时制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均匀地体现在各地。

随着夏时制实施的几年时间里，这些问题逐渐显现并加剧了。在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夏时制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节能效果，但在西部和北部地区，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而更为关键的是，夏时制的调整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劳动习惯到生活作息，从娱乐消遣到公共服务，种种不便和困扰日益凸显。

最终，这些由夏时制带来的连锁反应促使政府重新评估了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和社会成本。

公众的广泛不满和种种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使得政府不得不做出决定，停止实行夏时制，以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节奏。

参考资料：

夏时制在中国未能持续实行缘由探讨

孙唯瀚

夏时制 节能还是“添乱”?

冯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