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秦制带来的治乱循环使人厌恶外，秦制自身的道德缺陷也使人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秦制自身以“法、术、势”建立起的君主专制政体实质上不仁不义，但却长期无法得到根本上的动摇。而秦制合理性真正受到质疑，恰恰是在晚清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我们所知的洋务派、维新派等人睁眼看世界外，一些口是心非的守旧者在亲身经历西方的一切后也不得不承认秦制在道义上不占优势。中国人对秦制的普遍厌恶最终形成了走出秦制的强大压力。后面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中国走出秦制的历程。

由此引出了第二层问题：中国走出秦制了吗？

作者认为，从国内政治而言，没有完全走出；而从国际政治（外交）上看，中国基本完成了这一目标；但在思想文化上还任重道远。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民国——这一辛亥革命的成果进行评价。过去的看法，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发动群众，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国难深重、民不聊生。这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民国时期长久以来被简要地概括在“解放前”“旧社会”里，不为后继者承认为是曾经的合法政权。

对此，《走出帝制》花了大量篇幅，从经济、外交、领土主权等角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与传统观念不一样的民国，试图向人们说明，民国绝非一无是处。在经济层面，作者先是沿着此前的思路，由治乱循环最典型的标准——人口数量入手，将民国时期的人口变动与此前的动乱时期作对比。相较此前动辄减半的灾难，民国时期不仅基本继承下了清朝的人口基数，还实现了难得的“乱世增长”。这一点是此前的治乱循环中从未有过的。当然，这一“成就”的归属是有争议的，但不论这一成就属于谁，总之这是在民国时期取得的成就，秦制带来的灾难在这时似乎开始出现转折。

除此之外，秦晖先生还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与纵向的自身比较，说明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且厘清了一些历史叙述中参照标准不同的问题。更详细的论证，在后两个领域。外交上，民国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成就，实属不易。辛丑年的中国是一个排外“怪兽”，自绝于世界；而在1949年民国政权垮台之时，中国却是一个位列世界五强的大国。这期间，历届中国政府或多或少都在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论谁是栽树谁是摘桃，总之在共同的努力下，中国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毛主席才能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得以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得益于两次难得的机遇。这两次机遇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正确站队，不仅让中国获得战胜国地位而免于受到战败羞辱惩治，更让中国逐步赢得世界尊重，最后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方。这两次站队中，最为重要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选择，重庆与延安都最终支撑到了对日反攻。缺乏了任何一方的坚持，都不可能有中国最后的胜利。

不幸的是，民国由于生不逢时（处于秦制治乱循环中），加之自身原因，使得它始终面临着近邻的威胁。日本和俄国始终是威胁着民国存亡。一东一北，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并且最终给中国留下伤痕的也是它们。书中对日本的部分谈的较少，但如今显著的伤痕恰恰是日本留下的，今天更为引人注意的也是它们。至于俄国在中国外交和领土主权上留下的永久阴影，也许要等到我们都不可预知的未来才能知道它能否消散。我们时刻也不该忘记，除了“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外，还有过“黄俄罗斯”。除去日俄这两个最大威胁外，民国还面临着来自西面、南面的压力。在这两方向，民国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厚的资本。挟二战战胜之威，中国收复了南海诸岛，并划出了海域边界。“九段线”（其底本十一段线）、两岸驻守的南海岛礁成为今天我们声索、维护南海权益的最大法理依据。陆地上，中国取得了缅北与越南事务的话语权，为中国此后深度介入中南半岛、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平台。在西藏，中国虽未取得实质成果，但最终也没有伤及大体。大难之后的今天我们能拥有如此广袤的国土，民国的努力不可或缺。

民国最终还是失败了，其失败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其母体辛亥革命则更早的被宣告失败。作为走出秦制的探索，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毕竟十分有限。它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统治形式，按袁伟时先生的观点，即“宪政的机会最终覆灭”。虽然辛亥革命本身是走出秦制的探索，但由于其本身就是秦制下治乱循环的产物，终究沦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而从清末进入民国的这批人，又正是太平天国以来地方军事化的产物，自然而然演化为军阀。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主角也正是这些武夫，东汉末年直至南北朝、晚唐五代、明末清初都是先例。不幸之处在于，中国自身治乱循环与世界历史共振，致使这一轮治乱循环特别惨烈，中国几近于万劫不复，这时的民国却无法解决问题。民国自身都深陷于治乱循环中不能自拔，由观念上的失败（表层革命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竞争及深层意识形态的较量）进而推进到政治、军事上的溃败，并且交互影响，时至今日仍然看不到民国遗存物（国民党）的半点振作。

民国为什么失败了？进而我们会追问，为什么近代史这一轮治乱循环尤为惨烈？为什么中国在秦制中留下了“半步”——清末民初的启蒙失败？为什么在秦制里留下了“半步”？

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秦晖先生先分析了如今很有市场的“革命过于激进”论，这种论断我们今天已经十分熟悉。倘若没有辛亥革命，也许晚清新政会成功，也许此后不会出现“无量牺牲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在这一论断下，似乎革命党人真成了“乱臣贼子”，自认为继承了革命正统的国共两党也不具有革命合理性。针对这一论断，秦晖先生认为恰恰本末倒置。不是革命过于激进，而是王朝自身走不出秦制，转型僵局导致了革命。何况，如果以变革是否暴力区别激进与否，则改革未必温和、革命未必激进。秦晖先生举了日本明治维新为例与辛亥革命对比，辛亥革命，如同张鸣所言，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而明治维新则伴随着日本国内而言相当规模的战争。

秦晖先生的分析相当透彻。秦制之下，专制君主依靠“法。术、势”维持暴力统治，当专制君主丧失权威时，他个人以及其家族王朝即已宣告终结。所以中国不可能出现君主立宪，因为虚君政治不符合秦制的历史与现实。而这一点影响尤为深远，府院之争等民国期间的例子无不能看出秦制不容许虚君的影子。除了秦制自身不容许虚君外，传统观念中蕴含的革命精神等部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秦晖先生举了“封建主义”历史传统浓厚的英国为例，说明只有在那种地方才有可能建立“万世一系”王朝下的君主立宪；反观中国，早在秦制出现形成之前，就有了“汤武革命”这一赞颂改朝换代的篇章，我们似乎很早就没有对王朝的崇敬之心。我们更为熟悉的是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除了实际举动外，我们还有理论依据。五德终始说等学说阐述的正是中国人认为的更迭顺序。实际上也宣告了秦制的必然终结。既然不是由于革命过于激进导致中国在秦制里留下“半步”，那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秦制里留下“半步”？又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依据这一看法，是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压倒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即中国的启蒙是被外力催化下自我夭折的。

秦晖先生同样质疑了这一看法，认为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恰恰是“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时间上，也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民初的“西式启蒙”。“日式启蒙”和“西式启蒙”的区别在于何处？秦晖先生认为，“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

秦晖认为启蒙失败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背景变化。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这批人回国开展新文化运动后便将“日式启蒙”推向更大范围。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刘瑜先生认为“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因此，民国初年此类思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说到底，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主启蒙，并非偶然发生，恰恰因为外来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中“欲为其国，必伐其聚”的“国家主义”一拍即合，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

而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完整，应是早期苏式马克思主义与日式自由主义相伴而入，而且是早期苏式马克思主义改造了日式自由主义。我们经常引用毛主席的那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背景与中国类似（都有过漫长的官僚集权型专制历史），使得这其中强调大共同体的色彩相较于西式马克思主义浓厚了许多，每一个个体都是为了一个世界终极目标奋斗的集体中的一员。加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途径了日本（中文译作从日文版翻译）——这一军国主义之地，使得个体服从大共同体变得更加理所当然，自然国家主义就穿着一副新的“马甲”强势回归。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分化也是分为了两派，激进民主主义者们最终选择了苏式道路，而那些所谓“右派”（如胡适等）则选择美式道路。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之下，资本主义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中国社会思潮整体向左转也是情理之中。

至于秦晖先生将“西式启蒙”被“日式启蒙”压倒的责任归咎于是新文化运动“反儒不反法”上，我同刘瑜先生一样保留异议。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于儒法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一样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何尝不知道“儒表法里”，何尝不知道“古儒”与“法儒”的区别，但是面对着另一派试图以旧的一套（所谓“礼教”）收拾人心之时，他们必须从根本上破除对方的理论依据，否则自身也无法立足。也正如刘瑜先生所言，新文化运动中也存在着“既反儒又反法”的斗士，他们的努力失败可能倒更多的可以用“救亡压倒启蒙”解释。谈到儒法关系，书中既提到了“儒表法里”，也谈到了“儒法两千年斗争史”。后一项因为临近当代的原因被少为人知。个人认为这一提法虽然夸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秉持周孔之学的古儒一直试图“驯化”君主，一直试图掌握天道的解释权，而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儒学最终一步步抽离了“仁”这一灵魂，而沦为法家的伪装。

在阐述完民国历史的看法后，就引发了我们第三层的思考：今天如何继续走出秦制？

秦晖先生倒是在书的中间章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放弃文化之辩，回归制度选择。秦晖先生生动的描述道“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这样的叙述十分通俗易懂。紧接着下一段就阐述了他所认为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制度和文化间绝不能混淆，否则就会因“选择什么”和“能否选择”在逻辑上的混淆而无法讨论。在论述完这一番之后，他又分析了看似两极、实则同一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指出在西化与反西化的反复中，制度的本质始终不变。

刘瑜先生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制度理念是文化的核心，对许多人而言文化的要旨恰恰是建构以什么为基础的制度。所以文化之辩与制度选择间实为表里关系，进而他提出持不同选择的人并不存在共同底线，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建构共识。

个人认为，回归制度选择的想法也并不是最佳选择。其实正如秦晖先生自己在随后的篇章中写的一样，后面的辛亥革命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算是一个制度变革，但同样深陷于文化之辩中无法自拔。纯粹的制度变革离开了相应的文化背景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却恰恰是秦晖批判的那套中国近代演进的内在逻辑。当时知识分子选择掀起新文化运动进行启蒙也正是出于此。我认为，今天的我们要做的是完成启蒙，而且是“西式启蒙”。唯有在思想文化上完成“西式启蒙”，中国才能真正彻底走出秦制。不在思想文化上摆脱秦制的文化专制，中国近代史上的曲折经历就难以避免。

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启蒙的信念。

《走出帝制》

（秦晖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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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谢殿诚

责任编辑：吕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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