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女生生活自拍照
伴随着“专案组”的成立，“搬家途中23岁女生跳窗身亡案”正式进入“案情事实”追查阶段。与此同时，有关当事女生亲友方面的发声将被全量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当事女生算是原生家庭的希望，她主动承担弟弟的上学费用，并且还用自己赚到的钱孝敬长辈，而她的母亲在谈到这些细节之后还强调，女儿想挣钱买房，并打算与感情稳定的男友今年订婚。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媒体舆论的注意力多数将会集中在“女生跳窗前车内到底发生什么”的追问上，可即便如此，作为当事女生家属的悲凄之痛还是该被更多人“看见”，只有如此，“私域的悲剧”才能策动“公域的改变”，它关乎营运平台的责任，更关乎安全构建的践行。
不过，回到“私域的悲剧”上，历来都是被害人越优秀，家属将越悲凉，并且我们会发现家属在具体的悲叹实践上，惋惜基本上会指向三个层面：其一，被害人从小到大受过很多苦，总算努力走到可观的人生，家属不免会为其感到福薄命薄；其二，被害人一直很优秀，并且也有美好的人生计划，家属自然会为其鸣不平；其三，还没有结婚，会成为多数父母的心结。
就“其一”来讲，无论是文艺作品的呈现，还是现实生活的存在，都其实不缺乏对应的悲剧例证。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倾向“我命由我不由天”无畏之气，但是在意外的非因果体系里，不幸的逻辑只能归于命运本身。
而“其二”而言，一直很优秀似乎很美，但对于未知的人生，再怎么顺畅的过往都会在厄运袭来时变得脆弱不堪。所以我们总说要敬畏生命，其实是说要敬畏生命的不确定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厄运袭来的前后当中，更好做到体面的自洽。
至于“其三”，这算是世俗秩序中不可回避的一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人存在的意义并非是以婚恋的绝对尺度存在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结婚生子依然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在很多被害人家属的悲叹声里，都会强调“结婚生子”的事儿。
要承认，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图景构建里，“婚姻家庭”还是主要的填充内容。这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势必成为极致的悲剧，因为人生半路夭折不仅是对“养育之果的粉碎”，也是对“个体尚未体验完整人生”的某种惋惜。
虽然从多元理论上讲，把“结婚生子”奉为人生圭臬有些不那么正确，但是回到当下的世俗秩序当中，似乎它就是最重要的存在。所以，以现实的尺度考量，“结婚生子”确实属于多数人的生活重镇，即便有些不幸的婚姻根本没有构建的必要性。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世俗框架内的婚恋构建，更像是任务的达成，以至于幸福不幸福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就好像幸福是中奖，不幸福是常态而已。从这个层面上而言，结婚生子就是人生必走之路，无论幸不幸，走过就算不白活一回。
另外，在“结婚生子”的考量上，女性被害人往往被强调得更重，就在于我们的世俗尺度里，女性的价值的重要构成里就包含“结婚生子”。我们暂且不评判这种尺度到底合适与否，但是作为社会多元价值的发展，它本身还是存在局限性的。
之所以要打破这个问题的认知存在性，就在于我们在面对生命夭折过程中，需要把悲叹的气息往个体价值上移步一些，只有如此，一个人的生死才能被意义点亮，而所谓的世俗考量不是不可以，而是尽量不要光芒太重。
要不然，悲叹之痛中就很难溢出对生命的爱，而只是对关系破灭的某种不舍。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儿女遭遇意外夭折后，作为父母虽然会悲痛欲绝，但是在回到具体的轻重缓急上，“索赔”终将照进现实将人性之爱遮盖，这一点上，“现实版樊胜美之死”算是典型的案例存在。
与此同时，在当事女生母亲的发声中，有两处细节直指当事女生属于“独立女性”：其一，她承担弟弟的学费，帮原生家庭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其二，她“挣钱买房”，跟男友共同承担未来的买房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不容易的。
要知道，这关乎经济问题，更关乎性别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个农村女孩通过自身努力进入城市打拼，并且还能较为努力的争取自己的性别空间，这着实值得很多卑弱的女性反思。说到底，“男性妥协”需要女性的争取，甚至也只有争取来的性别对等才能更加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说，父母失去一个好女儿，男友失去一个好女友，因为对于当下的婚恋构建来讲，如果女性能在经济上、精神上更为独立，便会更容易找到生活的幸福密码，所以作为当事女孩的跳窗身亡，自然会让人更觉得无限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