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给出了生命的极终答案：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向死而生”，即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人无法避免死亡，就像人没有权力决定出生一样。死和亡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死，是一个过程，是从出生就开始走向死的边缘，我们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走向死的过程，生命在此之上的存在，就是向死而生；亡，是亡故，是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消亡，是一个人走向死的过程的全部结束。

当人对现实感到痛苦、迷茫、孤独的时候，便会去思考生命“存在”的问题。“存在主义”是人们急于解决眼前生存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些人或许是社会中的大多数，在他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只关心自己在不同瞬间的生存。因受其本身的社会地位或思想的限制，他们不想，或根本无法考虑除了现存生活以外的事情。

在这些人的眼里，自己能在此时此刻达到最高的生活境界，就是生命存在的最好状态。或者说，解决生存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最高问题，其他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或未来的问题，都无关紧要。所以，研究道德、理想、社会诸类人的“普世价值”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的存在是没有共性的，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

加缪说：“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存在主义不会专注于研究如道德、生活目的、理想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决定一个人之所以存在的因素。世界上有太多人没有所谓的理想，也从来不把道德问题放在眼里，可是他们照样存在着，而且还自我感觉良好。相反，那些自称以拥有理想的人，其存在时而受到威胁，精神时而感到痛苦。存在主义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人活的没有痛苦，更好的“活在当下”，而理想主义则是给予人精神的麻醉剂，为了“远方”而自愿承受痛苦，甚至不惜让他人一起承受痛苦。

柏拉图认为，人的本质是神秘的灵魂，而灵魂是由理性、意志和感情组成的。理性是最高的美德——“智慧”的基础；意志是勇敢的美德的基础；克制是节制自律的美德的基础。而第四种美德——正义，则是前三种美德，即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和谐结合。与柏拉图的上述主张相反，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抽象地讨论人的本性和美德是毫无意义的，生命存在的目的在于灵魂的愉快……在这愉快中，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苦恼，这种愉快就是“幸福”。在德谟克利特看来，人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他说：“在一种民主制度下过贫穷生活，也比帝王统治下享受所谓的幸福好些，就像自由比受奴役好些一样。”

后来，德谟克利特的学生伊壁鸠鲁更果断地反对各种关于人性虚伪的道德、理想说教，明确地主张生活的目的就是享乐。他认为享乐就是没有痛苦。他说：“因此，当我们说快乐是生活最终目的的时候，并不是指某些人想象的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这些人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曲解我们的意思，我们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和灵魂没有痛苦和纷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