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获奖通知以来，也曾多次扪心自问。在这种时期访问以色列领取文学奖，究竟是否妥当？这么做会不会给人印象，觉得我在支持纷争的一方当事者、支持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并积极行使这种军事力量的国家，认可其方针？这当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另一方面，我的书在书店遭受抵制，当然也不是我乐见的局面。

可是经过深思熟虑，我下定决心到这里来。理由之一是有太多人忠告我“别去为好”。像许多小说家那样，我也许算那种“性情乖张”的人。人家越说“别到那里去”、“别做那种事”，越是有人发出这种警告，反而越想去看一看、越想去做一做，这原本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就是这样一类人：任凭逆风如何狂吹，只要不是亲眼看到、亲手触摸的事物，他们决不会相信。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我选择来，而不是不来。选择亲眼看看，而不是什么也不看。选择向众位发言，而不是什么也不说。

请允许我向众位传递一条讯息，一句个人的心声。这是我写小说时，时时记挂心头的一句话。我并没有把它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镌刻在大脑的墙壁之上。就是这一句：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

对。不管墙是何等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我仍会站在蛋一边。正确还是错误，是由别人来决定，或由时间和历史来决定。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如果是站在高墙一边撰写作品，那到底还有多少价值？

这则比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单纯明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弹、白磷弹和机关枪是坚固的高墙。被它们碾碎、焚毁、洞穿的非武装市民是蛋。这便是意义之一。

但不仅仅是这些。其中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请这样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只蛋，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和包裹这灵魂的脆弱外壳的蛋。我是这样，你们也是。而且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对着一堵坚固的高墙。

这堵墙是有名字的，它叫作“体制”。这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东西。可在某些时候，它会自行其是，会杀死我们，会让我们杀人。它冷酷，高效，而且有条不紊。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为了不让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禁锢和贬损，所以始终投去光亮，敲响警钟，我坚信这才是故事的使命。

描写生与死的故事、描写爱的故事，让人哭泣、恐惧、欢笑，由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锲而不舍地这样尝试，正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夏天过世了。他是位退休教师，还是兼职僧侣。读研究生时被征召入伍，去中国大陆参加了战争。在我的孩提时代，每天清晨早餐之前，他都要朝着佛龛做长而深沉的祈祷。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说：“是为死在战地的人们。”不分敌友，为所有命丧沙场的人祈祷。从背后望着父亲祈祷的身姿，我觉得那背影中总是飘漾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他的记忆也随之消逝了。我始终不知那是怎样的记忆。不过那背影中曾经存在的死亡气息，仍旧残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为数不多然而宝贵的东西。

我想向各位传递的讯息只有一个：超越国籍、人种和宗教，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是面对体制这坚固高墙的一颗一颗的蛋。我们看似毫无取胜的希望。墙太高太坚固，而且冷漠。如果说我们还有获胜的希望，那只可能来自我们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相信彼此灵魂的融合能产生的温暖。

请试着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独断专行。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只有这一点。

获颁耶路撒冷奖，非常感谢。感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有人阅读我的书。我想对耶路撒冷的诸位读者致谢。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力量，我才能站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分享某种东西——某种十分有意义的东西。能够来到这里，向诸位说几句话，我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