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家德空多尔在《农艺植物考源》中认为，黄瓜原产地在印度东北。这一说法已经得到了植物学家的实证。

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但此说法凭空而来，并没有注明出处，也没有其他佐证。

翻阅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并没有相关记载。一千多年后的《本草纲目》是首创，令人意外。

美国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说：“张骞狂的人们还有一个教条：认为这位名将给他的国人带回了胡瓜或黄瓜。这个看法所根据的唯一文件是后来李时珍的作品，他大胆说出这话而没有引证早年的材料为根据。”

“这一掌故是望文生义的捏造，是仅仅从‘胡瓜’这个名称联想而来。任何带有形容词‘胡’字的植物都归根结底硬加在张骞的头上，这是解决难题的最简易的方法，也是省得多费脑筋的好法子。”

总之，黄瓜应该不是张骞带回来的。至少，没有实锤。

和如来佛一起到中国

苜蓿随天马，胡瓜伴佛祖。

黄瓜来中国的时间，即便不在两汉，也不会晚于魏晋。传播途径和佛教一样，通过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

南朝梁的陶弘景说：胡瓜合羊肉食之发热。用现代语言就是说，黄瓜煮羊肉，吃了会发烧。

东晋十六国期间，佛教在中国广泛流传。当时翻译的几部佛经里面，如《四分律》、《大般涅槃经》，都把胡瓜作为讲佛理的道具，认为它是不洁之物，还提到吃胡瓜会发热。

陶弘景说胡瓜煮羊肉导致发烧，很可能就是受到佛经的影响。

佛教来自印度，胡瓜作为印度特产，自然很容易被作为语言表述载体。正如诗经里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便是原产于中国的物种。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更是记载了胡瓜的种植方法。节录如下：

四月中种之。胡瓜宜竖柴木，令引蔓缘之。收胡瓜，候色黄则摘。若待色赤，则皮存而肉消也。并如凡瓜，于香酱中藏之亦佳。

大致意思是说，搞个架子让胡瓜缠在藤上，等到黄色时就成熟采摘了，放在香酱中储存食用。此段下文还将多次提及，暂且按下不表。

看来在魏晋，人们吃的胡瓜还是黄色的，确确实实是“黄瓜”。

胡瓜改名黄瓜

对于“胡瓜”改名“黄瓜”，有种说法：

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是羯族人。他在襄国（即今邢台）登基做皇帝后，为显示尊贵，称羯人为国人。

可是人们还是把羯族人叫做胡人。石勒对这个贬称颇为恼火，就定了法令，严禁人们说“胡”字，谁犯了禁忌，就要杀头。

有天，石勒皇帝召见地方官时，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结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衣冠不整，褴褛来朝?”

樊坦吓慌了， 急不择言，忘了避讳，脱口说：“胡人无道，衣物俱被掠尽。”

石勒听了，不但不发怒 ，反而安慰他说：“他们抢了你的东西，由我还你就是了。”这时樊坦才知道犯了禁忌，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装出宽宏大量的样子，不再怪罪樊坦。

但事没完，石勒为了汉族官吏对羯人是否真心尊重，就在召见后例行的“御赐午膳”时，指着桌上饭菜中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么?“

樊坦看出石勒故意提问，便恭恭敬敬用四句诗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

从此，“胡瓜”就变成了“黄瓜”。

这个说法流传也很广，不亚于张骞从西域带来胡瓜。然而，这也是一个谣言。谣言的作者是谁？还是神医李时珍。

先看史书原文：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以上出自《晋书·石勒载记》，而且到此为止。 宴席上的对答，明显是后人在晋书的内容后面自己添加的，颇有狗尾续貂之感。

更可笑的是，将樊坦的官名写错了，从章武内史变成了襄国郡守。这种说法充斥于网络，造成了对世人的诸多误导。

举一个明显的反例，北魏写《齐民要术》的贾思勰，时代晚于石勒，依旧在著作中称“胡瓜”。如果石勒的说法是真的，那贾思勰肯定会有所顾忌，要知道北魏也是胡人政权。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载了“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根据典籍源流的研究，这应该是李时珍在摘抄前人著作时，看串行了……

后人继续以讹传讹，造成石勒变成了“胡瓜”变“黄瓜”的核心人物。

因此，“Ctrl+C”和“Ctrl+V”真是伟大的发明。

杨广的锅，不要抢着背

不过，李时珍的治学态度还是很严谨，他记载下来另一个改名的典故。这个典故应该是正确的。

李时珍这么说：“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

杜宝是唐朝人，他还著有《大业杂记》一书，其中写道：“（隋炀帝大业四年）九月，自塞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改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

唐朝的吴兢在《贞观政要·慎所好》里记载：“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

上面几段，都讲述是隋炀帝杨广改名，把胡瓜改成了黄瓜。其中还有一位地位崇高的背书者——唐太宗李世民。

鉴于唐朝距离隋朝很近，这个说法又有许多印证，应该是确凿无误的了。

而石勒改名的说法，是宋朝以后的人，根据唐朝人的话的想当然。 这句话就是大书法家欧阳询转述前人的话：石勒讳胡,胡物改名。

那么杨广为什么要改名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隋王室有鲜卑血统，统一中国之后，“讳胡”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隋炀帝才将涉“胡”的字眼一律更换。

纵观历朝历代，“胡瓜”和“黄瓜”的称谓并行不悖，而这两个称谓的分布规律也极为有趣。

张平真著《中国蔬菜名称考释》对此进行总结：“追寻其规律，大概是这样：在隋朝以后，凡属汉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多以古称‘胡瓜’为正名，凡属少数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其官方均以讳称‘黄瓜’为正名；”

“北方人或在北方人的著述中，多称其讳称‘黄瓜’称谓，但南方人或在南方人的著作中，则多沿用古称‘胡瓜’。进入民国，又恢复‘胡瓜’的古称。现在则改以‘黄瓜’为正式名称。”

一个小小蔬菜的名字，居然背后有那么多道理。问题来了，“胡”这个字，到底有没有轻蔑的意思呢？

“胡”有轻蔑之意？

“胡人”的说法出现很早。

战国策里，就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说法。西汉贾谊《过秦论》中，也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句子。

这里的胡人，指的是匈奴人，也包括和汉室作对的其他少数民族，比如东胡，它因居于匈奴人之东而得名。

胡人成气候，是在西晋灭亡后的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入侵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习惯上称为“五胡十六国”。

这一时期，是胡汉矛盾冲突最激烈、最尖锐的时期。《晋书》中说：“邪正不并存，譬如胡与秦”。江统在《徙戎论》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

不同民族从排斥到融合，是一个很艰难也很漫长的过程，要付出许多献血和生命的代价。

好多人认为“胡”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相对于汉人，胡人先进程度较低，风俗不尽相同，总以武力骚扰边境。对这些人，汉族自然没有好感，不管语气还是情感，总有那么蔑视、轻侮的意思。

其实，胡是对游牧民族的一种称谓。西汉时，匈奴单于曾给汉朝皇帝致书，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见《汉书》）

“胡”在匈奴人眼里是天之骄子的意思，和汉人的天子意思差不多。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前秦淝水落败后，苻坚一直宠信的羌人首领姚苌也举兵反秦，最后俘获苻坚。姚苌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一脸的瞧不起，怒斥姚苌，说“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这是“五胡”最早见于史端的记载。

苻坚是氐人，他自己称自己为“胡”，当然在他看来，“胡”没有贬义。

至于之后出现的轻蔑含义，也是胡汉矛盾不断上升后，特别是经过宋元明清，几次少数民族和汉族政权的更迭，所产生的言外之意。

正如，“支那”最开始并不是蔑称，“湾湾”一开始也没有什么贬意。

不吃黄瓜吃绿瓜

之前讲过，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吃黄瓜，还是等到它完全成熟，变成黄色之后再采摘使用。

专门就此事求证过老一辈，他们说黄瓜完全成熟后，它表面的颜色就是黄色。不单是黄瓜，很多植物没有成熟前，颜色就是绿色。

那究竟什么时候，吃绿色的、未成熟的黄瓜开始流行呢？

应是宋朝以后。因为佛经里面说，胡瓜吃了会发热，是不好的东西。这个影响延续很久，唐朝名医孙思邈在书中甚至说胡瓜“有毒，不可多食”。

宋朝之后，儒学出现了新形态并一统思想界，佛教影响力消退。元朝和明朝的医书里，对黄（胡）瓜的看法逐渐倾向于正面，认为它清热解渴。

产生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佛教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很可能是人们的食用方法发生了改变。

南宋的陆游有首诗叫《新蔬》，里面说：“黄瓜翠苣最相宜，上市登盘四月时”。根据农时推断，这时候的黄瓜，应该是绿色未成熟的。

宋元朝，生吃和熟吃并存，到了明朝开始，就是以生吃为主了。甚至到了清朝，有人还隔空diss了北魏的贾思勰。

清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说：“齐民要术无藏胡瓜法，盖不任糟酱”。实际上，贾思勰明明写了“于香酱中藏之亦佳”。

吴其濬所处的清朝，吃黄瓜都是吃嫩绿瓜，和贾思勰时代吃黄熟瓜大不相同，究竟是否能糟酱，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周星驰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吴其濬用清朝的黄瓜吐槽北魏的胡瓜，都有些无厘头。

结语：新的未知

黄瓜的故事，是一个缩影。 实际上，我们日常餐桌上丰富多彩的蔬菜，正是全球化交流的结果。

弄清楚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解。

有人在云南发现了野生黄瓜，那么是否有可能“胡瓜”是从云南贵州的“南方丝绸之路”传来呢？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印度很近，某种程度上更便捷。

关于石勒改名的谣言，李时珍的记载中只有寥寥数语，是谁在《晋书》的基础上，编造了那段可以蒙蔽许多人判断的例子？又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铺天盖地的传播。

本文写到这里，应该也差不多了。

抓到了李时珍这位无心的“造谣者”，驳斥了网络上主流的“张骞从西域带来胡瓜”、“石勒改胡瓜为黄瓜”的谣言，知道了“胡”字贬义的由来，也知道了何时人们开始食用绿色的黄瓜。

看上去功德圆满。但隐隐有些担心，会不会到了哪一天，那些错误的说法，彻底被所有人的观念所认可。

小小的黄瓜、绿瓜、胡瓜之辩，不再有人关注。就像对岸的教科书，人工造成了一批“天然独”。

在查询资料的过程中，百度到了一段话：“ 英国科学家堪拉培在《栽培作物的起源》中认为，根据世界各地黄瓜的名称和古代地区的栽培记录来看，黄瓜原产地在印度东北”。

本来准备直接引用，本着审慎的态度做了查验，这段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英国科学家的名字和书籍名称，不知道是从哪里造出来的。

正确说法：第康道尔(Alphonse Pyramus de Candolle) ，《 农艺植物考源》(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 )。

然而上述杜撰，已经堂而皇之的变成了许多公众号的“确凿证据”，甚至在知网、万方数据库里的一些学术论文中，都有人引用。

有点惊悚。一个短短的谣言，需要花更多代价来消除，甚至根本无法消除。

未来究竟会如何？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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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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