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 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 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敦煌学理论 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藏学是研究中国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又称藏学、西藏学。藏学界一般认为，藏学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是其创始人。但对西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17世纪20年代以后，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或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后藏等地长期传教。

乔玛于1823年来到达拉达克喇嘛寺内生活7年，精研藏文，终生致力于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他于1834年出版《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等著作，标志藏学诞生。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殖民扩张，喜玛拉雅山南麓一些民族地区沦入西方国家控制，大量藏文文献流入西方。20世纪初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等从敦煌千佛洞掠走一大批藏文写本。这些文献资料客观上刺激了藏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 一大批专业学者加入藏学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由藏语文拓展到西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诸多领域。英、法、德、意、俄、匈等国都有一批藏学家，而以法国和意大利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日本和美国则后来居上。

中国对于藏族历史的研究和记述可以远溯到隋唐，当时的汉文史籍对藏族地区作了详细记载。新、旧《唐书》的《吐蕃传》仍是研究藏学的重要文献。元代时西藏和整个藏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直辖之下，元政府曾对西藏人口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并敦聘藏族地区高僧到京城宣讲佛法。清代前期的《卫藏通志》、《西藏志》和后期的《西藏图考》、《四川通志》等史志，对藏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地理、掌故等进行了全面的初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藏学研究大步发展。中国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藏学学术期刊30余种，组成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古籍200余种和一批藏学研究学术成果 。相对于外国的藏学研究，中国藏学研究有其突出优势和特点。实地考察、实物研究和口头流传资料的收集，藏、蒙、汉多民族学者的携手合作研究等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因而，国内藏学不限于文献资料的研究，也不限于对藏族作“史”的研究。对青藏高原考古、西藏的现实与发展、藏族风情习俗、藏医科技等课题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徽州学简称徽学，现代意义上的徽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州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的概括，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然。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风骚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教育、徽州方言、徽州文学、徽州戏剧、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宗族、徽州风俗、徽商文化、徽派建筑、徽州工艺、徽派三雕、新安医学、徽州刻书藏书、徽州文房四宝、徽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