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写一部独具广州特色的小说，”张欣说。她希望放下宏大叙事，转而从日常生活中的女子，去书写广州人的低调、隐忍、不喜张扬的个性。以三个女性的“芥子”，去写一座城的“须弥”，张欣与她笔下的女子有了同声同气的默契。她们都在广州生活，虽然身处不同时空，却共同拥有广州女子始终如一的韧劲与豪情。

●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

在时代背景下，还原真实的细节

南方日报：为何想为1932年至1942年的广州写部小说？

张欣：我写了四十多年，写了不少以广州为背景的都市小说，却从来没有描绘过旧日的广州，也没有摸清广州人的精神内核。如果按照原来的写作路径，我会更加轻松，但这一次我要挑战自己。这个过程非常艰苦。

我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很多人生经验都是这座城市赋予我的。若能够通过写作的方式，既表达出我对广州的情感，又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时期的广州文化景观是怎样的，在我看来很有意义。毕竟不少人对旧时广州的感观，还停留在多雨、潮湿、《七十二家房客》里升斗小市民等意象上，这尽管是事实，但显然也是片面的。

如今，区域写作渐渐成为一种趋势，但目前书写广州，并且捕捉到千年商都的“魂”的作品却不太多，我想试试看。我是从外地来到这里生活的小说家，有一种不同的视角，或许能发现一些隐藏在城市肌理中、本地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细节。

南方日报：《如风似璧》中写了大量广州人的生活细节，让人印象深刻。这部小说写了多久？

张欣：在写完《千万与春住》之后，我停了一段时间。《如风似璧》陆续写了三四年，花了很大的力气查资料。例如那时人们怎么看病，女性流行用什么化妆品，有没有进口的水晶灯，我都希望一一去查证，这些信息里头大有门道。

朋友们提供了很多线索。有段时间我在研究20世纪三十年代的家具式样，一位朋友给我发了很多图片，后来还直接在旧书网淘了本书寄给我，我很感激。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有时一无所获，就像是做了一场无用功；有时看了很多，到最后只能提炼出一句台词。对我来说，这部分工作无法省略。故事可以编，但涉及时代背景的细节一定要真实。细节如果不真实，读者很可能“跳戏”。有人更在意突出故事的真实性，却忽略了时代背景，这样的“真实”反而会失去张力。

南方日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三位不同的女性，由此展开三条线的叙述。为什么想到用这种叙事方式？

张欣：我采用的是限制视角，而非全知视角。作者采用全知视角会轻松方便，但采用限制视角的话，要求作者贴着人物走，对于写作者会更困难，但能起到更好的收拢作用。

在我看来，如果整部小说只出现一个主角的视角，会有些“闷”，所以我写了三位女性，没有设置绝对的主角，这样我就拥有了三个叙述角度。

其实还有一种省力的写法，让这三位女性都来自同一个家族或学校，再写她们不同的抉择与命运。可我不想这样写，我偏偏要凸显她们身份地位的差异性，也要写出她们共同的韧劲，写出她们如何在那个时代里辗转腾挪，在狭小的生长空间里，成为所向披靡的英雄。

我想，这部小说努力呈现出来的女性的现代性，对读者来说是有一定感召作用的。广州女性身上的韧劲，也是这座城市的底色之一。

广州人DNA里的商业精神

南方日报：三位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命运轨迹各不相同。可以理解为这是广州女性或者城市文化特质的三个不同面相吗？

张欣：叙述的角度，我考虑了很久。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架构要搭建成稳固的“三角形”，不然很难往前推进。创作小说的过程，有点类似于下棋，作者需要不断去思考，接下来应该换哪个最适合的人物上场。这是一场与自我展开的博弈。

好的小说具有成长性。只有架构稳了，成长性才会显露出来。最开始写时，我并不知道小说里的人物结局会是如何，他们仿佛通过我的笔，走向了自己的命运。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小说的切口要小，这样才能实现纵向的写作，笔下的人物才能往深里走。不要小瞧“小切口”——所谓“芥子纳须弥”，“芥子”和“须弥”是等量的，可以互相转化，我感觉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芥子”。

另外，正所谓草蛇灰线，情节之间是存在内在关联的，看似一个无关紧要的情节，往往后面会伴随着反转，小说只有一环扣一环，一个套子装着另一个套子，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

我很喜欢传统的戏剧，表现力极强，在舞台上，一个人时常能够代表千军万马，与此同时，他的内心独白也不会落下，非常伟大。小说里我有借用一些戏剧的元素。

南方日报：阅读《如风似璧》，能感觉到你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但在使用这些素材时，又感觉你写得很克制。这是您有意在收着写吗？

张欣：我的确在收着写。保持克制的笔调对作家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哪怕是有十分的感情，都不应该过度渲染，写出三四分就可以了——一定要相信读者，他们能够心领神会。

我不是很认同一泻千里的“水龙头”式写作，小说语言必须考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只能写几百字，有时甚至一个字都写不出。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我问自己，能否承受在这个年龄段写一部极可能毫无水花的作品的风险，我的答案是“能”。作者一旦心有杂念，作品就会显露出来。保持清醒，消除杂念，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此外，在方言的使用上，要特别注意“度”。对于一部以广州为背景的小说，粤语词汇的运用是一门学问，完全不用，作品会失去重要的“粤味”腔调；用得太泛滥，则会对外地读者造成困扰，影响他们的阅读感受。如何拿捏这个尺度，非常考验作者的功力。

南方日报：广州有“千年商都”之称。你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是如何理解商业对广州市民文化的形成产生的影响？

张欣：商业对城市的影响是渗透性的。广东人常说，事事都是一门生意。仔细想想确实也是，谈生意时往往触及根本，需要双方具备契约精神。这或许就是广东人务实、化繁为简的性格的由来。

我经常去上下九商业街。有家商店门面很小，只销售缝纫机用的针，后来我才知道，店家就是靠着这一根根针，让家中几代人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广东人不会轻视这小小的一根针。换句话说，商业精神早已经嵌入了广州人的DNA，这又构成了广州的另一重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