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右上）在张学良将军（中）家中与之合影

当时的中国，南北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农村在权贵资本和军阀的挤压下正陷入衰败，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整个社会濒临溃败的边缘。至于知识界，自1915年开始掀起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食洋不化，就是食古不化，整日坐而论道，无所用心罢了。沉静而理性的晏阳初回国后，审时度势，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主张，救国必须从平民教育开始。他认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二、游历全国调查，大规模实验平民教育

经过一年多游历全国19个省的调查，晏阳初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有八千万学龄儿童，只有七百万就学，且大多是富家子弟。此外还有一亿多青壮年，他们都已过了入学年龄，都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12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所施的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百分之八十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他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心动不如行动。晏阳初郑重决定投身平民教育开启民智。他首先编教材，从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000个常用的，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于1922年初，三十出头的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年2月，晏阳初就离开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舟车劳顿奔赴当时还很落后的湖南长沙，身体力行开展平民教育，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紧接着在3月，他就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将长沙分为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以游行、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平民教育。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不久，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再次奔走浙江嘉兴、山东烟台几个城市，筹资组建达200所平民学校，分别招收千人进行扫盲试点，先后招生多到25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教学手段和方式，可谓追赶国际潮流，国内最先。在嘉兴，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幻灯教学，可谓开国内电化教育之先河。甚至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及陶行知，都慕名前来参观，对幻灯教学表现出极大兴趣。通过不懈的努力，晏阳初发起的第一次平民教育大规模实验——全国识字运动，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定县平民教育课堂

1923年，晏阳初北上到北京，在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亲自任总干事。小于晏阳初一岁的陶行知，这位民初南京金陵大学高才生，为董事部书记兼安徽省执行董事。顺便介绍一下。陶行知，留美追随同是胡适导师的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研究教育，回国后虽然走进大学做教授，甚至都干到教务长的职位。但他一直心绪难宁，苦苦寻觅着，在寻找一条最有效的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此后，陶行知放弃大学体面的工作，追随晏阳初投身平民教育，他们两位形影不离，在全国18省及32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1925年3月，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平教会成立后，在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下，梁启超、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等不少当时著名知识分子被吸引，陆续加入。胡适还拉上儿子胡祖望，一起做起教员。郑锦曾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当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权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的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三、扩展乡村建设，吸引众多博士下乡实现民族再造

从1926年开始，晏阳初选择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并扩展到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他主张，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扩大到农村治理，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于小处着眼：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两年后，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开始有些许起色。为了全力以赴投身这次实验，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的婴儿离开繁华的北平，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农村，“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且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他有一段真诚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晏阳初还说，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直系军阀冯玉祥、奉系军阀张学良等，都对晏阳初十分支持，还邀请晏阳初给其军官训练班和平教班授课。他作揖磕头让那些中外企业家、慈善家拿出钱来一起完成使命。晏阳初说：“我一生在事业上的交游甚广，与事业无关的至好并不多。”确实，他的朋友对他的事业有着很大的帮助。一批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留学回来的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戏剧等“海归”，受晏阳初这种脚踏实地致力于乡村建设精神感召，不怕很骨感的现实，怀着丰满的理想，果断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长期跟农民一起生活，传播知识。

1929年12月21日，初出茅庐的大公报青年记者徐铸成，受命到定县采访。他的通讯《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从1930年1月8日到12日，在《大公报》连载了4天。《国闻周报》还全文转载这篇通讯。1月10日，《大公报》配发了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对于定县的平教村治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定县不是做戏，不是精英表演给乡亲们看，而是精英真正生活在乡村中，与乡亲们融为一体，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当然，社评还对平教村治提出了几点很有见地的思路。

▲1941年，晏阳初荣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称号（左一为爱因斯坦）

其时，恰逢北伐胜利，全国初步一统，国人对国民政府下一步新政充满了期待。国民政府上层也为如何治理国家，特别是复苏凋敝的农村，绞尽脑汁。《大公报》关于定县平教村治的系列报道，不仅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且受到国民政府高层和美国人的高度认可。1930年，晏阳初应蒋介石之邀赴浙江奉化溪口镇参观蒋故里乡村建设，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多次和晏阳初座谈，充分肯定其实验。埃德加·斯诺说：我在定县发现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相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理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不必夸大说，晏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动。

后来，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教育学硕士汤茂如、瞿世英（字菊农，美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刘拓（美衣阿华大学农学博士）、郑锦（字耿常，画家，留日十年）等一批“海归”博士，下乡开展义务扫盲活动和乡村建设，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的景象。受晏阳初影响，陶行知则在南京晓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先后开展平教村治实验……

四、基层改造试验，引领乡村建设走向世界

1936年，日本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人到中年的晏阳初，以完备的规划、过人的胆略，将村治稳步推进到县政府这一层级，实施新政。他撤销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五千名学者和科学家参与政府工作。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基层政治改造试验，不仅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曾追随晏阳初去扫盲当志愿者的毛泽东，在延安说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1943年，晏阳初和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议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提供资助，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须将“四亿二千万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

1949年后，晏阳初去台。台湾当局借鉴晏阳初的经验，着手乡村建设。经过数十年努力，台湾农村得到迅速复兴，为日后台湾整个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再说晏阳初，去台后不久即离台赴美。他协助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推进以平民教育为主的乡村建设，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1956年，在晏阳初的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并实现了真正的民选议会。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运行至今，专门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平民教育教师。

晏阳初曾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访谈，面对乡村建设的疑问，他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晏阳初埋头乡村70年，他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1980年，他写下《九十自述》，回溯一生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198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致电晏阳初，祝贺他的99岁寿辰，在生日贺词中写道：“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更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1990年，被称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在美国仙逝，享年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