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

可惜，厄运也随之而来。《大风歌》发表后，迅速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批判，在“反右”风潮里，张贤亮迅速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发配至西湖农场劳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从此持续了22年，贯穿了他的22岁到44岁。最年富力强的年华，他的人生在西湖农场和南梁农场之间辗转，前者是劳改，后者是劳动。名义不同，自由度不同，但工作内容大同小异。

西湖农场与南梁农场只有一桥之隔，都在银川西郊，张贤亮先后两度在西湖农场劳改服刑，分别都是3年，1958至1961年，1965至1968年，罪名都源自《大风歌》。西湖农场如今大部分被改造成了湿地公园。当年的劳改往事，已经无迹可寻。张贤亮自己留下的西湖农场记述，是他人生中最惨烈的部分，被误以为死亡丢进太平间的死人堆，半夜醒来，爬出死人堆敲门，后来得到一位杨姓医生救治，靠吃乌鸡白凤丸才恢复了元气。

决定他命运的文件，张贤亮自己只从档案中找到过几张“雪莲纸”。“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依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的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1965年被判为“反革命分子”接受公审。“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得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1979年平反时，我才看到‘判决书’，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代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代了我的真实思想。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革’中又成为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我生在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1968年2月第二次劳改释放，劳改农场开具的释放证上填写的是1938年。又是一张‘雪莲纸’。”

生活的磨难里，他写下的最伤痛的记忆，是母亲的去世。1968年，趁着“文革”的混乱，他偷偷回过一次北京，只来得及跟母亲短暂相聚，因为发生了西单爆炸案，就被眼尖的“革命群众”揪出来，关进了派出所。母亲花了5天，筹到了给他买票回兰州的钱，当晚，他就连夜被红卫兵遣送到了火车站。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只收到了一封载有母亲死讯的电报。等到再有机会拿起笔，张贤亮愿意书写下的记忆，是对母亲的敬仰和歌颂：“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历久弥新。”在镇北堡的纪念堂里，放着陈勤宜的巨幅照片。2008年张贤亮担任宁夏的奥运火炬手第一棒，跑完后，他拿着属于自己的火炬回到镇北堡，开始了另一场传递，亲手把火炬捧到了母亲的照片前面。

张贤亮（左）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农场体验生活

农场往事

从银川市区到南梁农场大约30公里，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的《牧马人》和《老人与狗》分别在这里取景。张贤亮先后都陪着来过，不过，在老南梁人的记忆里，1992年《老人与狗》拍完后，张贤亮除了回来参加过朋友崔忠怀儿子的婚礼，就再也没有回过南梁。他们还记得张贤亮在喜宴上吃席，“别的都不要，就指明要吃玉米面糊糊”——那是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时期，南梁农场最主要的充饥食物。那一次，张贤亮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的，还留下了罕见的一张合影。留在宁夏农垦60周年的纪念文集里。

南梁农场有三个老居民点，张贤亮被分配在三队，最西边靠近祁连山的居民点，南梁农场办公室主任高晋国回忆说：“当时所有的‘五类分子’都集中在三队。”跟张贤亮相熟的人，高晋国想了又想，说“现在找不到几个了”。“张贤亮不多跟人接触，很孤傲。干农活的时候，半小时休息时间，大家闲谈，他是中心，大家都会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关系好的人，崔忠怀肯定算一个，他也是个“右派”，被判了12年，1960年来到南梁农场，后来也到南梁中学当老师，现居北京。崔忠怀也是个不愿意回忆往事的人，高晋国说：“农垦60周年要写回忆录，是我去跟崔忠怀约稿的，我们还在学校里共过事，他一开始都拒绝了，说了好久，才写了一篇。”崔忠怀写的回忆，叫《我爱沙枣树》，他真的只写了树：“50年代，贺兰山下还是一片荒滩，一个连一个的沙丘犹如大海的波涛。自从开了西干渠，西沙滩上建了许多农场，垦荒者铲平了沙丘，开了渠道，挖的第一个坑，栽的第一棵树就是沙枣树。记得栽树那天刮起了五六级的西北风，狂风卷着沙砾直打人的脸，太阳完全被风沙吞噬了，刚栽下的小沙枣树被风吹歪了，吹倒了，有的被连根拔起。”

数来数去，跟张贤亮还算关系不错，还在农场里的，就只有当时三队的大厨彦灯标了，人称“老灯”。老灯是个大嗓门，人还没到，声音先进了门。他随身带着两张跟张贤亮的合影，一张是农场时期，一张是拍摄《牧马人》的时候，在老场部门口。老灯1960年随父亲来南梁，14岁，给领导做过通讯员，后来去银川学了一年做饭，回来就到三队食堂做饭，做了十几年，后来调回场部，一辈子都贡献给了南梁农场。口音虽还是江浙味，脾气却已经很西北，讲起故事来，几乎一句一个“他妈的”。

“我开始不认识张贤亮，我是跟一个姓陈的北京知青关系好，他跟我说张贤亮有才华，很看好张贤亮，要我打饭时候照顾张贤亮一点，我才注意到张贤亮。食堂里的饭我来管，一勺多少我来掌握，多给一点少给一点，谁也不知道。他也会来厨房帮我做事，担水，挑炉灰，择菜。”老灯倒也很坦诚，“我一个大老粗，字不认识几个，张贤亮他能跟我聊什么？就是我能让他多吃两口饭。那时候我就叫他‘张老修’，后来他成了名人了，我也照样叫他‘张老修’。”老灯带来的合影里，农场时期那张黑白合影，就是他、陈姓知青和张贤亮三个人，都是精瘦的模样。

老灯记得，“文革”时期，张贤亮是被当成坏人“陪斗”的，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当时农场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复转军人、东北干部、北京知青、天津知青，都有。“各种派系，我都不参加，我就负责做饭，做40多人的饭菜。”在老灯记忆里，张贤亮的女人缘一直不错，“文革”期间，已经有人在照顾他。“那个女的也是吃过苦的，兰州人，在西湖农场劳改，后来跟劳改队的一个干部结婚了，可她就是喜欢张贤亮，要跟丈夫分开。她丈夫很生气，不给她饭吃，也是北京知青来找我，要我偷偷接济一下她。”这个女人姓陈，在南梁农场并不是一个隐秘的存在，上了年纪的三队老人都知道，还记得她很能干，做的面条很好吃，干活是一把好手，“把张贤亮伺候得非常好，‘文革’期间也跟着张贤亮一起陪斗”。

杨庆寺的父亲1979年调来当三队的队长，跟张贤亮做了邻居，“一排房子九间，他家住东头第一家，我家住西头第一家”。当时张贤亮已经调到南梁中学，成了杨庆寺的老师，杨庆寺就管张贤亮叫老师，管这个女人叫“陈阿姨”。杨庆寺一点也不避讳这段交往，还在纪念农垦60周年的文章里做了详细回忆：“陈阿姨碰到我会叫我到她家去，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待我，给我讲述张老师过去的成就，讲他受的磨难。”“记得陈阿姨一谈起张老师，脸上总是流露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记得临近冬天，是一个周六，他在家里忙碌了一天，晚上我到他家去玩时，看到他在正房东侧拼接出来的套间里用土坯搭了一个土炕，用砖砌了一个写字台。写字台砌得很精巧，桌面用水泥抹得很光溜，写字台前的土坯墙上用小楷字写了‘锲而不舍’四个字。其实接出的套间就是厨房，东墙开了一个不到50厘米的口子，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看书写字也必须打开电灯。每天傍晚，陈阿姨都会从晒场上背些草将炕烧热。也就是从那时起，张老师卷着旱烟，在这间小屋子里开始不分昼夜地写作。写他曾经受过的折磨和不能忘怀的‘右派分子’”。

这排房子还在吗？在高晋国、杨庆寺和老灯心里都不太确定，但仍旧决定带我们去找一下。从场部往西，大概十来分钟，先经过的是当年张贤亮劳动的田地，老灯记得特别清楚，以一条水渠为界，左边40亩归张贤亮管，右边30亩是马宗义的媳妇在管。“马宗义是赶大车的，他媳妇会经常给张贤亮送饭。”再往前，是晒谷场，坑坑洼洼的一块水泥地，被土丘包包围合起来，老灯跺着地面告诉我们，以前是夯实的泥地。当年三队在这里晒谷扬场，扬场是两人一组，男女搭配，农忙季一个晒谷场会分布5组人，张贤亮扬场是一把好手，在整个南梁都是出名的。这段赞叹背后，又加着一个浪漫故事，似乎张贤亮还有一段扬场时期的恋情也发生在这里。现在晒谷场晒的不是稻谷，而是枸杞，红艳艳地躺在木板大匾上。

一路往三队走，田边有零零散散的砖房，垃圾遍地。高晋国告诉我们，这些不规范的建筑，都是西海固自流民的房子。终于到达当年三队的居民点，60年代最早的土坯房已经没有了。高晋国回忆说，最早张贤亮住的肯定是土坯房，他的身份还没有资格住砖房，平反当上老师之后，他才搬进了砖房。这一时期，先后与张贤亮同住过的人，老灯和杨庆寺只能数出三个：最早是个日语翻译，也是坐过牢的，三队的人叫他日本特务，然后就是老灯的老父亲，接下来就是陈阿姨。

老灯一进居民点，就先认出了当年的老仓库，大门紧锁空在那里。他坚持说，自己和张贤亮以及北京知青就是在这里合影的，拿出照片来对，明明不一样。老灯和杨庆寺凭着记忆，找到了70年代张贤亮居住的屋子，运气不错，这一排房子虽然格局有了变化，搭建出了院子，但当年的老房子依然还在。一间18平方米的砖房，虽然当年张贤亮接出来写作的套间已经拆掉，从正房里开的门也填上了，但门框的方形痕迹还在，杨庆寺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房子里如今住着西海固的自流民海金学一家，他2010年从固原迁徙过来，一家四口，两个儿子，他说老家修铁路，火车从家门口过，“把家毁了，没法过了”，他实在等不及移民政策，过不下去了，就自己出来了。屋里那个黑色的钢铁炉子，是他一路背过来的家当。他也一路问过几个地方，三队这边很荒凉，但是房子相对便宜，1万多元能买下一间，他买了两间，又花6000多元租下了十几亩地，种枸杞，把日子过下去。如今大儿子已经上小学了，在场部那边的南梁小学，每天都要接送。老二才两岁，还在咿呀学语。30年时光过去，贫穷依然是这里的底色。

张贤亮在农场时住过的小屋

声名鹊起

老灯记得，张贤亮跟他说过，如果20年他还翻不起来，这辈子就完了。“20年快到头的时候，他真的翻起来了。”

张贤亮翻身，没别的，还是靠他的才气。1978年下半学期，张贤亮被调到南梁中学教书，每天骑着破自行车，从三队赶去场部。高晋国是1979年到的南梁中学，跟张贤亮共事。

南梁农场的办公室主任高晋国曾经跟张贤亮在南梁中学共事。1978年下学期，张贤亮先调到南梁中学，高晋国是1979年去的。他模仿了一段张贤亮上课的风格，把书夹在腋下进教室，翻到当天要上课的页码，再反扣在讲台上，然后什么都不看，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从来不做教案，不用讲义，也不按照老师参考书规定条条框框来讲，他就是过目不忘，娓娓道来，学生们都喜欢听。”“1979年8月假期，全农垦系统的老师去灵武农场培训，张贤亮去给老师们讲课，也是一样，一本书就开讲。”张贤亮教语文，但杨庆寺说，张贤亮的数学也很好，他有一段时间，每周六都在张贤亮三队的家里补习数学和英语。英语是张贤亮1978年之后跟着广播自学的。

这个时期，张贤亮重归创作路，只是，他不再写诗了，只写小说，张贤亮自己解释说：“诗人必须是将假象当作真相的人，只有假象令人兴奋，令人哀伤，令人快乐，令人愤怒。真相只能让人沉思和冷静。自从经历了皮破骨损，满身伤痕，尤其是1960至1962年的大饥荒，我从劳改队的破停尸房爬出以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使我感情产生波动，在瞬间爆发出灵感的火花了。人一务实，便无诗可言。我已失去了诗的境界和高度。”

但是在小说领域，张贤亮的才华迸发出来。他从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四封信》、《四十三次快车》、《霜重色愈浓》、《吉普赛人》，接连发表在当年的《宁夏文艺》上，分别是第1、2、3、5期，都是头条。创作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张贤亮自己回忆：“我在《宁夏文艺》连中三元，都是发表在头条位置，这果然引起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斌同志的关注。在他的过问下，我才获得彻底平反。后来将我从农场调进宁夏文联上班，是当时宁夏文联主席石天同志主持，具体操办的是陈葆泉。”“记得第一次到宁夏文联，也就是《宁夏文艺》编辑部开我作品研讨会，文联在一个电影机械配修厂楼上办公，黑黝黝的走廊臭烘烘的，一间间办公室跟洞穴似的乱七八糟。会议室其实是乒乓球室，大家围着乒乓球台正儿八经地对我评头论足。”

张贤亮把自己的才华，归功于童年所受的古文启蒙教育，因为获得了良好的启蒙，所以当“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是‘来来来，大家都来上学堂’之类。从头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认得了，颇有一种优越感，于是就找课外书来读。家中除箧藏的线装书，还有很多闲书，都是大人随手买的小说诗集，那些闲书启发了我幼稚的想象力，让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茨威格笔下赌徒苍白而纤长的手指，常在我眼前神经质地颤动，我也能听见《战争与和平》中小姐们裙裾窸窣作响，我记得那时就看过今天仍很畅销的《飘》，还有一本现在再也找不着的题为《琥珀》的英国小说，‘非典’时我曾想起它，那里面有17世纪欧洲闹黑死病的可怕场面。当然还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剑客的潇洒”，“书里的字虽然是印在薄薄的劣质黄草纸上，纸面凹凸不平，奓出扎手的稻草秸秆，但一个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没有一丝污秽，字字遗世独立，洁净挺拔”。

杨庆寺的记忆里，自从张贤亮到南梁中学教书开始，“陈阿姨”就越来越不快乐，“她比起在三队的时候消瘦多了，我隐约感觉到她有些孤独，只有她养的那只大黑猫每天陪伴她”。1980年，张贤亮就调走了。“临走前他送我一套《英语广播》教材，并告诉我，做事要锲而不舍，你的英语很差，要好好学。至于陈阿姨，至今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南梁农村的，又到了什么地方？我的确很想念她……”

调到宁夏文联不久，《宁夏文艺》改为《朔方》，张贤亮成为《朔方》的编辑，进入了专业作家组。他认识了同为编辑的冯剑华，两人组成家庭，很快生了儿子张公辅。张贤亮的创作黄金期就此展开，从1980到1993年，他几乎每年都有几篇新作问世，而且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人物。他凭借着这些作品，开始平步青云，成为宁夏文联主席。这个“主席”的称谓，跟了他后半生。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不断书写自传性文字，并且在流传中被认定为他的真实人生。而这人生中的旁证，或者与他的生活早已相去甚远，于是，张贤亮越来越得以完成他强大而完整的叙述，构建起他理想中的自己。

老灯说，他后来跟张贤亮的关系也淡了，但他还是很肯定张贤亮的——“给我解决过不少实事。”老灯的儿子女儿上中学，都是找的张贤亮帮忙。“他写个条子过去，我儿子就上了一中，女儿上了二中。”高晋国在旁边补充：“一中、二中和九中，是银川最好的学校。”1993年镇北堡西部影城开业，张贤亮只请了南梁农场的三个人，场长、书记和老灯。同样也是一饭之恩，张贤亮的报答，在老灯的回忆里，结束于90年代。“崔忠怀婚礼过后，他要我帮他在农场挖一株枯死的沙枣树送去影视城，我找车送过去了，问他手下的人要了1000块钱，后来跟人一起去问他要了一幅字，他给别人都写了好几个字，给我只写了一个‘梅’字，我还骂他，他就解释给我听，还在旁边题了一首诗。”张贤亮的死讯，胡晓明和老灯都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胡晓明在追悼会上送了花圈，而老灯没有去。

文章转自 王鸿谅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