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生产队搞得好不好，除了生产资料的占有（主要是耕地）等自然条件外，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是否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生产队的队长。如果这个生产队的队长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个“攒劲人”，在生产计划中周密细致，对劳动力的使用调度有方，在种植和生产安排中不走弯路，能够时时处处出以公心，不贪不占，就会带动这个生产队把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社员群众的日子就必然好过。反之，要是一个生产队推选不出一个“攒劲”队长，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整个生产队的社员就要跟着受连累，日子越过越没希望。

当时的生产队领导班子，官方的名称叫“革命领导小组”，生产队长就是组长，但社员中没有叫“组长”的习惯，都叫“队长”。成员里还有若干名副队长，还有会计、保管、出纳和若干名委员，一个生产队班子大概有10来个人。从上级领导的口中或者官方的文件中，把这些基层班子成员统称为“队干部”。

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的产生按规定是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再经过公社一级组织的正式任命。要当生产队长，必须具备如下基本要素：一，必须大公无私，处事公道，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二，必须有丰富的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三，必须能够吃苦耐劳，在生产中能够起模范带头作用。

一个生产队的人，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谁的人品、德行如何，社员群众们都心中有数，从关乎自己及家庭生存、命运的角度考虑，他们也要选出比较优秀的人担任生产队长。要是一个生产队长不称职，或者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社员群众有权力向大队、公社反映，要求撤换。一般来说，公社领导也会尊重社员群众的意愿。其他副职，基本上是由生产队长提名，取得社员群众的同意，由公社一级组织认可。会计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不但人品要好，能够“一碗水端平”，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至于保管、出纳等，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手脚干净，勤快。保管是管库房的，如果手脚不干净，就容易出问题，为了预防出问题，队里会另外安排一个保管，并且必须是其他家族的成员，两个保管各拿一把钥匙，这样就保险系数高了。还有若干名委员，其实就是平时带领大家干活的领工员，这些人必须能“下一把好苦”，生产劳动中能够起到带头作用，并且还要有较强的责任心。这些“队干部”全部是不脱产的，也没有任何补助之类的待遇，如同普通社员一样完全凭所挣的工分参加分配。在实际操作中，主要领导如队长、会计等真的像其他社员那样每天记工分也不现实，他们的工分就采取到年终由班子成员和群众代表进行评定的办法，基本上取的是工分最高的这部分社员中的中间值。

我们队的队长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他年轻时当过兵，复员回来正赶上实行农业合作化，在当时，从队伍上下来的人都被人们认为是见多识广、能力强的人，他就被推举为初级社的社长。结果从初级社干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干到人民公社，一直干到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公社的使命寿终正寝，是我们生产队唯一的一位终身制的生产队长。在我插队的那些年，虽然社员中也有对其他成员不服气、想方设法取而代之的，但没有任何人对我们的老队长表示出任何的不服气。这主要是他的品行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他从来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及家人谋取任何利益，他的家属和子女照样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该干啥活干啥活，该挣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

我们这位队长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是行家里手。他虽然没有念过一天书，但脑子特别好使，每年去县上开“三干会”或者在公社开什么会，他能够把会议精神全部记在脑子里，回来原原本本地向社员传达。全生产队的几千亩耕地，哪些地当年该种啥，哪些地该倒茬，哪些地该部（歇），他都计划安排得有条不紊；全队几百口人，百十个劳动力，哪个人适合干啥工作，谁能够在工作中独当一面，谁干活靠不住，他心里都是一本账，就连生产队的那百十头牲畜，哪些牲口能拉大车，哪些牲口能套架子车，哪些牲口只适合拉犁张桄子，他心里都清清楚楚。

在我插队的那些年份里，我们队领导班子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会计倒是换过几茬，我也曾担任过几年的会计，其他成员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中会不断冒出比较优秀的人才，也会被吸收进领导班子，也会形成像现在官方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实行的“梯队”现象。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们队当时的领导班子还是坚强有力的，最起码在那样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带领着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群众一直往前走，使全生产队每一户人家的日子都能够过得去，而且还能够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工作任务，完成向国家上缴的公购粮任务。

（二）

我所插队的那个生产队叫“阎寨柯”，地处高湾塬的西北部，隶属高崖（读ai）大队。村庄坐落在一条叫做“寨柯河”的大沙河两岸的台子上。“阎寨柯”是这个生产队的主村庄，还有“李家寨柯”“老沙地”“老牛湾湾子”“高家沟”等几个小自然村，主村庄和这几个自然村共同组成了一个生产队，全队大概五十多户人家，将近300口人。

耕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我刚插队时，社员们还没有自留地（听说以前有，后来收归生产队）。在我插队的第二年，上级有政策，让给社员分自留地，这样，就按照人口，每个人分到了大概一亩多一些自留地。除了这部分自留地外，其他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是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当时最主要的拉运工具架子车也是属于生产队的，后来为了便于管理，队里就把现有的20几辆旧架子车折价处理给社员，定为个人财产，这些大型工具在用于集体生产时，可以得到一定的工分报酬（如为生产队搞拉运，架子车每天可挣4分工）。以后社员自己也可置办架子车，就完全属于个人财产。

我们生产队的耕地分布在村庄的四周，大面积的耕地是塬地和沟坝地，沙河两岸的台子上有为数不多的沙地；塬地分布在三百户塬、中塬和西山塬上；沟坝地分布在十几条大大小小的山沟里，比较大的沟有南沟、老牛沟、马蹄沟等。我们队的邻村生产队大都坐落在平展展的塬上，而我们队却坐落在塬下沙河两岸的这个台台子上，我当时对此有些不解，心里想着我们队也有好多塬地，为啥人们都不住在塬上而一定要窝在这条山沟沟子里？直到后来了解到生产队的整个耕地分布情况，并听了老农们的解释后，才逐渐明白当初人们为什么要把村子建在这里了，其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是所有耕地分布的中心地带，人住在这里，去哪块地里劳动都比较近，庄稼成熟后，拉运上场也比较方便。后来待的时间久了，也了解到原来最早来到这里的人，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凭力气在这条沙河两岸的某个山沟里随便找个傍山的地方挖出窑洞就可以居住，所以这里人的祖先们就选择了这条山沟而不是平展展的塬上。

村子里人的居住特点是依山而居，直到现在，这里大多数人家的院落都紧靠着一面或两面山。某家人开始收拾院落时，先是把一处临山的慢坡挖齐，利用挖出的土垫起一块地，一个院落就基本形成了。有了这样一处依山的院落，要是暂时没有经济实力盖房，可以在山上先挖出几孔山窑，简单地安上门窗，就可以住人过日子了。山窑的特点是冬暖夏凉，住在山窑里，人就完全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舒适感。而且山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任何食品放在里边都不会轻易变质。如当地盛产的籽瓜，搁置在山窑里的黄土上，从八、九月份一直搁置到过大年，都还新鲜如初。所以，这里的农户们即就是以后经济条件好了，盖起了新房，还是把早先的山窑保存得很完好，或者偶尔居住，或者作为储存粮食等物的库房使用。

在村子里凡住户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有水窖，水窖是专门储存雨水的，水窖里的水是当地人生活幸福指数的显示器，要是水窖里经常有水，就说明老天爷开恩，雨水广，庄稼的收成肯定好，人们的生活就过得有滋有味；要是水窖里缺水或无水，必是大旱之年，人们的日子就过得很难怅了。所以，水窖在每个塬上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一种十分神圣的地位。我刚到农村那时，所有的水窖都是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到了1973年遇到大旱，为了抗旱，公社下达了一项新政策，规定社员家庭可以打水窖，每打一口窖补贴15元，水窖归社员家庭所有。从那时开始，社员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水窖了。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也没有任何办公场所，队干部们议事的地点或者在队长家，或者在会计家，社员开会就在村小学教室里。在整个村子里，象征生产队存在感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队里的打谷场，一块偌大的平展展、光殿殿的如同镜面般平整的场地上，堆积着一座座像是古城堡般或者巨型蘑菇般的草摞，草摞的下面，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盲人饲养员和另一位饲养员动作像是机械般地在铡草，他俩一个往铡口里入草，一个握着铡柄上抬下压，只听铡口里发出“沙、沙”的声响，一捆捆长草被机器般入进铡口，另一侧就不断地翻飞起由那细细的草节形成的草的浪花，两位饲养员那默契地配合，那优美的姿势，那悦耳的声音，让人看了不由感觉心里和手里都痒痒的，真想过去接过铡草人手中那被磨得黑黝黝的铡柄，体验一下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们劳动时浑身焕发出的那种幸福感。

场的边缘地带有一孔年代十分久远的用胡墼箍起的土窑，人们把这里叫“场窑”，这里经常是一帮年轻人、光棍汉们聚集的地方，他们时不时地挤在这里，谈天说地，说古道今，纵论天下大事，评说本村或者外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有时他们也会在这里面红耳赤、剑拔弩张地争吵抬杠。不管怎样，这里总是充盈着青春的活力和男子汉们的阳刚之气。

场周围那些高低不平、错落有致的牲口圈窑里，那些大大小小的马、骡、驴、牛们在眼睁睁地等待着铡口下飞出的细草节子充饥的当口，都在伸出长长短短的耳朵，认真地倾听着从场窑里发出的高高低低、奇奇怪怪的说话和吵闹声。

（三）

生产队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在老队长的吼声中开始的。

每天天还麻麻亮时，从老队长家的箍窑窑行（读hang）里就会传出“呕……”“呕……”的几声长吼，那带有磁性的、极富穿透力的吼声，就如同从队长家箍窑的窑行里被抛出的一枚枚无形的石子，它穿透了凌晨还笼罩在村子头顶的那层薄薄的雾霭，传进每一个农户家中被各种颜色的纸片糊住的窗棂，钻进了一个个还在扯着大呼、做着美梦的庄稼汉们的耳膜里。

队长家的院落在东台子最北的下梢子里，院子里的一孔老旧的箍窑下有几个土台阶，人可以踩着这几个台阶轻而易举地上到窑行里，这里就成了队长向全生产队社员们发号施令的制高点，从这里发出的吼声，正好把全村的农户家全部辐射上，他的那几声长吼就促使村子从沉睡中苏醒了。不一会，村子里每个高高低低的院落里就陆续出现了女主人忙碌的身影，在女人们或轻言细语或大声喝斥中，男人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起床了，他们衣衫不整地站在院子里，一边揉着迷迷瞪瞪的眼睛，一边提上炒面初子，用鞭杆挑着两只臃脖子去牲口圈拉牲口。好像是提前约好似的，所有使唤牲口的庄稼汉们这时都在牲口圈里外集合，各自给自己使唤的牲口戴上锸子，扎上臃脖子，引领着自己使唤的牲口跨出圈门，此时，寂静的沙河里就响起了牲口蹄掌敲在石子上那清脆的声响，和庄稼汉们虽只隔了一夜却像是久别重逢般亲热的极其夸张地问候、喧谎声。

这是一拨犁地的队伍。在生产队的劳动队伍中，这算是一个生产组，这个组的成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子，是生产队里最攒劲的劳动力，他们一年四季与牲口为伴，承担着队里最繁重的农活。冬天农闲时，大多数人都可以歇一歇了，他们却要继续赶着牲口，套着架子车铺压沙田；一到开春，大地解冻了，架子车不能进地了，他们就又开始把牲口套进犁铧犁地；到了夏收即将结束时，他们又套上架子车开始拉“草天”（拉运庄稼叫拉“草天”），把收割了的庄稼搬上场。也有不使唤牲口的时候，那就是夏收和秋收时，那也是一年之中农活最为紧张的时期，俗称“虎口夺食”，每到这个节骨眼时期，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夏收或者秋收中去，在成熟了的庄稼地里大显身手，一争高下。没有这一帮生产上的生力军，是不可能做到成熟了的庄稼都颗粒归仓的。

还有一拨队伍，人们称他们为“老帮子”，也就是一帮年龄相对较大的老农，这帮人属于“年富力强”的一拨，他们农耕经验比较丰富，很受队长的器重和社员们的尊重。他们在农活上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摇耧播种，他们使唤的牲口也是所有牲口里最大硬的。自每年的春风吹起，大地解冻，他们就开始摇耧播种，麦子种完种洋芋，洋芋种完种西瓜、籽瓜，瓜还没有完全种结束，又开始种大秋作物糜子、谷子了，到了晚夏或者初秋，要是老天爷落了好雨，还要抢种一些荞麦、草谷子等。待到所有该播种的作物都种完了，或者播种的间歇时期，他们还要把种耧换成齿钯，或者起楼、铲耧，开始“翻乱”（在沙地里耕作）沙地。这拨人一般不参加收割粮食，在全生产队的所有劳力都投入到最紧张的夏收或秋收时，他们仍然在某块沙地里悠然地跟着牲口，压着耧柄，一如既往地“翻乱”沙地。可当塬上大面积的庄稼都收完了，他们中间的部分牲口就会被抽下，又套在马车上，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就成了“车把式”，其他人就成了“跟车的”，他们就将塬上的庄稼往场上拉运。从塬上拉运“草天”，道路都比较好，很适合马车拉运。这时候，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套着一马三骡的马车，拉运着几乎是一截城墙般大小的粮食摞在广袤的山塬上缓缓行驶的情景，灰暗的远山和收割后的庄稼地把个拉运庄稼的马车映衬得分外生动鲜活，那无疑是一幅绝美的水墨画。马车行走在下塬的长坡上时，车把式把个用于刹车的“刮木”拉上劲，塬上塬下都就响起了那既悦耳又刺耳的“刮木”声，给沉寂的山塬平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这个时候拉运上场的庄稼都不起摞，有专人将麦件子整整齐齐地摆在场上接受烈日的暴晒。适宜马车拉运的塬上麦子拉得差不多了，场上那些接受暴晒的麦件子也晒得差不多了，这时候，马车就停下了，从马车上卸下来的牲口又被套进了场上的碌碡里，开始打碾麦子了。较大的碌碡由一对骡子拉，小点的碌碡由一匹儿马拉，碌碡在被拉动时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响，是塬上人的心目中最美妙的音乐，最嘹亮的歌唱。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场上，所有人的心里都期盼着他们赶快打碾，惦记着赶快分到新麦子。

在生产队里，最庞大的劳动队伍是被称作“散工子”的队伍，这支劳动大军的主体是女人娃娃，骨干是女青年。这支队伍之所以被称作“散工子”，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相对比较宽松自由，谁要是有啥事可以不请假。因为她们手里没有捉牲口，不像那些使唤牲口的，要是有事必须请假，得派人顶替。但为了多挣些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工分，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缺勤。

这支劳动队伍干得活是最复杂的。从每年过完大年放完假，就开始干活，在羊圈里砸羊粪，从各家各户的后圈子、猪圈里除粪。这些活干完后，土地还没有解冻，她们就又到沙河里去打拜，为拦截沙河里的洪水造田。到了大地解冻后，这支队伍又扯到某一条沟里，在沟坝地里兴修“大寨田”，这是当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每年上级都会下达任务。这个活一直干到像是一首歌里唱的“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的季节，就又挪到麦地里开始给麦子除草了。当地人把这种除草的活叫做“薅（读hao）地”，一开始薅地，一样庄稼接着一样庄稼，麦地薅完薅瓜地，瓜地薅完薅洋芋，洋芋薅完又开始薅大秋作物糜子、谷子，还没有完全薅过来，已经到了农历的六月里了，在金刚老太阳的暴晒下，麦子扑洒洒地、一天一个样地开始变黄了。

对于生产队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来说，薅地应该是她们最喜欢干的农活了。这个季节，气候温和，不冷不热，那遮天蔽日的风沙没有了，她们也不用再用那块方头巾把自己俊俏的脸蛋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了，她们会穿上一年四季大都没机会穿的最漂亮的衣裳，把头发梳理得油光发亮，再锦上添花般地卡上一只肯定富有故事的发卡，在绿莹莹的田地里一边干活，一边尽情地显示她们身上那份朴素天然的美和表达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在生产劳动中，一般都是由某一个组的组长带领，同时上工，同时下工，上午干活的中间有个歇息的时间，人们把这种歇息叫“缓早干粮”，也就是利用这一会时间吃各自带的干粮，条件好一些的人带的饼子，大多数人拿出一个用一小块布缝制的炒面“初子”，舔上几口炒面，就算是完成了吃“早干粮”的任务。还有一些条件特别差的社员，没有干粮带，他们就在别人休息的这一会去远一点的地方转上一圈，待大家快缓起身开始干活了，他们就转回来了。

在这些劳动队伍中，每一个组的组长负责本组组员干活的进度和质量，并给他们记工分。谁要是不好好干活，吊儿郎当，或者干活的质量不好，组长就会毫不顾忌情面地一顿训斥，不管他的言语多粗俗难听，也不会有人和他顶嘴，因为记工分的权力在他的手里。当时提倡“男女同工同酬”，但在实际操作中男女劳力还是有区别。如我们队为成年男劳力每天记12分工，为成年女劳力记10分工，未成年参加劳动的半大子娃娃叫“半工子”，工分减半。

有时候，一些活计也会采取“包”的方式，不过当时不叫“包”，叫“定额管理”，如挖土方、压沙、收割庄稼等，就经常会采用这种方式。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劳动的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只要有利于生产进度的提高，各种劳动管理方式都会采取，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大呼隆”，后来的“生产责任制”也并不是安徽小岗村人发明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实行。比如在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大寨田”中，会计会把即将挖填的土方计算出来，这一宗活多少工分，给几个人干，干完经过验收，就把工分记给他们。有些平时干活不肯卖力的人，在这种“定额管理”中就没有人愿意要。所以，谁也丢不起那个人，平时干活都是争先恐后的。

除了这几支劳动队伍而外，还有一些从事特殊工作的人，如为生产队喂养牲口的饲养员、放羊的“羊户长”、看场人、村小学的民办教师等。这些人由于所从事的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工分算是“满工”，但在一年里要是有因为个人私事而请假缺勤的天数必须扣除。

一些还没有到劳动年龄的半大子娃娃，无法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们就结伙去田野里给队里的牲口铲草。雨水缺的年份，牲口饲草是一个大问题，牲口缺饲草，田野里的野草也很少，铲草也很不容易。这些娃娃铲来的草饲养员按斤数给他们记工分，4斤草1分工，勤快的娃娃一天也差不多会挣到七八分工分，对家里多少也是一个贴补。有些已经上学的学生，也会利用放学后的这一段时间，提上铲子、背上背篼去田野里铲一会草，多少也会挣几分工。

工分，是当时的每一个家庭参加分配决算的依据，是关系到自己生存、生活的根本。只要是一个脑子正常的懂事人口，都会把挣工分当做头等大事，家家户户都会毫不懈怠。

这些年，一些对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或者只知皮毛或者根本不了解的所谓“精英”们，在他们的文章或者演讲中，动不动就说当年的生产队劳动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是“混工分”，我感到十分好笑。我不知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只要是当年亲身参加过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农业生产，你就不可能有所谓“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混工分”的可能性。就像我在前面讲到的几种劳动模式，比如让你去犁地，别人一趟一趟的犁，你好意思站在边上看着，让你使唤的牲口也闲站着吗？不要说你必须跟着大伙儿一起一趟一趟地犁，而且你的犁铧的深度、宽度都要符合要求，如果宽度太大，地就没有犁透，地里就留下了“疙瘩子”，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要是宽度太小，你犁的犁沟和别人的犁沟重合，犁过的地里就会隆起一条垄；如果你的犁铧打得太浅，犁过的土翻不起来，又会出现一条显而易见的沟，地面就不平整，不论出现任何一种不规范的现象，领工人或任何一个犁地人都会对你指出，他们轻者数说你一顿，重的就是破口大骂，严厉训斥，请问你怎么“磨洋工”？还有比如用架子车套着牲口拉“草天”，别人的车子一车能装60个麦件子，你只装50个，你的车子上麦子的体积很明显比别人的体积小，你还要和别人挣同样的工分，那谁会同意？谁会服气你？还有比如拔麦子，大家伙下地后，每个人眼前都是一趟麦子，人家其他人都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拔到前面去了，你如在那里“磨洋工”，不下手，一株株的麦子仍然端立立地站着，它们不会因为你辛苦、手痛而自己从土地里跳出来，当你还在斯斯文文地磨蹭时，别人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给你留下的一溜麦子，就如同在理发时，其他地方都理完了，就在当头顶留了一溜头发，是不是很好看？所以，在农村生存，你要活出个样，你要别人不能小看你，只有能够豁出去，“下好一把臭苦”，在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你可以不“争先”，但绝对要“恐后”，这样你才能在农村立得住，才能挺起胸，才能活出个样；如果一个人在劳动中摸奸耍滑，干活怕苦怕累，整天油嘴滑舌，不要说那些老农民，就是那些婆娘女子都会看不起，就在一个生产队混不下去。农村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个争强好胜的性格，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干活干不到人前面的人，所以，在那种环境中，在那种大气候的裹挟下，谁都不敢和不好意思偷懒。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某个人确实属于身体或者其他原因，把该出的力出了，还是干不过去活，人们也会理解，也会原谅，甚至还会帮助你。

在农村插队那会儿，由于我长期就生活在那个生产队，对其他地方不是很了解，但对我们那个生产队还是比较了解的。在10年的农耕岁月里，我还真没有发现哪个人是“磨洋工”“混工分”的，就包括一些身体有缺陷的人，劳动都非常积极。

我们生产队有一位姓张的大哥，他自幼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身体的整个部位看起来都是软嗒嗒的，大伙都叫他“绍大哥”。他的身体虽然这样，可他参加劳动的积极性非常高，一年四季基本上不缺勤，在搞农田基建时，他虽然不能推车，但他装车比任何人都认真。在薅地时，他虽然动作比较缓慢，但他干得非常认真，有时候他落在了后面，其他人都会他一锄你一锄地帮他，领工的组长有时候看到有人薅地的质量不过关时，就会训斥：“你看你连个绍大哥干活都不如！”

那时候，在生产队里劳动，是永远不会有休息日的，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会放大概半个月20天的假，到了“年过十五了”，又该开始一年无休止的劳动了，社员们只能盼着下一个年的到来再休息。俗话说：吹风下雨是庄稼人的节！一般来说，要是变天，无法出工，是可以休息的。但下过雨后，虽然地里“粘（读ran）”得进不去，不能下地干活，却会有不进地的活，如修路、收拾坝埂等，因为平时搞农田基建时，所打的坝埂都是用干土夯起的，老天爷下了雨，这些坝埂被浇湿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它们拍打得平平整整的。再如，平时村里村外、田地里的道路，由于干旱无雨，经常的车碾畜踏，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倒窝”，利用下雨过后的有利时机，经过维修，就可以很容易把这些烂路修好，有时候下雨还会冲毁一些道路，都要利用这段时间尽快修复。那时候，一个生产队范围之内的道路状况如何，是最能反映出这个生产队的管理水平的，公社干部经常骑着自行车在这些道路上穿行，他们往往就是通过这些道路的状况来判断某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是否坚强有力、社员群众的精神面貌好不好、劳动积极性高不高的依据。

（四）

当时，一个生产队不但要搞好自己本队的农业生产，还要承担上面经常下达的一些任务，经常抽调人员参加一些大的工程项目。我在农村的那些年，就亲自参加过“靖（远）会（宁）引黄水利工程”主渠道工程和“野糜川支渠工程”的建设。在参加这些大的工程时，没有地方住，我们就在某座山下挖一孔土窑洞住进去，大冬天的，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钻在那些土窑洞里，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全凭着一种不屈的精神和青春期的热情在坚持着。

那时，上面要是有啥工程需要用工，只是给生产队下个通知，哪个生产队都会不打任何折扣地将人派出，工程干完，他们就把人打发回来，没有任何报酬，生产队和被派去的民工也没有任何怨言。记得有一年，上面决定要从烟洞沟修一条通往高湾塬的“战备路”，向我们生产队派了10个民工的任务，队长就派我带人去修。工地在烟洞沟沟垴里上塬的大山里，离我们村庄大概10来里路，大多数是山路，无法骑自行车，我就带着一些年轻人，拉着架子车，翻山越岭去烟洞沟沟垴里修路。当时公社里负责修这段路的是一个姓徐的负责人，此人是个大胖子，手里提着一根树枝，又当拐棍又当尺子，从那条沟里上上下下地走动检查，正好走到我们干活的段落，因为我们刚刚推土填了一个“灌眼”，才倒下去的土完全是虚的，他不知道，走过来踩在上面把他给陷进去了，几个孩子看见把这个大胖子陷在虚土里就偷偷地笑。孩子们的笑声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这位徐主任就好端端地翻了脸，把我这个领工人好一顿训，说我们是故意给他挖“散马坑”，我反驳了一句，他又说我们对修“战备路”有意见，要对我们进行“处理”，吓得我们一帮半大小伙子再没有一个人敢吭声了。那次修路，说是“战备路”，其实就抽调我们这些民工只修通了路胚子，后面的铺沙等后续工程就没有音信了，以后也从来没有人维修，被连年的雨水冲得烂慥慥的。

还有一次，说是军方要从野糜川河往打拉池铺设一条电缆线，公社给我们派任务，让去挖埋电缆线的地沟。也是我领着几个半大子娃娃，翻山越岭到展岘和磨儿沟的山沟里去挖沟。待我们在那些山沟里挖出一条看不见头尾的地沟，经人家验收合格后，就把我们打发回家了，也没有给一分钱的工钱或任何报酬。

若干年后，我看到一些资料中有批判人民公社是“一平二调”的内容，我想，我当时参与的那些工程项目，可能就是“一平二调”的具体内容吧！话说回来，当时的哪些国家建设的大型项目，没有农民群众的贡献？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个项目，只要上级领导一声令下，生产队就积极响应，不打任何折扣，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需要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不是农民群众傻，也不是他们不会算账，而是他们对国家的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他们对共产党、对共和国的感情虽然是朴素的，但却是最真挚的。

说到当时的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能不说到缴“公购粮”。除了灾年，每个风调雨顺的年份，只要庄稼成给，每个生产队都要给国家上缴一定数量的“公购粮”。“公购粮”实际上是“公粮”和“购粮”两个概念，所谓“公粮”，就是农业税，是以上缴粮食的形式完成缴纳税收；所谓“购粮”，是有偿缴纳，国家收购“购粮”，按收购价付给粮款；要是遇到大的丰收年，还要“卖余粮”，就是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价格略高于购粮的价格。

凡有收成的年份，快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公社就开始要求各大队上报上缴“公购粮”的计划。这时，大队就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去各生产队“估产”，这个工作小组除了大队领导，还有各生产队的会计。通过“估产”，了解各个生产队的庄稼长势和收成，以此为依据，计算出该上缴“公购粮”的计划，经公社批准，正式下达当年上缴“公购粮”的指标。为了让前来“估产”的这些人尽量把自己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压低、少估，每个生产队都要宰羊，把这些人招待好。当然，这些人都是本乡本土的，也十分理解主人们的意愿，尽量压低产量，也就尽量把上缴“公购粮”的计划做小。

其实，大队这一级也不是最后确定的，只不过能拿个大致的意见，最后确定究竟缴多少，要由公社决定。要是有幸遇到一个比较稳妥、比较体恤民情的公社主要领导，“公购粮”的数量就会压得低一些；要是遇到一个好出风头、冒冒失失的“青年晃晃子”，就会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把“公购粮”的数量抬得很高，各生产队领导虽然会有很大意见，但他们尽管心里不满意，任务还是会照样如数完成。即就是老百姓中有人发牢骚、说怪话，他们也会很容易做通老百姓的工作，安排人、畜按时将最好的粮食碾净晒干，上缴国家。

（五）

稍微对我国当时的农村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那么几户人家，是属于困难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是需要关心、照顾和帮助的。对这些困难户的态度，最能够检验一个生产队领导以及全生产队社员的道德水准和做人的良心的。

我们生产队有一位姓张的老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无儿无女，孤单一人生活，腿脚还不太利索。生产队就把他安排在场上看场，这样可以挣一份满工，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这位老人非常感激生产队的照顾，不但尽心尽力把场看得很认真，他还主动承担起繁殖骡子的任务。当时，生产队在生产中使用的动力主要是畜力，在畜生中，最好使的是骡子，但骡子的繁衍生产是要通过两种不同的畜生交配，这也是一份比较难的事情。但这位老人在这方面很有经验，通过他的努力，为我们生产队先后繁殖了40多头骡子，使我们生产队当时的大牲口数远远高于其他生产队。一般生产队犁地、套架子车大都是使唤的驴、牛，很少有使唤骡子的，而我们生产队却是清一色的骡子，这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那位本来被生产队照顾的老人，对生产队知恩图报，无私奉献，成为了我们生产队的功臣。

还有一个家庭，男人是盲人，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全家只有女主人一个劳动力，一个妇女，带这样一大家子人，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生产队就安排让这位盲人担任饲养员，其主要工作就是为牲口铡草，这样，一年下来也可以挣得一份满工，一家人的日子也照样过得很红火。再加上上面要是下来救济款、救济粮，都是优先照顾此类家庭，即就是在遭灾之年，他们的日子也能够过得去。

那时候，如果遇到天旱，上面经常会下拨一些救济款、救济粮等，发放的办法都是通过“民主评议”，真正发挥了这些救济款项的作用，把它们发放到最困难、最需要的群众手中，使这些困难群众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绝对不会出现领导人独吞或者少数人私分的事。

（六）

1978年下半年，我参加招工离开了高湾塬，屈指一算，现在已经4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从事过多种工作，但始终无法忘却青年时期那一段上山下乡的日子，忘不了那块养育了我年轻生命的高湾塬，忘不了为我的人生道路打下坚实基础的农耕生涯。我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我一有机会就会经常去那里转一转，看一看，我始终和那里的人民群众保持着血浓于水的联系。

这些年，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党史和国史中关于人民公社化的那一段历史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并用文学的形式写出了一部分有关农村生活的文字。通过认真仔细地研究，加之对于这些年农村现状的对比，我粗浅地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我国的广大农村生产力发展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农业集体化不但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走出困境，生产力得到一定的发展，还承担了为国家生产大量粮食、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还修建了几万座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水利设施，如我们白银市的靖会工程、兴电工程等大型工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中央领导人曾经在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一味地为我国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那一段历史抹黑、诋毁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果当时我国不实行人民公社化，农村不走集体化道路，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所需的粮食从何而来？如果像现在这样大部分靠进口，一穷二白的国家当时有这个经济实力吗？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实行人民公社化时期生产力发展是比较缓慢，但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最简单的一点是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少之又少，像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几乎没有任何投入，我离开之前，我们生产队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国家不但没有投入，还要让农村承担繁重的公购粮的上缴任务，农村生产队的日子一直属于捉襟见肘的境地，每往前走一步都是难上加难。如果当时的农村像现在这样，不但完全免除了农业税，还每年下发“退耕还林款”“粮食补贴款”等各种各样的补贴，能像当时那样穷吗？

虽然人民公社的历史已经完全成为了一段历史，但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还需要每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作家、学者们认真地回顾、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最重要的行业、好几亿人几十年奋斗的历史，不是会那样轻而易举地被人们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

（2019·10·25于白银·独石斋）

作者简介：宋育红，靖远人，生于1953年，中共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白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银区文联主席、《金凤凰》文学杂志主编。出版散文集《故乡流过一条河》，诗歌集《凤凰山放歌》，发表作品百万字，作品曾分获白银市凤凰文艺奖一、二、三等奖及第四届“中华情”散文金奖、“散文世界杯”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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