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秋左传》附《公羊传》、《穀梁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传统认为是春秋时左丘明所做，里面有后人所加内容。《左传》与《春秋》一样同属编年体，记事也起自鲁隐公元年，与《春秋》同。但终年止于鲁悼公四年，多《春秋》17年。《左传》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用史实逐条疏证和传释《春秋》经文，详细记载事情原委。同时，《左传》还集录了很多春秋以前的史料以及《春秋》经文所无的资料。《左传》视周王室同于一般诸侯及“重人事、轻鬼神”的无神论观点都是在思想上对《春秋》的超越。注本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

《公羊》和《穀梁》两传各十一卷，写定时间均在汉代。公羊传》旧题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初仅口头流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母生子都）才写定成书。《穀梁传》旧题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所做，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公羊》、《穀梁》两传记事起讫年代与《春秋》相同，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春秋》的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两书在西汉均立于学官，但两传对史实的增补不多。

（四）《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做。记载上起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67），下迄智伯灭亡（前53），前后约五百多年的史事。全书共二十一卷，其中《周语》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楚语》2卷、《郑语》1卷、《吴语》1卷、《越语》2卷。《国语》是资料汇编性质之书，不是成熟的史学著作，因而在事件记载时不具年月者很多，个别事件仅仅为片段。其中许多史料为《左传》所采用，只是后者文字更简洁、语言更精练、体例更统一。《左传》记事以事件过程为主，《国语》则以政治言论为主。两书互相表里、相互参证，因而《国语》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吴任臣《十国春秋》等均是从《国语》的体例发展而来。最早的注释有三国吴韦昭注，清代有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近人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国语集解》等。

（五）《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而成。书名原来不统一，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编成三十三篇，并定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曾巩再次进行编订校补。《战国策》记事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策，共33篇，497章，体例与《国语》相同，也是国别体。由于主要记载策士们游说君王的言论，因而失实、夸大之处颇多。《战国策》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常用寓言阐述道理，如“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东汉高诱最初为《战国策》作注，但流传至北宋时散佚。元代吴师道有《战国策校注》。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考辨》。

（六）《论语》

《论语》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行录。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晚年从事文化教育，在整理和传播古代文化方面贡献很大。《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追记，经过几度编辑整理而成，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全书共20篇，上论10篇比较早，最能反映孔子的思想和时代特色。下论10篇比较晚成。《论语》传到汉代，出现三种本子：《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者从内容、篇目到篇次都略有出入。西汉末年，《鲁论语》得以流传。《论语》的注本很多，国内外总数达到三千多种，为诸子之冠。现通行的注本有三国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新注有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译注有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等。

（七）《老子》

《老子》又名《道德经》，保存了春秋末年老子的思想，是道家学派最重要的经典。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又名老聃，春秋末期楚国人，是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经向他问“礼”。《老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可能是老子的后学编纂整理而成。今本《老子》分上下两篇，上篇道经，下篇德经，合称道德经，共81章，约000余字。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两种《老子》写本，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不避刘邦的讳，可见成书于西汉以前。乙本为隶书，避刘恒的讳，显系汉文帝时期的写本。两种本子与现行本子先道经后德经不同，而是先德经后道经，字句也有出入。《老子》一书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思想，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于社会改革，《老子》提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希望通过缓和矛盾，谋求生存等。

（八）《史记》

《史记》为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从三国开始，“史记”由原来的统称而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西汉太史令，打算编写一部通史，但未能完成。司马迁受父亲嘱咐完成了这部通史著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今本《史记》中有他人补写的内容，如“褚先生曰”后面内容即出自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之笔。《史记》中对《陈涉世家》、《货殖列传》等内容的定位和编排是后世正史中所没有的，显示出司马迁史学境界之开阔。《史记》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性的旧注有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起初，三家注各自另行，北宋时把三家注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颇便阅读。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有参考价值。

（九）《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东汉班固编撰。起初，班固之父班彪以《后传》65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即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班固死后，班固妹妹班昭补写了《汉书》八表，在马续协助下又完成了《天文志》。《汉书》记事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前206），下终王莽地皇四年（23），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有12纪、8表、10志、70列传，凡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与《史记》相比，《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省“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并“世家”入“列传”。新创《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变《平准书》为《食货志》。这些变化，被后来一些史书所沿袭。《汉书》喜用古字，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为《汉书》作注。唐代颜师古汇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解，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颇便参考。今人杨树达《汉书窥管》，对王氏补注又作补正。

（十）《后汉书》

《后汉书》由南朝刘宋范晔编撰。《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有东汉刘珍、吴谢承及晋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袁宏等关于东汉历史的史书多部。范晔则博采众书，斟酌去取，写成《后汉书》，包括纪10卷和列传80卷。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的8志30卷与之合刊，成今本《后汉书》。《后汉书》袭《史记》、《汉书》的类传体例，又创写《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等。《后汉书》中的《舆服志》、《百官志》为前史所无。与《汉书》相比，《后汉书》又缺《艺文志》、《河渠志》、《食货志》等。后幸有《晋书·食货志》弥补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情况的记载，《隋书·经籍志》弥补书目遗存情况。《后汉书》的注，纪传是唐高宗之子李贤等人的注，志是刘昭的注。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两书资料颇为详备。《后汉书》成书晚于陈寿《三国志》，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十一）《三国志》

《三国志》由西晋陈寿编撰。陈寿原为蜀汉观阁令史，蜀亡入晋，累官至治书御史。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志》由此得名。《三国志》成书之前，已有官修的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鱼豢《魏略》等。《三国志》中《魏书》、《吴书》即取材于这些书。《蜀书》的材料由陈寿采集和编次。全书共65卷，《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记事上起魏文帝黄初元年（220），下迄西晋灭吴之年（280）即武帝太康元年，包括魏、蜀、吴三国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属于纪传体的国别史，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陈寿仕晋，而晋承魏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魏书》称曹操等魏国君主为帝，叙入纪中。称蜀、吴君主为主，叙入传中，但与帝纪写法相同，按年叙事。魏、蜀、吴三书原各自为书，至北宋雕版时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比，《三国志》内容略显单薄，且无表、志。但因流传至今的有关三国的史书很少，故其价值甚高，如《魏书·东夷传》保存了有关日本的一些最古记载。陈寿曲笔阿时，创立的“回护”笔法，为后世史家所讥弹。陈寿之后，有关三国的史料大量出现。南朝宋文帝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与范晔同时代，其注与重在训释文义的《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不同，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辨为宗旨，在史实方面予以增补和考订，开作注之新例。所引著述甚多，且引文完整，史料价值不低于正文。由于所引原书大都散佚，从而使裴注显得更加珍贵。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等注本也颇有参考价值。另，清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清陶元珍《补三国食货志》、清钱大昭及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清万斯同《三国年表》、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等也颇便参考。

（十二）《晋书》

《晋书》由唐房玄龄等奉敕撰写。唐以前，已有十八部关于两晋的史书，房玄龄等以此为基础，仅三年就写完全书。我国古代正式设置史馆，以修国史，实始于唐。唐朝史馆修纂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纪传体史书，《晋书》是第一部。由于参加编修者多为一时名流，再加上资料比较齐备，因而《晋书》成书很快。全书共130卷，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为止共156年的历史，包括西晋和东晋。《晋书》各志均从汉末讲起，其中李淳风的《天文志》、《律历志》备受推崇。与前四史不同，《晋书》新创载记，记载既不是“正统”君主，又不是“正统”臣属的“僭伪”人物。十六国中因前凉张轨是晋旧臣、西凉李暠是唐朝皇帝始祖则被载入列传，其余各国君主均入载记。类传十三种，其中忠义和孝友是新增。列传中多载有用之文，如《刘毅传》中反映九品中正制弊端之《论九品八损疏》、《江统传》中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之《徙戎论》、《裴秀传》中反映制图六法之《禹贡地域图》、《卫恒传》中反映书法源流之《书势》等。《晋书》无表，清万斯同补《晋书》十六表。另，清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及近人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等书广采众说，颇有参考价值。

（十三）《南史》和《北史》

《南史》和《北史》为唐初李延寿私人撰述，成书后获得与官修正史同等地位。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曾撰写编年体的南北朝史，惜书未成而卒。李延寿继承父志，取材南北朝八书，改编年为纪传，用十六年时间写成《南史》和《北史》，合称《南北史》。《南史》全书80卷，包括纪10卷，列传70卷，记宋、齐、梁、陈170年历史。《北史》全书100卷，包括纪12卷，列传88卷，记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共233年历史。《南北史》平等对待南北朝，不仅是唐初大一统局面的反映，更是南北民族平等观念的表现。《南史》取材于宋、齐、梁、陈四书，其中对《宋书》删减最多。《北史》取材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删减最多的是《魏书》。李延寿删削虽有不当之处，但确也纠正了八书荒芜臃肿之弊。同时，李延寿也补充了一些八书所无的资料。《南北史》删繁补漏，事增文省，为后世所赞。列传多用家传形式，一姓一族，子孙后代一律附于父祖传下，集为一篇。如此编排便于了解世家大族之兴衰，但失于人物所处朝代不明。《南北史》仅有纪、传，而无志、表，清周嘉猷有《南北史表》、徐文范有《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清汪士铎有《南北史补志》，明末清初李清有《南北史合注》。

（十四）《宋书》

《宋书》的作者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南齐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受齐武帝萧颐之命，根据何承天、徐爰原有之宋史著作，补充修订，于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是纪传体正史中成书较快的一种。《宋书》全书100卷，包括纪10卷、传60卷、志30卷，记载了刘宋王朝七十多年的历史。《宋书》有“类传”八种，其中记载忠孝仁义之士的《孝义传》、记载出身寒微而荣登显位者的《恩幸传》、记载刘劭刘浚兄弟弑杀君父事迹之《二凶传》为新立。又有专门记载少数民族及外族历史的《索虏》等传。首创家传形式和带叙法。带叙法即其人不必单独立传，仅将其事附叙于与其有关的某人传内。志是成书后续补的，在详记刘宋一代典章制度外，还追述东、西晋和三国之制度。其中《律历》、《天文》二志取材于何承天的撰述，尤为精确详明。《乐志》记载了古代各种乐器、乐歌歌词。新创《符瑞志》，保留了不少自然现象和灾害方面的资料。《宋书》传至北宋，已有散佚，后人取李延寿《南史》等书加以补充，仍保持原书卷数。全书虽以志见长，但缺食货、刑法、艺文三志，故清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志、艺文志》。《宋书》无表，清万斯同为其补《宋诸王世表》、《宋方镇年表》、《宋将相大臣年表》。

（十五）《南齐书》

《南齐书》原名《齐书》，南朝萧子显撰写。萧子显是南齐的皇族，入梁后为吏部尚书、吴郡太守，自己奏请编撰《齐书》。他依据南齐檀超、江淹等编写的《国史》，沈约编写的《齐纪》和吴均著的《齐春秋》等书，编成《齐书》。为了与李百药编著的《北齐书》相区别，改名《南齐书》。《南齐书》原书60卷，今存59卷，有本纪8卷，列传40卷，志11卷，亡《自序》1卷。全书记载了南齐24年的历史。《南齐书》文字简洁，远学班固类叙法，近学沈约带叙法，立传不多而人物备载。列传中类传有七，多学《宋书》，只是名称稍有改动。另新创《文学传》，其中包括科学家祖冲之传。《南齐书》重视少数民族和外族史事，改《宋书》中的《索虏传》为《魏虏传》，详记北魏史实。但萧子显为其祖父萧道成作本纪，竭尽颂扬与回护之能事及将其父萧嶷从齐高帝诸子中提出独立一传并备极赞美的做法颇为后人非议。《南齐书》“志”中缺“刑法”、“艺文”、“食货”三志，《天文志》仅记灾祥，《祥瑞志》多载图谶。而《州郡志》虽不著户口，但所述建制对了解侨郡移动等问题颇为有用。《百官志》简要而有条理，对一些重要官职详记其设置变迁情况。《南齐书》无表，清人万斯同补《齐诸王世表》、《齐将相大臣年表》、《齐方镇年表》。清陈述有《补南齐书艺文志》。

（十六）《梁书》和《陈书》

《梁书》和《陈书》均为唐姚思廉所撰。姚思廉父亲姚察历仕梁、陈、隋。陈朝初年，姚察参与梁史的编纂，入隋后，受命编纂梁、陈二史，未竟而卒。姚思廉依据父亲遗稿，兼采他书而成《梁书》和《陈书》。两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后有监修官魏征的论赞。《梁书》记载了梁朝56年的历史，共56卷，包括本纪6卷，列传50卷。6卷本纪中，《武帝本纪》占3卷。梁武帝孙子萧

投降北魏，在江陵建后梁政权，传袭三世，《梁书》漏而未载。列传中新创颂扬宦成身退之人的《止足传》。《儒林传》记载了唯物主义者范缜的事迹。另外，史学家沈约、文学批评家钟嵘和刘勰、科学家陶弘景等均有专传。《陈书》记载了陈朝33年的历史，共36卷，包括本纪6卷，列传30卷。各卷中有关封爵、册立、谱系罗列较多，略显冗繁。姚氏父子擅长文学，然能力戒当时追求辞藻浮华之风，求司马迁、班固笔法而文笔简洁，实属难得，尤其是《梁书》，颇得后人称赞。此二书对统治者亦多有回护和失于考订的地方。《梁书》、《陈书》无表，清万斯同补《梁诸王世表》、《梁将相大臣年表》、《陈诸王世表》、《陈将相大臣年表》、《陈方镇年表》。两书无志，可参阅《隋书·十志》。另，重要参考书有清陈澧《毛本梁书校议》、清李慈铭梁史札记》、罗振玉《梁书斠议》和《陈书斠议》等。

（十七）《魏书》

《魏书》由北齐魏收撰写，是“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魏收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奉诏撰魏史，四年而成。全书记载了北魏王朝180多年的历史，共11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篇幅过长，有些篇章又分子卷，实共130卷。与前史不同，《魏书》在本纪之前别立一篇《序纪》，追溯拓跋珪的先世，对后世有所影响。为了给北齐定正统地位，《魏书》将东魏孝静帝列为“本纪”，而缺写西魏皇帝本纪，故今之《魏书》实为北魏、东魏之史。魏收将刘聪、石勒和宋、齐、梁、陈都列入外国传，并视东晋为僭晋，为了与《宋书》对阵而称宋、齐、梁为“岛夷”，这种做法为后世所指责。《魏书》的传多采用附见法，繁琐芜杂，一人立传，子孙备附，有时多达数十人，几成家族谱系。因魏收以个人好恶决定人物取舍与褒贬，故《魏书》在当时即有“秽史”之称，后来曾有三次修改。《魏书》的“志”内容丰富，《食货志》备记均田租赋制度变化。改《后汉书》的《职官志》为《官氏志》，先记官，后述氏，叙述门阀势力及民族融合情况。新创《释老志》，记载当时佛教、道教之盛衰。《魏书》无表，清万斯同补《魏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外戚诸王世表》、《魏将相大臣年表》、《西魏将相大臣年表》、《东魏将相大臣年表》等六表。清谢启昆《西魏书》、陈毅《魏书官氏志疏证》、温日鉴《魏书地形志集释》、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等亦便阅读。

（十八）《北齐书》

《北齐书》原名《齐书》，唐李百药撰。李百药之父李德林在齐、隋两代曾修过北齐史。唐贞观三年，李百药奉诏专修北齐史，在其父《齐书》旧稿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及其他书籍，历时八年而成。《北齐书》共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载东魏特别是北齐共44年的历史。本纪8卷中，前3卷追记北齐政权的奠基者神武帝高欢、文襄帝高澄事迹，对了解北魏晚期历史颇有价值。北宋初，《北齐书》仅残余17卷，后人乃取李延寿《北史》等书补配。由于出于众手，故今本《北齐书》多有体例不纯、前后矛盾之处。《北齐书》无表，清万斯同补《北齐诸王世表》、《北齐异姓诸王世表》、《北齐将相大臣年表》。《北齐书》无志，可参阅《隋书·十志》。另清李宝淦《北齐书平议》、罗振玉《北齐书斠议》等颇有参考价值。

（十九）《周书》

《周书》由唐令狐德棻奉敕撰写。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建议编写梁、陈、北齐、周、隋五朝史书，意见被采纳。贞观三年（629）至贞观十年（636），周书和其他四史同时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书原为一本书，称为《五代史》。唐高宗显庆四年，李延寿《南北史》修成，五书便分为单行本，其中十志不能分，就放在《隋书》里面。《周书》主要取材于西魏柳虬所撰史书和隋牛弘的《周史》，全书50卷，其中包括本纪8卷、列传42卷，记载了西魏和北周两朝46年的历史，还兼述与其并存的其他政权的情况，颇便了解当时全国总的形势。《周书》的“传”内容丰富，其中《异域传》记载高丽、百济、新罗及突厥、吐谷浑和西域小国的制度、风俗、物产及朝聘往来等。并为在江陵称帝的萧

单立一传，并将其子孙和在梁、陈、隋史中无传的一些部将附于传末，保存了有关后梁的一些重要史料。《王褒传》载其《寄周弘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等正确反映了传主之文才，与《宋书》、《魏书》广泛辑录芜词颇不相同。《周书》至宋初已经残缺，后经取《北史》及他书补配而成今本。《周书》无表，清万斯同补《周诸王表》、《周公卿年表》，清吴廷燮补《周方镇年表》，清陈恕补《补北周公卿表》。《周书》无志，可参阅《隋书·十志》。另外，参考书有清李宝淦《周书平议》、罗振玉《周书斠议》等。

（二十）《隋书》

《隋书》由魏徵等撰写。全书共85卷，其中包括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记载了隋朝38年的历史。《隋书》分为两阶段完成。纪传部分由魏徵监修，与《五代史》中其他四部同时完成于唐太宗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隋志》30卷原称《五代史志》，完成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至唐高宗显庆元年，由长孙无忌署名进呈。《五代史志》修成之时，《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均已经单行，故后人将其附于《隋书》。《隋书》“类传”多沿袭前史，其中“东夷”、“南蛮”、“西域”、“北狄”记载了外族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李密传》记载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情况。十志价值极高，分段叙述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典章制度及相互沿袭情况。其中，《食货》对均田制及租庸调和钱币、《刑法》对各朝法律制度、《百官》对各朝官职、《地理》对隋及南北朝行政建制沿革均有详细记载。《经籍》记载了汉至隋六百年来的书籍存亡情况，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第一次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存书和佚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律历》、《天文》二志出自李淳风之手，总结了圆周率等南北朝以来有关数学、天文、历法的许多成果。《音乐志》记载南北朝各地区及国内外乐舞交流及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隋书》无表，清万斯同补有《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另，清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颇有参考价值。

（二十一）《旧唐书》

《旧唐书》原名《唐书》，《新唐书》问世后，改称《旧唐书》。修书开始于后晋天福六年（941），止于开运二年（945），历时四年仓促成书。成书时由刘昫监修，故署名刘昫等撰。《旧唐书》全书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记载了唐朝290年的历史。史料来源主要是唐代官修的编年体性质的实录和纪传体性质的国史。由于实录和国史都是唐前期详备，后期缺略较多，因而《旧唐书》前半部取舍得当，记载翔实，穆宗长庆以后因无所本，故多所缺漏。《历志》、《经籍志》甚至仅仅叙述到唐玄宗时期。《旧唐书》的志目比较齐全，有关当时的典章制度，均有记载，其中《食货志》、《刑法志》价值很高。《旧唐书》的传目内容丰富，按照时间顺序记载1100多人的事迹。除一些重要的著名政治人物外，对韩愈、李白、杜甫等文学家，李淳风、僧一行、孙思邈等科学家，李密、窦建德、黄巢等农民起义领袖，姚思廉、刘知几、孔颖达等史学和经学家及佛学大师玄奘等均有专传。类传内容也要比前史丰富，尤其是民族传”中对突厥、吐蕃、回鹘等的记载非常详细和完整。同时，《旧唐书》在纪传中多载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魏徵传》中的《陈得失》、《李百药传》中的《封建论》、《贾耽传》中有关地理图志的奏表及《武宗纪》、《狄仁杰传》、《姚崇传》中毁佛寺的诏令及反佛教的文章等。《新唐书》问世后，《旧唐书》几乎被人们废弃。明嘉靖以后，才逐渐通行。与《新唐书》相比，《旧唐书》由于多抄写于《实录》和《国史》，因而史料价值高，原始性强。但同时也造成了前密后疏、曲笔回护之处很多的缺点。一人两传、一事多传的重复现象，则表明其草率成篇。《旧唐书》无表，清人万斯同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黄大华有《唐藩镇年表》。

（二十二）《新唐书》

北宋仁宗认为，刘昫等编写的《唐书》浅陋，命宋祁、欧阳修等重修唐书。宋祁耗时17年完成了列传。数年后，欧阳修主持修订了本纪、志、表等。全书共225卷，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记载了唐代290年的历史。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的增减改动很多。《旧唐书》帝纪部分约30万字，《新唐书》则不到10万字。《新唐书》志目共十三，新增《选举志》、《仪卫志》、《兵志》三目，并为后世所取法。而天文》、《历志》增加了李淳风的《甲子元历》和僧一行的《大衍历》等内容。改《经籍志》为《艺文志》，比《旧唐书》所记唐人文集多出500多家，并补充了玄宗开元以后的书目。《地理志》、《食货志》、《乐志》的内容比《旧唐书》更为系统和详细。魏晋以来，诸纪传体史书均不立表，《新唐书》则承《史记》、《汉书》的传统，编制《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其中《方镇表》特别有价值。《新唐书》删《旧唐书》61传，新增331传。“合传”多以类从，颇便于查阅。“类传中”增加《公主》、《蕃将》、《宰相》、《奸臣》、《卓行》、《藩镇》六种，尤其是《藩镇传》更能体现唐朝历史特点。总体而言，与《旧唐书》比，《新唐书》组织体例上较完整，力求做到“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旧”。虽然增加了很多史料，但也删去了不少有价值的诏令和奏疏，甚至将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传一并删去，使唐代佛教一无记载。重要的参考书有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宋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抄》等。

（二十三）《十六国春秋》

《十六国春秋》由北魏崔鸿撰。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崔鸿根据有关十六国的史料历时23年编成全书。全书共100卷，另有序例及年表各1卷。崔鸿死后，其子崔子元于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将此书献于“秘阁”，《十六国春秋》始得以流布。本书属于编年体的分国史，每国各为篇卷，叫做“录”、个人曰“传”。原书在北宋时已经散失。现行《十六国春秋》有三种本子：一为简本，共10卷，《隋书·经籍志》题为《纂录》，可能是时人根据崔鸿原书删节而成，司马光称其为《十六国春秋抄》。二为详本，共100卷，系明万历年间屠乔孙、项琳等从《晋书》、《北史》、《魏书》、《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有关十六国史事整编而成，仍托名崔鸿撰。三为清人汤球辑本《十六国春秋辑补》100卷。他以简本为底本，再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十六国春秋》与沈约《宋书》、魏收《魏书》不同，虽然所记为五胡十六国史事，但能对晋、魏及十六国给以平等的历史地位，这是崔鸿远见卓识之表现。

（二十四）《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由北魏杨炫之撰。“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指僧徒所住的园林佛寺。杨炫之或作羊炫之、阳炫之，博学多才，精通佛教经典，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奉朝请，终于秘书监。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杨炫之到洛阳，时值丧乱，洛阳城满目疮痍，极度破败，杨炫之有感于北魏崇信佛教，大兴寺院，损害百姓，遂采拾旧闻，追述故事，撰成本书。《洛阳伽蓝记》以北魏迁都洛阳后的40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沿革为主要线索，先叙城内，次叙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共5卷。以洛阳四十多所名寺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名胜古迹以及孝文帝迁洛阳后北魏台省坊市的分布。与佛寺有关的政治、经济、风俗、人物、地理以至传闻故事、外夷习尚无不备述。另，书中所记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位乃至与南朝及四夷的关系等，均可弥补“正史”之缺。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记》、慧生《行记》、《道荣传》等，为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今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张宗祥《洛阳伽蓝记》合校本等考证精详。

（二十五）《史通》

《史通》由唐刘知几撰写，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刘知几，字子玄，武则天及玄宗朝曾兼修国史，参与编写《高宗实录》、《中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等。另还自撰《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睿宗实录》、《刘子玄集》、《史通》等。除一些散篇外，流传至今仅有《史通》一书。《史通》全书20卷，分内、外篇。内篇原为39篇，今存36篇。外篇13篇，内外合计现存49篇。内篇多论史籍的源流、体例、编纂方法，外篇多论史官建制的沿革和史书的得失。刘知几对修史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把编年与纪传作为“正史”的二体，追本溯源、辨其利弊。修史方面提倡纪传体的断代史，主张增加都邑、氏族、方物、方言四志。史书的内容，应详近而略远，对史料必须“博采”与“善择”。史书语言应采用当时的言语，不应拟摹古文，更要反对浮词滥调。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三长。“史才”即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史学”即掌握的史料和渊博的知识，“史识”即史观和笔法，三长中“史识”尤为重要。优秀的史家应具备“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及奋笔直书的品格。另，刘知几视陈胜为强盗、黄巾赤眉为“寇贼”，反对项羽入本纪、陈胜入世家，反对灾异说却增列“旌怪异”条目，提倡直笔又赞同“隐讳”等均是其认识局限性的表现。

（二十六）《通典》

《通典》由唐杜佑撰写，是我国第一部专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杜佑字君卿，曾官职宰相，对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颇为熟悉。杜佑从代宗大历元年（766）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历时35年，在刘知几之子刘秩《政典》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完成《通典》的写作。《通典》共200卷，所记内容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纵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通典》九门以“食货”为首，“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为杜佑首创。《通典》所引唐以前各史书版本较早，对唐代典制均为耳闻目睹，因而材料可靠性更强。另，《通典》中礼、乐部分占据篇幅半数，致使全书臃肿。《兵典》中仅记兵法，阙载兵制沿革，为后代史家所责难。作为政书体的首创，《通典》的史学价值极大，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上三书合称“三通”）、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清朝续文献通考》（以上十书合称“十通”）和各种“会要”、“会典”等，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十七）《唐会要》

《唐会要》由北宋王溥撰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王溥曾历仕后汉、后周，北宋时，官至司空，监修国史。《唐会要》共100卷，专记唐代典章制度。唐德宗时，苏冕作《会要》40卷，记唐初至德宗九朝史迹。宣宗时，崔铉、杨绍复等人作《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宣宗大中六年七朝史迹。王溥以两书为基础，采择宣宗至唐末史迹，分类整理，撰成《新编唐会要》，简称《唐会要》。清以前，《唐会要》没有刊本，只有传抄本，传抄过程中脱误颇多。乾隆年间，曾收集整理以成今本，同时标明补入部分。《唐会要》共分514目，大致可分为帝系、礼、乐、学校、宗教、选举、职官、民政、封建、历数、灾异、刑法、食货、舆服、四裔等。大类之下再细分，极便检寻，不能细分者另立“杂录”附于各目之后。这种编排颇似类书，但实际上仅记载典章制度，不同一般“类书”并载风花雪月、虫鱼草木。故《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入“政书类”。《唐会要》对于唐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叙述翔实，可补两《唐书》和《通典》所无。大部分内容完成于中、晚唐，取材于唐代实录文案，属于时人所记，因而有“可取实录地位而代之”之称。

（二十八）《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由唐李吉甫撰写，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全国地理总志。李吉甫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但直至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才刻版传世。刻印时，其中的附图已经全部亡失，志传也有缺逸，因此时名《元和郡县志》。此书略同于正史中的地理志和郡县志，依据唐宪宗元和年间的郡县，以唐代十道分卷，又以当时47节度使镇分篇，起自京兆府、终于陇右道，合40卷。每镇篇首曾冠图，故本名《元和郡县图志》。分镇叙述以府、州为单位，节度使所在之州首先叙述，并注明所管州县数、户数、领乡数等。接着叙述府州沿革及境界，府州至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及八方府（州）、要地的交通线及里距。最后叙述各府州在唐开元、元和两朝的贡赋品种，所辖县的名称及各县的沿革、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矿藏物产、农田水利等。本书对后世舆地学的最大影响是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的体例，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等《元丰九域志》直接仿效此书体例编次，对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的修撰也有很大影响。本书参考书有清孙星衍校、张驹贤考证《元和郡县图志》，清严观辑《元和郡县图志补志》，清王灏辑《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近人缪荃孙辑《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等。

（二十九）《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梁唐晋汉周书》，北宋薛居正等撰，后为区别欧阳修《新五代史》，改称《旧五代史》。全书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皆为断代史，记事上起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至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全书共150卷，本纪61卷，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帝王大事。传77卷，有类传5种，即后妃、宗室、世袭、僭伪、外国等。志12卷10种，即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记载五代时期的典章制度。《旧五代史》据五代《实录》、范质《五代通录》编成，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但也有“书法回护”和“失检”等缺点。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北宋欧阳修撰。全书记事时限与《旧五代史》相同。在体例方面，《旧五代史》断代为书，《新五代史》则打破朝代界限，贯通为史，先列各朝本纪，再为各朝列传，其次为考、世家、年谱、附录。全书共74卷，本纪12卷，即梁本纪、唐本纪、晋本纪、汉本纪、周本纪。列传45卷，均为类传。考3卷，记载典章制度。世家10卷，分记十国之事，又有十国年谱1卷。四夷附录3卷，记载契丹等事。《新五代史》文字简练，其记事效法春秋笔法，不重史事叙述，以褒贬为主。《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互有短长，互相补充，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史的重要史籍。

（三十）《宋史》

《宋史》为元脱脱等撰。记事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讫赵昺祥兴二年（1279），记载宋代320年的历史。全书共496卷，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宋史》体例完备，纪、传、表、志俱全，且有创新。本纪记载宋朝诸帝事迹和宋朝大事。志共15种，即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法、艺文等，其中地理、职官、食货、兵、艺文等尤为重要，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表有《宰辅表》、《宗室世系表》两种。列传记载两千八百余人的事迹，其中类传有后妃、宗室、公主、循吏、道学、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卓行、列女、方技、外戚、宦者、佞幸、奸臣、叛臣、世家、周三臣、外国、蛮夷等22种，《道学传》为《宋史》所独创。《宋史》史料丰富，对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宋、辽、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宋史》编修时间较短，繁芜杂乱是其主要缺点。明清时期重修或改修宋史者有柯维骐《宋史新编》、钱士升《南宋书》、陆心源《宋史翼》等。

（三十一）《辽史》

《辽史》为元脱脱等撰。记事始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终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宋金联合灭辽，是记载自契丹族兴起至辽末耶律大石建立西辽之间历史的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共116卷，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附《国语解》1卷。本纪包括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本纪，记载辽代诸帝事迹和辽国大事，保存辽代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志10种，即营卫、兵卫、地理、历象、百官、礼、乐、仪卫、食货、刑法等，记载辽代典章制度，其中《营卫志》为《辽史》新创。表8卷，即世表、皇子、公主、皇族、外戚、游幸、部族、属国等，其中《游幸》、《部族》、《属国》为《辽史》新创。列传45卷，其中类传12种，即后妃、宗室、文学、能吏、卓行、列女、方技、伶官、宦官、奸臣、逆臣、二国外记等。附录《国语解》1卷，是对契丹语官名、地名、部族名、姓氏称谓等的注解。《辽史》史料丰富，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记载辽史的史籍。由于修撰时间短，在史料搜集、考订等方面有“潦草成编，实多疏略”之不足。后世辑补、校注《辽史》的有厉鹗《辽史拾遗》等。

（三十二）《金史》

《金史》为元脱脱等撰。记事始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阿骨打称帝，终于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金亡，为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共135卷，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本纪首卷为世纪，记太祖以前世系及其事迹和女真早期的历史，末卷为世纪补，记载景宣帝、睿宗、显宗事迹，其他分别为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本纪，记载金代诸帝事迹和金国大事。志包括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等，是研究金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表即宗室与交聘，其中《交聘表》为《金史》新创，记载金与宋、西夏、高丽等的交聘往来。列传有类传16种，即后妃、王子、世戚、忠义、文艺、孝友、隐逸、循吏、酷吏、佞幸、列女、宦者、方技、逆臣、叛臣、外国等。附录《金国语解》一篇，解释女真方言。后人评价《金史》是元朝所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史中最好的一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是研究金代历史最主要、最基本的史籍。后世考辨、订正《金史》的有施国祁《金史详检》等。

（三十三）《通志》

《通志》为南宋郑樵所作，是自《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200卷，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宗室传8卷，列传9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通志》在体例上，纪、传、表、志俱全，帝纪与后妃、世家、宗室、列传、载记，记上古至隋的人物事迹。“年谱”即年表”，记事起于三皇，讫唐高祖武德元年。《通志》把“志”改称“略”，其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即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缕述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等的演变，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为《通志》新创。《通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资料丰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在时间上贯通古今，体现出郑樵主张的“会通”思想。《通志》与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续编有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

（三十四）《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为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通史，论述了上起上古、下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典章制度沿革的历史。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此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但内容与材料比《通典》更丰富，尤详于宋代典章制度，门类也较杜佑《通典》详细，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为《文献通考》新创。《通典》以《食货》为首，郑樵《通志》将之移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首列《田赋考》，体现出其对经济的重视和卓越见识。全书有“文”，有“献”，有“考”，“文”是叙事，保存史料，做到信而有证；“献”是论事，汇集百家思想，采录前人评论；“考”即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议论。《文献通考》材料丰富，分类详细，是继《通典》、《通志》之后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文献通考》问世后，续作者有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及《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

（三十五）《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撰，原名《通志》，宋神宗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定名为《资治通鉴》。全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文化、人物事迹等。全书共294卷，按朝代分为16纪，即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资治通鉴》沿用《春秋》编年史体裁，贯通古今，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材广泛，记事注重资料的考异求真。司马光将有关历史记载的各种不同说法与自己取舍理由逐条记载下来，作成《通鉴考异》30卷，又作《通鉴目录》30卷，以便检阅。《资治通鉴》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编修方法，先按时间顺序排比资料编成“丛目”，然后初步整理为“长编”，最后考订删定，写成定稿。全书于叙事后有附论，为历代史家对历史的评论，其中“臣光曰”是司马光对历史的评论。《资治通鉴》注本以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为最佳。《资治通鉴》之后，仿其体例而续编者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

（三十六）《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作者为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从《资治通鉴》所载1362年的史事中选编239件大事，每事独立成篇，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各按时间顺序详其始末，共42卷。《通鉴纪事本末》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在于其史料价值和历史见解，而是其在编年体、纪传体、政书体外创立了一种新型的纪事本末体，这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重要贡献。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记事前后割裂；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叙事支离、重复。袁枢针对编年与纪传史书体裁的缺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史实，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各事述其起讫，前后连贯，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使事件的原委清晰可见，达到“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效，以补编年体与纪传体之不足。纪事本末体的缺点在于不能表明同一时期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且不能对全部历史作系统记述，在保存史料方面有其局限性。《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续作者有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魏源《圣武记》等。

（三十七）《元史》

《元史》，明宋濂等编修，为纪传体断代史，共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记事上起元太祖铁木真称汗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165年的历史。《元史》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元十三朝实录和《元经世大典》，由于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失传，部分内容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本纪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以《世祖本纪》、《顺帝本纪》最为详尽，史料价值较高。《元史》的志内容丰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元朝的典章制度，其中以《天文》、《历》、《地理》、《河渠》最为珍贵。《元史》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不少方言土语。《元史》问世后，学者们批评其编纂工作过于草率，基本上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正因其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史》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是研究元代历史的珍贵文献。

（三十八）《新元史》

《新元史》为清末民初柯劭忞撰写。全书257卷，包括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柯劭忞修《新元史》时，利用《元朝秘史》和《元史译文证补》等新材料。《新元史》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蒙古史事和北元时期的一部分历史，记述截止时间延长到昭宗宣光八年（1378）。《新元史》中增补了许多列传，如宋元之交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夏贵，《宋史》、《元史》无传，《新元史》增补《夏贵传》。对元朝初年不肯降元的一些英雄志士，尤其是元末农民起义中的领袖人物，《新元史》都为他们列传，详述其事迹。《新元史》的内容比《元史》充实。《新元史》涉及成吉思汗至蒙哥时期蒙古经营西域的内容、四大汗国盛衰兴亡的情况等，也较《元史》详细。另，《新元史》对《元史》一人两传、列传编排不合理等进行了纠正。《新元史》无《艺文志》，且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有不便之处。《释老传》没有补回教传和耶教传，马可·波罗等人在元朝的活动，也没有写入。

（三十九）《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原名《脱卜赤颜》，旧译作《元朝秘史》，元佚名撰，共12卷。《蒙古秘史》为13世纪蒙古国官修编年体史书，原文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以叙事诗形式写的，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用蒙古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现存的文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学习蒙古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该书内容广泛，涉及蒙古古代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从时间上讲，从蒙古民族图腾、成吉思汗的二十二代远祖，一直写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全书内容共分12章282节，大致从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动历史，书中突出描述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在战乱中壮大自己势力，建立蒙古汗国，南征金、夏，收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三是窝阔台汗的活动历史。此外，该书还从不同角度记载了12、13世纪蒙古人的生活、社会组织、军事活动、社会心理、道德观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变迁的过程，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典籍。

（四十）《蒙古源流》

《蒙古源流》是蒙古文史学名著《诸汗源流宝史纲》清代汉译本的简略书名。该书是一部编年史，被誉为蒙古古代三大名著之一。作者萨冈彻辰，出身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该书完成于662年，篇幅宏大，参考文献丰富，内容分为七大部分：一、宇宙生成与人类起源；二、印度王统史；三、西藏王统史；四、蒙古汗统史；五、满洲皇统史（努尔哈赤至康熙帝即位）；六、跋文；七、格言诗。另外，书中插有汉朝至金朝末年的汉地皇统简史和明朝的皇统简史。第四部分蒙古汗统史是全书的中心内容，而元惠宗退回蒙古草原以后至清初的历史（即明代蒙古史）是全书的重点，内容丰富，叙述详细，最具史学价值。这一部分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记载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达延汗诸子名号及其属部之名；描述了鄂尔多斯万户的历史；记录了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反映了明代蒙古社会组织、部落变迁、经济状况、阶级状况、阶级关系、思想意识、封建主之间的关系等。

（四十一）《史集》

《史集》是中世纪著名的世界通史著作，又名《集史》，波斯文。此书由波斯伊儿汗国宰相拉希德丁（Rashid al-Din，247—1317，又译“拉施特”）主持编纂，成书于1300年至1310年间。内容主要包括世界各民族史，尤其是蒙古帝国史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的历史。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为蒙古史，共三卷，第一卷为突厥蒙古部族志、成吉思汗先祖纪及成吉思汗传记；第二卷为波斯伊儿汗以外的成吉思汗后裔史；第三卷为波斯伊儿汗国史。第二部为世界史，记述了从波斯古代诸帝王到萨珊王朝的兴衰史，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传记，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以及穆斯塔法诸哈里发时期的历史，包括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花剌子模王朝、撒勒噶尔王朝以及伊斯玛仪教派史和印度等民族史。第三部为世界各地区的地理志，已佚。该书是目前古文献中对蒙古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书中所述14世纪以前蒙古族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书中对蒙古史的许多记载，多是《蒙古秘史》中所述不详或没有记载的，史料价值极高。

（四十二）《多桑蒙古史》

《多桑蒙古史》为瑞典人多桑（1780—1855）著，是一部用法文撰写的历史文献，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了详细的叙述。全书分四册，1852年出齐。全书分七卷，前三卷记述自成吉思汗至元末时的事迹。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述是从蒙古人的传说开始，包括成吉思汗祖先、成吉思汗少年时代至其故去的事迹。后三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并言及钦察、察合台两汗国的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记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其中以取材于《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为最多，偶亦取材于《元史》。该书卷帙颇巨，内容丰富，是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文献。

（四十三）《长春真人西游记》

《长春真人西游记》为元代丘处机弟子李志常记述，共2卷。丘处机号长春子，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赴西域朝觐成吉思汗，本书即这次西游的见闻录。本书除兼记丘处机生平外，以日记的形式比较具体记述了13世纪初期蒙古和畏兀儿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人情风俗，描绘了漠南、漠北、西域、中亚一带的山川地理，对成吉思汗西征及当时蒙古的社会政治情况也有记述。《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蒙古早期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13世纪漠北、西域史地及全真道历史的重要资料。

（四十四）《蒙兀儿史记》

《蒙兀儿史记》为清末民初屠寄撰。屠寄（1856—1921），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作者在主持编绘《黑龙江舆地图》之暇，深感《元史》之不足，博采中西史料，费二十多年之精力编撰此书，全书未完成而病卒。该书于1934年刊行，共28册。本书采用正史纪传体例，有本纪18卷，列传129卷，表20卷，志1卷，共160卷。但全书未及修完，实存146卷，内14卷有目无文。本书内容起讫不囿于元代，从蒙古族祖先兴起到北元政权衰亡及漠北三大汗国的世系均有记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突破了元史研究的传统格局，是一部以蒙古族的活动历程为纲的史书。全书补充了《元史》以外的许多史实，并对《元史》纪传中散见的史实进行收搜、考证、充实，自撰自注，纠正了《元史》中不少错误。特别是有关蒙古族的起源、兴起，各部情况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的宗室世系、舆地等方面对前史的补正尤多。由于作者对东北、蒙古地区有过实地考察，故对蒙古族发源地、西北、东道诸王分地的地理和中西交通“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纪传中。大足补洪（钧）、魏（源）二家之阙误”。各卷末均有史论，其中不乏精辟新颖之见。该书在中外文史料的引用和考证上，在魏源《元史新编》和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基础上大为进步，相比于同代改编元史的著作，有其独到之处。

（四十五）《世界征服者史》

《世界征服者史》是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的历史著作，撰者为13世纪伊儿汗国史学家志费尼（1226—1283）。该书是研究13世纪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是第一卷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史，第二卷二十六至三十一章波斯地区蒙古长官史，以及第三卷前七章拖雷、蒙哥、旭烈兀史。这些部分都是作者根据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此外，第一卷的畏兀儿史，第二卷的花剌子模王朝史，第一、二卷中有关哈剌契丹（西辽）史的记述，对研究畏兀儿史、中亚史、西辽史也有重要价值。留存至今的波斯文抄本散见于法、英、伊朗、苏联等国，其中最古老、最好的抄本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290年抄本。卡兹维尼（M.M.Qazwn）从1906年起利用巴黎图书馆所藏七种波斯文抄本进行校勘，以1290年抄本为底本，从1912年到1916年出版了集校本第一、第二卷。后来他又增加另外七种波斯文抄本，共用十四种抄本校勘第三卷，于1937年出版。1938至1958年，英国学者波伊勒根据卡兹维尼集校本将该书译成英文。

（四十六）《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1275年到达元上都，因受忽必烈赏识，留居元17年，1291年随伊利汗国使臣由海道辗转回国，《马可·波罗行纪》是他的口述记录。全书共4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等事。第四卷记载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等事。全书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内容包括各地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全书所述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及各地情况等，详细生动，对研究元史和亚洲史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史料。

（四十七）《明史》

《明史》为清张廷玉等撰，纪传体断代史，为二十四史最后一部，也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前后历时94年，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二百多年的历史。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5卷，列传220卷，表13卷。《本纪》部分记载了十六代帝王的史事，其中英宗曾两度在位，中间隔了景帝，故分前纪、后纪两部分。太祖和成组纪各分三卷，内容较多。南明四王没有本纪，也没有单独立传。《明史》的志有十五种，诸志名目多沿袭《宋史》，唯有《历志》附图，为前史诸志所无。《艺文志》只记明代书目，前世著述一概不录。《食货志》详述户口、田制、赋役、漕运、俸饷、会计等内容，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明代各项经济制度。表有五种，包括诸王表、功臣表、外戚表、宰辅表、七卿表，其中前四种表沿袭旧例，只有最后一种表为新创。《明史》的传几乎全部是“合传”，而无一人一传的“专传”。列传中有类传”二十目，其中《阉党》、《流贼》、《土司》为《明史》首创。《明史》体例严谨，文字精练，内容充实，参加撰写者系当时名流，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但其缺点也多，有意隐蔽清建立前与明的关系及清入关后南明诸朝的史实，是其明显失漏之处。

（四十八）《明实录》

《明实录》又称《皇明实录》，为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全书共13部，2909卷。此书纂修，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明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万历中，申时行命诸学士校雠，始转相抄录，各种传抄本才得流传。其间也有卷帙有出入、内容有详略以及脱落、错简等舛误。今海内外各种传抄本约十余部，已有两种影印本问世。一是1941年梁鸿志所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共500册；另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在台湾地区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除正文外又附校勘记29册，以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宝训》等21册，全部计183册。

（四十九）《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为清谷应泰撰。谷应泰，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谷应泰参考张岱《石匮藏书》与谈迁《国榷》，又广稽博采，顺治十五年（1658）年末成书。因该书成于《明史稿》、《明史》之前，而且属私人著述，颇受当时人所重视。该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共80卷，每卷为一目。纪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迄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选录其中八十个历史事件与专题，按时间顺序编排，记述始末，首尾一贯，简明扼要，卷末附有作者的史论。该书详于政治，略于经济和典章制度，且选录的历史事件也不够全面，但因成书较早，又综合多种明代史料编纂而成，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书中极力回避明与满族的关系，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传闻，间有失实之处。

（五十）《明会典》

《明会典》又名《大明会典》，为明代专述本朝典章制度的会典体史书。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共180卷。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228卷。《明会典》主要根据明代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和百司之籍册编成，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明会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首卷为宗人府，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与各寺、府、监、司等为序，计吏部12卷，户部29卷，礼部75卷，兵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通政使司、六科、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僧禄司各1卷。以上为文职衙门，共226卷。武职衙门仅2卷，列叙五军都督府和各卫等。各官职之下多列有详细统计数字，如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该书辑录明代的法令和章程，对研究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与职掌、官吏任免、文书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行政管理和监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土地制度、赋税、户役、财政等经济政策，以及天文、历法、习俗、文教等提供了比较集中的材料，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五十一）《国榷》

《国榷》是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1594—1658）撰。鉴于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以《明实录》为本，寻访各种资料，广征博采，考证订补，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中间经历书稿被窃，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国榷》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317年间的历史。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史实，也有重要史料价值。《国榷》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

（五十二）《明经世文编》

《明经世文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编，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开始，十一月便编成，时间极为短促，共504卷，又有补遗4卷。编者从各地搜集文集千种以上，然后从四百二十余人的文集和奏议当中，选取了从洪武年间到崇祯年间与军国大事相关的代言、奏疏、尺牍、杂文。该书以人物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在同一人物的文集中，又以代言、奏疏、尺牍、杂文为序排列先后。其内容丰富，包括时政、礼仪、宗庙、职官、国史、兵饷、马政、边情、边墙、军务、海防、火器、贡市、灾荒、农事、水利、漕运、则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课、役法、科举、宗室、弹劾、谏诤等。大部分内容与经济有关，这些内容对于时政的批评多能切中要害，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的是因袭前人的陈说，有的则有一定的创见。该书保存了许多今已不传的史料，对研究明朝历史有很高的价值，所谓“囊括典实，晓畅事情”。《明经世文编》篇幅浩繁，有选文重复，断限不严，去取不当的缺点，尤其有关三案、东林党以及农民起义的内容，大多未收。该书编成后即刻版印行，清时被列为禁书，流传极少，且多缺卷缺页。

（五十三）《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全书原无卷数，分定为34册，其中第14卷已佚，清人黄丕烈将原稿分为60册，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分定为50册。清嘉庆时有刊本流行，嘉庆时的刊本在篇目与编次上有更改，分为120卷。卷1是舆地山川总论，是全国地理的总论，分为地脉、形胜、风土、百川考四篇，分别论述了全国山脉的分布，各地的形势、气候、水系资源。卷2至卷114是全国地理的分论，分述北直隶、江南、山东、山西等地的情况，内容丰富，尤以赋役、屯田等内容为详，关于倭寇以及闽粤间许多所谓“海盗”活动事迹、大西南及西北少数民族的记载也不少。卷115至117叙述了边疆的形胜和沿革，介绍了边备及河套、西域地区的交通和物产等情况。卷118至卷120记载了交趾、海外诸藩、海外入贡互市的资料，着重介绍了交趾、安南、日本一直到佛郎机等的情况。本书丰富的资料，精审的考证，为研究明代地理和社会经济提供了方便。

（五十四）《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读史方舆纪要》是顾氏历时30多年时间撰成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经世致用的思想贯彻其中。全书共分30卷，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9卷，按照历史顺序叙述自唐虞三代至明各朝的州域形势及历代政区沿革。从第二部分114卷，篇幅最大，是全书的主要部分，以明代的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分别叙述所属府州县的情况。每京、省的卷前有《序》一篇，从历史上论述该地区在地理上的重要性。每京、省的第一卷，叙述该京、省的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属府、州县名，及境内名山大川、险要等。从第二卷起，逐一介绍各府、州的情况。每府州的介绍，亦仿此例，先叙述其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属县名，然后再逐一介绍各县的情况。第三部分6卷，采录了历代地理书对山川、江河、漕河海运的记载。第四部1卷，为分野，采用了历代志书中关于各地星宿分野的说法。本书特别注意政治、军事地理的研究，讨论了明朝国防、都城北京的保卫、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四川的地位等。此外，对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城市兴衰、交通变迁、水利兴修等有所叙述，为研究自然、经济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十五）《清实录》

《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共4484卷，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编。此书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记，用编年体体例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朝章国故与历史事实。清实录》除全局总目、序、凡例、目录、进实录表、修纂官等1卷外，其中《满洲实录》8卷、《太祖实录》10卷、《太宗实录》65卷、《世祖实录》144卷、《圣祖实录》300卷、《世宗实录》159卷、《高宗实录》1500卷、《仁宗实录》374卷、《宣宗实录》476卷、《文宗实录》356卷、《穆宗实录》174卷、《德宗实录》597卷、《宣统政纪》70卷。各朝实录，篇幅不等，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方面的内容，有重要史料价值。

（五十六）《东华录》

《东华录》是清代蒋良骥、王先谦撰写的清代历朝实录的缩编。因为清代国史馆设在北京东华门内，故两位史臣都把自己辑录的书叫《东华录》。蒋氏《东华录》32卷，纂辑自太祖天命年间至世宗雍正十三年，包括五帝六朝的重要史料。王先谦仿照蒋氏《东华录》体例，于光绪年间，纂辑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成书230卷。后又因蒋氏《东华录》太简，王先谦又增补蒋氏之书，扩充至195卷，与前书合称《九朝东华录》。以后，潘颐福辑成《咸丰朝东华录》，王氏又加以补充成100卷。另外，王氏自辑成《同治朝东华录》100卷。再合以前所辑总称《十一朝东华录》。由于蒋氏《东华录》纂辑在乾隆朝重修清初三朝实录之前，王氏《东华录》纂辑在光绪朝修改历朝实录之前，故所载的史料价值超过修改后的《清实录》。继《十一朝东华录》之后，宣统元年（1909）朱寿朋又纂修《光绪朝东华录》220卷。

（五十七）《清历朝起居注》

《清历朝起居注》为编年体史书。起居注这种史书体裁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早在清入关以前，清太宗皇太极就曾命令库尔缠等记注政事。清入关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也有委派史官为其作记注之举。这些都是有清一代立馆设官修起居注制度建立的先声。康熙九年，清廷正式在太和门西廊建立起居注馆。清制，凡皇帝三大节受贺，举行大典，处理朝政，如临雍、大阅、耕藉、谒陵、经筵、巡幸、御门听政等活动，起居注官均须轮流在场侍值，并将耳闻目睹的情况记载下来。这样，起居注的内容无疑是十分丰富的。除皇帝内廷私生活以外的言行，在起居注册均有所反映。清廷对起居注的记注体例，有严格的规定。何事该记，何事不该记以及记注的顺序和繁简，均载在《会典》。目前所见的清代起居注册始于康熙十年（1671）九月，迄于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中间有缺佚，已不完整，共12000册。

（五十八）《清史稿》

《清史稿》由赵尔巽主编，记事起自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建国称汗，终于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共296年的历史。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529卷。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本纪记载清朝十二个帝王的史事。《太祖本纪》略叙清开国的肇祖、兴祖、景祖、显祖的事迹。志有16种，其中《交通》、《邦交》二志为新创。改《明史》的《历志》为《时宪志》，改《五行志》为《灾异志》。新创的《交通志》是有关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的记载，反映了清末社会的时代特点。《邦交志》记载清王朝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艺文志》仿《明史》体例，只记述清代著述。表有10种，编写较好。列传包括“类传”14种，其中畴人、藩部、属国为新创。《畴人传》记载梅文鼎、李善兰等历算家的事迹，为研究科技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清史稿》是研究清史的一部有价值的史书。

（五十九）《清会典》

清朝仿效明朝的做法，进行会典的编纂和修订工作，制定清会典。《清会典》是清代制定的行政法典，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会典。《康熙朝会典》162卷，《雍正朝会典》50卷，《乾隆朝会典》分为《清会典》100卷、《清会典则例》80卷。《嘉庆朝会典》分为《清会典》80卷；《清会典事例》20卷，目录8卷；《清会典图》132卷，目录2卷，总计1140卷。《光绪朝会典》分为《清会典》100卷，目录1卷；《清会典事例》1220卷，目录8卷；《清会典图》270卷，总计1599卷。清代五朝会典典章一般以官职为纲目写成，首尾相衔，比较完整，基本上按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内务府以及其他寺、院、府、监等机构分目。乾隆、嘉庆两朝增设乐部、中书科，并将图示列入会典。至光绪朝又在会典中增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会典》详细记述了清代从开国至光绪朝各级官职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飨，贡赋钱币诸大政，于六曹庶司之掌，无所不录”。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六十）《圣武记》

《圣武记》的作者是魏源，纪事本末体，共14卷，将清代大事总结为三十四个事件，按事立篇。前10卷，将爱新觉罗氏的崛起、统一东北、进攻明朝，从清人进关直到道光年间的内外战争共分六个专题记述。后4卷《武功余记》是作者的议论，着重讨论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等。该书取材广泛，有经书、正史、实录、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种私人著作，也有一些口述史料。《圣武记》在探索清朝盛衰时，涉及大量边疆民族问题的史实，魏源肯定康、雍、乾三朝巩固我国固有疆域的功绩，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国家统一的论调；重视记载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史实，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境事件的不法官吏等。《圣武记》不但记载清代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同时也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详细记载乾隆与重归祖国的土尔扈特等历史。《圣武记》是研究清代历史的一部必读之作。

（六十一）《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之一，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所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全书32卷，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每条有一个标题，不分大的门类，条目的编次先后，以类相从，根据内容编订。条目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五千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九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8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15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注重《日知录》的经世意义，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作者旁征博引，考竟源流，倡导新的治学方法。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

（六十二）《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主要内容与主张包括：第一，主张“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六经》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第二，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所谓“纲纪天人”，即史学不但要记人事，还要记天文，要阐明自然变化与人事的关系；所谓“推明大道”，就是要阐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所谓“通古今之变”，即详明历史事件的起讫原委及中国历史古往今来的变化过程。章学诚主张修通史，因为通史这种体裁最便于通古今之变，从阐述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其规律。第三，改变旧的史学体例。章学诚认为史学编纂要总结古代和当代史学编纂的经验教训，确定一项文、质适中的原则，既要注意文词，又要坚持质朴。第四，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章学诚所说“史德”，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第五，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六十三）《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作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共100卷，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考订、评论了历代“正史”19种，内容极为广泛。其中考订、评论《史记》6卷，《汉书》22卷，《后汉书》10卷，《三国志》4卷，《晋书》10卷，《南史》及《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共12卷，《北史》及《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共4卷，新旧《唐书》24卷，新旧《五代史》6卷，别论史家义例崖略，为《缀言》2卷。因当时已有毛晋汲古阁所刻之十七史（无《旧唐书》、《旧五代史》），故王鸣盛仍用十七史之名而统言之。所谓“商榷”，实际上就是考订和评论。全书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校勘文字、考证典章制度；第二评论史书和史家，大体来说，评论比较公允，但个别也有偏激之处；第三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王鸣盛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经常能够提出一些不同于旧史的看法，引人深思。《十七史商榷》是一部以校勘考订为主，同时又兼历史评论的史学名著。

（六十四）《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考异》作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是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体例写成的，共100卷，包括《史记》5卷，《汉书》4卷，《后汉书》3卷，《续汉书》2卷，《三国志》3卷，《晋书》5卷，《宋书》2卷，《南齐书》、《梁书》、《陈书》各1卷，《魏书》3卷，《北齐书》、《周书》各1卷，《隋书》2卷，《南史》、《北史》各3卷、《唐书》16卷，《旧唐书》4卷，《五代史》6卷，《宋史》16卷，《辽史》1卷，《金史》2卷，《元史》15卷。所考“廿二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另外又将司马彪《续汉书》志从《后汉书》中单列出来，因此总目实可见“廿三史”。《廿二史考异》是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的史学著作，对二十三部史籍及其注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文字校勘。除校勘文字外，还对史籍记载的内容有出入、错误之处，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审慎的考证，使许多有矛盾的地方得到疏通辨析。全书考证时，先列出原书中纪、志、表、传的篇名，然后分条列出要考的原文，紧接着再写出考证文字或按语。考证的方法有本校、他校、对校，除校勘文字、考订史实之外，还兼做了一些笺释的工作。

（六十五）《廿二史札记》

《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为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作者赵翼（1727—1814）。该书内容以研究历代正史为主，其中涉及《旧唐书》及《旧五代史》，虽书言二十二史，但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全书共36卷，补遗1卷，札记578篇。计《史记》、《汉书》共3卷，《后汉书》2卷，《三国志》、《晋书》共3卷；《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及《南书》共4卷；《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及《北史》共3卷；《旧唐书》、《新唐书》共5卷，《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共2卷，《宋史》、《辽史》、《金史》共6卷，《元史》2卷，《明史》6卷。《廿二史札记》首先对清朝以前的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做了全面考订和评论。在考订每一部“正史”时，先叙述各史的作者、编写经过、成书的年代，然后再叙述各史体例的得失、编纂方法的优劣、史料的来源及真伪、史料价值的高低等。其次，该书还评论了史事和人物。史事的评论主要是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而发，反映了该时期的某些历史特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有褒有贬，观点鲜明。

（六十六）《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为明末清初王夫之撰写。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末，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以著述终其身。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共30卷。全书根据《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自战国至五代的历史。其中评论先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每卷根据《资治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分为若干篇，每篇就这一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分析和评论，对于具体的历史事实则略而不载。另附《叙论》四篇，自述撰写此书的旨意及其主要观点。全书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史学思想：第一“经世致用”的思想，坚持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第二反对封建的“正统论”，宣传不主于一尊的民主思潮；第三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提出了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前进的发展过程，后来居上，上古时代并不是理想的社会，秦汉以后的情况实际上好于夏、商、周。王夫之还认为，郡县制的推行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建立，是由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作者：西北师范大 学 田澍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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