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荒中的人们

祖母19岁成婚，21岁生下我父亲，据说我的曾祖母异常疼爱我父亲，不知道我祖母的日子是否因此有所好转。幼小的父亲一应日常都由曾祖母照料，于我的祖母，则完全被剥夺了作为母亲的权利，而她下一年里生下的女儿，则被曾祖母直接送了人，想必，我祖母的绝望此时到达了顶点，此后，逃离之心便像浮标般在她心里起起落落。逃，又能逃去哪里呢？

南浔，一个毗邻江苏却隶属浙江的小镇，成了我祖母的避难地，她用大半生的时间在这镇上给人家帮佣。她是一个出色的保姆，天生爱干净，无论是自己的脸面、身上的衣着还是主人的家，都收拾得纤尘不染。她做得一手好菜，并且一直和主人家保持着亲人一般的关系。在祖母自己家庭里没有得到的温暖却在那些陌生的家里感受到了，她是真真切切喜爱保姆这个职业的，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乐此不疲。记得我读大学时，年逾六旬的祖母仍在南浔做保姆，是在一个中医世家，主人孙小姐十分有品味，五十多岁，温和地用英语和刚刚上大学的我交谈。我惶然不知所措，但心里很明白，祖母能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相比一般的乡下老太太，好的太多。我祖母说话一直偏带点杭州口音，村上人给她取的绰号叫“杭州人”，颇为鄙夷。我有时想，她不去别的镇上而偏偏钟爱南浔，会不会也是一种血亲般的地缘指引？

南浔

我的祖母生于战乱年代，又深受旧家庭的迫害，一生流离失所。她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怕是一般人的几倍之多，所幸她能干并且神经大条，因此也活出了自己的一点光彩，殊为难得，于我而言，时光远去，倍加怀念。

相比之下，我母亲的人生就比较平淡了。她是新中国的同龄人，经历也与她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相仿，不同的是，我母亲从小就聪明伶俐，乖巧听话，十二三岁就成了外祖父母的好帮手，我的外祖父异常宠爱她。我外祖母性格温顺软弱，我母亲很小就成了父亲商量家庭大事小事的对象。像所有那个年代的乡下女子一样，母亲过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起早贪黑，一刻不闲，才勉强保障了一家人的温饱。改革开放之后，农活和生活都轻松了许多，连带着邻里关系也日益和睦，生活改变了模样，她甚至在某一段时间还在村办绣花厂做过工人，但最大的改变是她退休之后，居然也像城里人一样拿上了养老金。母亲趁着身体还硬朗，常常像候鸟一样，城里乡下来来往往。用她的话说，老年人有的是时间，坐公交车又不花钱，这样的生活多么自在美好。

作者母亲退休后的生活照

我母亲一生唯一的遗憾是不识字，她只上过三天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讨论过很多次。以我母亲的智商，如果去上学一定是个好学生。母亲说，那时候女孩子倒是流行上学的，解放了嘛，男女平等，家里也不拦着，就是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上学是多么重要的事，更不知道未来的世界里，不识字会像傻子一样。旧的观念里，女孩子嘛，会做针线活，会烧饭带孩子就好，外祖父虽然疼她，却也没有这份远见，不识字是母亲心里永远的痛点。后来，两个孙子上学时，她很想跟着从拼音开始学起，到底年岁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要说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也冤枉，她的老人手机里存着五六个至亲的名字，电话响起来时，她能分辨出是谁打来的，还有，她识得十个阿拉伯数字，坐公交车从来不出错。

作者母亲外出游玩时留影

2018年6月的一个傍晚，在吴江图书馆三楼的大厅里，正举行一场新书发布会，偌大的房间挤挤挨挨地坐满了人，可谓高朋满座齐聚一堂。

作者新书发布会现场

《花下萧森集此堂》是我出版的第八本书。此前，我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散文集和专著若干。因为这些成果，我于2015年的7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真正跨入了作家的行列。

书籍《花下萧森集此堂》

很多时候，我会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脚印，看看自己的成长轨迹，总结实现梦想的各种原因。从一个乡下丫头到一个作家，我想，正是这美好的时代与不懈的自我努力，成就了今天的我。

作者近影

四十年前，我十岁，在震泽乡下的卫星小学读三年级。我的学校很简陋，只是一排红砖平房，没有围墙，没有操场，除了粉笔和黑板，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学校的门窗破旧不堪，一到冬天，寒风破窗而入，我们只有不停地跺脚，下课铃声响起，大家在墙根挤作一堆，靠着挤压彼此身体取暖。因为教室和老师的严重不足，我们上的是复式班，一年级上课时，同在一个教室的两年级学生就做作业，下半节课反过来。有限的几个老师都是全能选手，德智体美劳，样样来得。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勤工俭学，主要任务是利用课余时间摘桑椹和楝树果。课余，老师就带着高年级学生淘桑籽。

小学复式班

淘桑籽是一个辛苦的活，把大家交来的桑椹倒在一口大缸里，赤脚踩烂，再到河里漂去桑椹的肉质，芝麻一样白色的桑籽就出来了。淘尽的桑籽卖给生产队里育桑苗，楝树果卖给酒厂或者药材店，换得的钱可以补贴学校的经费，修补门窗玻璃，买粉笔，给掉色的黑板重新上漆。然而，卫星小学的条件不是最差的，大多数乡村小学都是如此状况。我读四年级的那个冬天，隔壁新华小学的校舍被风雪压跨了，四五年级的学生并到我们学校来上学。

桑椹

楝树果

1984年9月，我进入震泽中学读高中。震中是一所古老的名牌中学，一切学校设施应有尽有，把乡下来的我们惊了个目瞪口呆。生活区和学习区严格分开，宿舍楼前有水笼头和洗涮台，虽然都是简陋粗糙的，但那是一种规范生活的开始。在震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有跑道的操场、足球场、篮球场、单杠双杠。学校的西侧，居然还有一座体育馆，下雨时，体育课可以在那里上。还有，在震中，我与图书馆第一次相遇了。那时，它设在尊经阁的楼下，中午和放学后会对学生开放一个小时。也正是在那儿，我与那么多闻所未闻的文学作品首次相遇，眼花缭乱不知道从何读起。很多年后，我在已经改成礼堂的尊经阁里给一群初三的学生讲课，题目是中学生写作与阅读，我的开场白正是1984年与尊经阁的初遇，心情之激动可以想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震泽中学

1987年9月，18岁的我坐着绿皮火车去南京。这是我第一次上省城，不会坐公交，从火车站到汉口西路的南大，是走着去的。巍峨的南大校门，排列着笔直梧桐树的迎宾大道让我望而生畏，要过很久，才能适应这个大都市，以及大学生活。人生种种，草灰蛇线，伏脉千里，我与写作，也是如此。大学三年级，我几乎读完了学校图书馆所有的中文小说，也开始了写作，我记得第一篇稿子发在广州的《家庭》杂志，拿到62块钱的稿费，当时，那是了不起的一笔钱。从此，坚持不懈的写作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南京大学（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祖母、母亲和我，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下的三个女性，纵然我们有着共同的家族血脉基因，但我们走过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时代也赋予我们不同的成长印记，感谢时代给予我的馈赠，也感谢自己的努力。我想，我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作者和母亲的合影

责任编辑：王秋蕾、吴英

技术编辑：吴英

图片来源：李红梅、馆藏及网络

征

稿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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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