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成都简史-海口c网

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修建成都牛王庙。

这其实是给人建的。

现在的成都人应该很难理解，为什么牛瘟这样可怕，以至于要给牛封王盖庙。

没有牛，人何以成为人；从胃肠到皮囊，人之不存，城市又何在呢？

▌1944年，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镜头下的成都老照片。1944年6月18日，他曾受命来华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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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王

“小弟就是结拜大哥你的结拜兄弟孙悟空啊。”

在《大话西游》一众经典台词中，这句话并不突出，但偏却最能拨动心弦——试想，在这样啰批啰嗦、绕来绕去的言语之下，对面的牛魔王作为一位成功的社畜，又如何不能体察到如此明火执仗的谄媚？

他的巨大身躯将对方笼罩于阴影之中；两支牛角，似可戳穿一切。

从牛到牛王，终极密码在于——他吃的是草，但长的居然是疙疙瘩瘩的肌肉。

▌清末春耕时节“打春牛” 。By路得·那爱德(美)

现代城市中的人群、甚至城镇化中的近郊年轻人，都已远离粮食生产环节——而三四十年往前，这方面一直有着强烈的群体记忆。

▌耕牛莫高窟第117窟盛唐

在农耕时代，人人都是拜牛主义者——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最初，直接靠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是相当可怕的。

一位健康的中国成年农民在农忙时，一天大约需要消耗5000到6000千卡热量，相当于吃下3斤大米，外加蔬菜和少量植物油所产生的能量，这大概是一位农民胃部容量的极限。

与此相应，他能够犁田3亩( 必须用健壮的耕牛) ，或割稻1亩(必须用锋利的镰刀) ，或插秧0.7亩( 必须是犁耙合格的水田) 。

以上这个数据是张柠的，我认为比较可信。

在此基础上，很难相信钱穆等考证的北魏唐朝时期的均田制。钱先生说，唐代18岁到59岁的男子授予一百亩，其中五分之一是世业，称之为“桑田”。五分之四是“露田”，死了之后要还给政府。李世民团队只给男子颁土地，妇女……只有寡妇发30亩。

即便考虑到唐代的亩比现在小，亦很难相信忙得过来。如果我是领30亩的寡妇，请允许我搞土地开发；耕种是不可能的，有微信群也不行。

▌1912年的成都。其中在成都平原寻常使用的是人力车，而非牛车。

▌榆林窟第25窟，中唐

牛市大多数承担的是耕牛而非肉牛交易，而牛王庙承担着繁衍生息的重责。

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前期，成都有不少畜力车，牛王庙地处城乡结合部，这个方向（含人寿、简阳、金堂等地）的畜力车，不少选择在此歇脚。傍晚，牛车马车聚集，咀嚼着草料的牛马和骡子在外休息，人们则一家被称为“骡马店”的客栈休息。

成都人@笛子8vxrvb7uaz的回忆，当时不仅牛王庙街不热闹，与其相连的一洞桥街和紫东正街也不热闹，一洞桥街有成都茶厂，紫东正街有新上海食品厂，可是把这三条街都算上，也只有宏济路口子相对热闹一些。

▌90年代的成都，By 刘陈平

他估计，这与骡马店有一定的关系，要是没有这个骡马店，这一段大概同样冷清。

▌牛市口附近的国营大厂，一度在80年代还在发行这些“虚拟货币”，直接在厂内进行消费。

牛市口在在成都及西南城市，农村十月还曾有牛王节，打新米糍粑人牛皆吃，并在牛角尖各悬一块，专门引到水边去照见角上糍粑，让其领会主人厚意。

在皇帝的春耕大典中，耕牛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以下是明代顺天府的一次皇帝扶犁的记录：

正牛一头，价白银8两，喂养20日草料银1.6两；副牛一头，借用，喂养20日草料银1.2两。

不止成都有牛王庙，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有，从秦以来大家都需要这针牛神安定剂。

在山西的一座庙中，甚至还有牛王、马王和药王同在屋檐下。

想起来怪怪的，但对联总结得很好：

牛耕田，马戍边，药治病，三王济世；

田粮足，边关安，病康复，四海升平。

丑与醜

牛是成都的图腾。

比张德地建牛王庙更早，甚至比李冰修建都江堰还要早。

▌金沙遗址青铜牛首。

据专家分析，此类牛首常出现在商周时期的大型青铜容器上；透过它，能真切感受到古成都人对生活的那份热爱。

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皆有野生牛类遗存出土，它们是远古先民重要的狩猎对象。

▌伫立的野牛莫高窟第249窟西魏

DNA的研究表明，当时野生原牛、野生水牛和家养黄牛种群共存，种群发生过杂交。

据《战国策》记载，金牛蜀道开凿于公元前316年。古蜀之亡，据说缘于一种不存在的“牛”：金牛。

金牛道的北端汉中境内，有五丁关；而在金牛道南端七曲山下，也有五丁祠演绎“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史记·范雎列传》相对写实，“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秦国这样牛，无非是有金牛道，及其蜀作为经济后方。

都江堰水利，和之前几年的郑国渠，都是经济大工程。在农业上没有水是不行的，但光有水也不行。

成都平原，牛背上的天府之国。

▌1945年，美国人艾伦拍下的成都彩色照片。在插秧这个工序开始之前，牛已经忙过了。

对这条道路存在年代还存在争议，但金牛道存在及演变，毫无疑问是历史的重要篇章。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祭祀与战争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牛正是王的祭祀形式“太牢”所使用的牺牲。

家养瘤牛的祖先是印度野牛，其驯化起源于距今8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大概在距今2400年的西南和岭南地区。

▌“可爱到犯规”的苏格兰高地牛，在亚洲并不存在。

水牛也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喜水耐热。家养水牛包括河流型和沼泽型两个品种，野生祖先是野水牛，其驯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微拉城市遗址），时间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现生水牛均为家养，属沼泽型，考古和古DNA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由南亚西北部地区传入中国境内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成都和蜀地是其必然扩散的地区。

但代表牛的“丑”字，其实和“醜”不同。在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很多醜的相关。

▌甲骨文中醜字的写法及演化

▌丑字的写法及演化

▌记住这个图版，日本学者白川静的《常用字解》中的殷商“亚醜形图章”。

这个代表着“醜”的人，是不是很像金沙和三星堆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头上的几根发髻。

不少人也认为，“丑”和“醜”是两个字。“丑”字的义项为“地支的第二位”。而“醜”字主要有以下几个常见义项：相貌难看。恶劣；不好。羞耻。憎恶。

在古代，人和牛的境遇有时候确实差不多。晋襄公命阳处父追赶孟明，假意赐其左骖（引诱对方下船便于抓获），孟明一看就看穿了这个把戏，他站在船上慢慢说：“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

衅鼓，有时候用人血，有时候用太牢的血，牛血。

然而人牛终究有别。

李耳在他的道德经中下写下“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成都人1924年用来做了春熙路的路名。

道教的重要奠基人李耳骑的是青牛，有人认为这个不急不缓大腹便便的旅行方式，充分体现了道教精神——如果换成骑马，我们想都不敢想，估计场面很像《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

李先生码《道德经》也是有人性没牛性的。倘若他的坐骑也能阅读，一定会对“如享太牢”四字伸出中蹄。

从秦简出土的一些情况来看，统治者养牛认真得令人毛骨悚然。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

甚至要管牲畜的繁殖，“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如果十头成年母羊，四头不生育，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惩处。

牛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农民的陪伴和指导下，耗费储存在肌肉中的能量。

因此，也可以说，牛的敌人不是农民，而是现代工具，如今在更多的地区“耕牛”完全变成了“菜牛”，战略伙伴关系变成了吃与被吃的关系。

据说刘邦进入咸阳之时，萧何直奔秦国数据中心，负责收集户籍。

可以想见他硬盘很大，因为秦连牛的数据都如此浩荡。

属牛的刘备、李白与苏轼

刘备是属牛的，李太白属牛，苏东坡也属牛。

今天在成都大行其道的“张飞牛肉”，在蜀汉时代肯定闻所未闻。

刘备治下，对粮食红线守得那叫一个紧。

蜀国有点像1930年代的米国，禁止酿酒。当时大家的酿酒技术不比今天上市公司，可以液态法化学——那时酿酒，意味着大量消耗粮食。

有一个我们说过的笑话是在蜀国一家人中搜出了酿酒的器具，刘玄德气疯了，要严办。

谋士简雍决定劝谏。有次他在刘面前，要把一个在女人后面行走的男人治罪。

简雍：抓起来！治他的淫罪！

刘备：没看出来呢？

简雍：他带有淫乱的工具啊！

刘备笑了。把那个有酿酒器具的放了，改成为社区服务120小时。

酒都不许，牛肉肯定是不能吃的。汉律说，“不得屠杀少齿”，不可以宰杀青壮的耕牛，一度“犯禁杀之者诛”。

诸葛亮甚至还声称自己发明了“木牛流马”，不过一直坚称，该产品没有民用版。

宋代土地流转比较厉害，千年田八百主。

北宋时发明了一种农具秧马，大概是一种可以坐着，两头翘起可以在水田中滑行的东西。苏轼觉得有一种“日行千畦”的浪漫。

其实农活和土地，没有牛在，人压根玩不动。

苏东坡喜欢吃牛肉，还专门写过一篇雄文叫《吃beef》。

一场网络调笑。大家都知道，梗在《赤壁赋》。

这个笑话似可溯至冯梦龙，只是重音在另外两字——某甲鼻子发炎，某乙说有秘方用梳子搽油去刮，结果更红更难看了。某甲去问，对方说，不晓得，我只是听说过梳子油赤鼻（苏子游赤壁）。

和李耳一样，李白在码字的时候也不怎么考虑，“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对自己的属相也全然不在意。

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金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动物形象，最终逐渐塑造出中国的属相文化。

关于牛，还有两段文字是张柠的。很棒，成都的胖友可以读读：

两个关于牛的比喻需要澄清。第一种说法来自鲁迅: 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种说法非常夸张。中国现在的奶牛是引进的，中国农民不喝牛奶，所以也不养奶牛。南方的“耕牛”有原产亚洲的黄牛和原产欧洲的水牛两种。它们不是产奶的，而是耕地。耕牛吃大量的草，却什么也挤不出来( 排泄物除外) ，卡路里转化为肌肉，也就是储藏能量的地方。农民正是看中了牛的这一特点: 能量补给以廉价植物( 春天青草，冬天干稻草) 为主，却能够长出疙疙瘩瘩的肌肉。

第二种说法来自古罗马农学家瓦罗。他写过一本叫《论农业》的书( 北京商务印书馆) 。在对生产工具进行分类的时候，瓦罗将牛归类为“半哑的农具” 或“四脚工具”; 将佃农归类为“说话的农具”或“两脚工具”; 其他农具称为“不说话的农具”。这种分类法的确很清晰，很有效，一目了然，但没有什么道理。农民跟牛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说它是“工具”，就像不能将佃农视为“两脚工具”一样。这种剥削阶级思路应该澄清。牛“吃的是草，长出来的是肌肉”，这一点跟农民自己十分相像。因此他们是同命相连的伙伴。假如农民养尊处优，自己不干活，只让牛去干，那么牛就成了被剥削的弱势群体，理应在农民面前维权。问题在于农民自己跟牛一样干活，只不过在田里的时候，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而已。我经常见到农民跟牛一起干活，哥俩聊天聊得热火朝天。也有闹别扭的时候，碰上性子急的农民，强行改变牛走路的节奏，牛就会犯犟。不过农民有时候也心狠手辣，犟不过就穿牛的鼻子。但真正犯犟的牛并不在乎那根穿鼻绳，他们经常僵持不下。

我们查了一下，现在成都至少有一百家以上的面馆都有“牛王庙”、“牛市口”字样……

成都足球队以前的投资方和队名都叫“五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