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于1927年发现，1934年开展了第一次考古发掘，1963年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1986年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1720件，让三星堆遗址“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继1986年三星堆进行第一次考古工作后，围绕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于2019年9月启动。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34家科研单位和院校对三星堆1、2号“祭祀坑”所在区域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新发现“祭祀坑”6座，截至目前已出土重要文物上千件。其中8号坑灰烬堆积层发现大量青铜神树碎件、小型人像等中小型铜器，已提取黄金树叶、金箔、青铜器、玉器、石器等文物。目前灰烬堆积以下的黄色沙土堆积已经显露出来，同时开始暴露出多根大型象牙，表明沙土堆积之下应当掩埋有较为完整的大型器物，这也与前期的电磁探测数据相吻合。

在六个祭祀坑中，3号祭祀坑是目前新发掘祭祀坑中，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它又被称为“聚宝盆”，从其中提取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双手合拢的顶尊人像，这尊人像的通高达到1.15米。

此外，各种青铜圆鼎、方鼎、象牙在坑底层层堆叠，给考古方舱内的文物发掘，以及后期的转移保存工作带来极大难度。负责3号坑现场发掘的，是由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带领的上大专业考古团队。2019年12月8日，上海大学第一批考古专业师生正式进驻三星堆遗址考古大棚，对3号祭祀坑展开埋藏物研究和发掘工作。

据段勇介绍，目前从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已超过200件，象牙127根。今年3月20日，5号祭祀坑公布出土金面具残片时，3号祭祀坑当时还没有发现金器，随着考古发掘越来越深入，段勇透露，最近已从3号祭祀坑发现至少一件金器，这件金器的体量不算小，但究竟是否是金面具或是面罩，还需要完整提取，修复以后才能知道。此外，上一次在4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玉琮，这也佐证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明、良渚文化有着交流、传承的关系。而这一次在3号祭祀坑再发现一个玉琮，进一步说明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与联系。

而3号祭祀坑最令人震撼的，还是数量丰富的青铜器国宝，除了有一个顶着大尊的跪坐铜人外，还有一件人形器，顶着类似于祭坛一样的东西，专家表示具体的器形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3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与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有着近似之处，属于是可遇不可求的重大发现。

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考古实验室集成到考古现场，在祭祀坑发掘方舱以外，考古大棚以内，设有土壤、光谱分析等多个考古实验室，器物一经提取，马上就能及时得到有效保护。将考古与科技充分结合，也带来了关于三星堆新的认识与收获，例如此次从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中，还提取到了丝蛋白蚕丝的存在，证明三星堆文明地区是有丝绸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新发现的圆口方体铜尊、拱手立人像以及口部附加龙形附件的铜器，无一不再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而铜尊、铜罍、玉琮以及铜器表面的纹饰等都是古蜀文明与国内其他地区密切交流的见证，其中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更进一步展现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提供了典型实证。

“包括三星堆究竟有没有文字，这件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可能也要依靠理念与技术的进步来求索。”段勇说，已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晚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甲骨文留在坚硬的甲骨和青铜器上，所以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但数千年前，文字是否有可能存在于丝绸、木头、竹片或者泥土上呢？这些较为脆弱的材质，虽然难以保留文字。但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专业仪器的帮助下，或许能够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问题的真相与答案。（读者报全媒体综合报道）

编辑：何建 责任编辑：董小玥 审核：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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