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人即将远去，另一人必须留下来，继续为他们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生离死别，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最残忍。

抵达医院时，周总理正在抢救，生死还是未知。从前身陷险境仍然面不改色的邓颖超，这个无比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刻却腿软无力，心中的沉重无以复加。

生死有命，任何人都无法超脱于规律之外，周总理同样也是如此。当病房里的仪器线条变成一条直线时，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场所有人痛彻心扉，此起彼伏的哭声也让人肝肠寸断。相比之下，邓颖超哭得很压抑，她用双手轻轻抚摸着沉睡的周总理，再慢慢低下头去，默默亲吻周总理的额头。

这一吻是庄重的告别，告别他们过往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告别她不愿放手的枕边人，也告别她心底深处最珍贵的感情。

对于周总理的遗愿，她当然是坚决执行。虽然不举办追悼会这件事，她最终还是拗不过党中央，但关于播撒骨灰的问题，她坚持到底。

年少时的周总理发下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也用一生为他热爱的祖国而奉献。他的骨灰应当撒向汪洋大海，撒向他惦念的每一寸土地。

悲痛又憔悴的邓大姐亲自抱着骨灰盒，脊背好像一瞬间弯了许多，头上的白发也冒出来不少。可哪怕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她仍旧如同战士那样，守护丈夫和战友那颗纯澈的心。

周总理走了，但生活还得继续，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也还没有完成。邓颖超独自一人扛起重担，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等待着海棠花再开的时候。

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还是政协主席。这些职位代表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责任，因此哪怕年事已高，邓大姐也停不下来。

她还是像年轻时那样，常常为了工作而加班熬夜，为了某一件重大事项而废寝忘食。在国家面前，任何事情都不重要。

岁月流逝带来的痕迹，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所以衰老痕迹并不明显。但老人不同，每一年过去，他们脸上的皱纹都会显著增加，身上的毛病也会越来越多。

邓颖超就是这样，越到后面，她越是觉得力不从心。但工作总要有人来完成，所以她总也停不下来。

一直到1982年6月，大概是察觉自己的身体愈发不如从前，邓颖超郑重其事地写下了一份遗嘱。

4年之前，她曾经给党中央写过一封信，这份遗嘱就是在那封信件的基础上扩展的。

她主要谈到了自己的后事处理问题，中心思想与从前周总理的遗愿相差并不大。不过或许觉得第一份遗嘱强调的东西还不全面，所以同年11月，她又写下了第二份遗嘱。

这两份遗嘱分别有什么内容？

1992年，邓颖超同志离世，党中央公布其遗嘱，其中一份让人难以置信。

她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哪些交代？

第一份写于6月的遗嘱，主要有这么几点内容。

首先她提到，自己去世之后，遗体必须先进行解剖，然后再送去火化。

新中国的医学事业发展并不快，各大医学院和实验室要想进步，需要充分的生物样本做支撑。如果专家学者能在解剖她的遗体时，发现一些对医学事业有帮助的理论，那这也算是她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至于火化，国家早就已经提出了丧葬制度的改革，周总理1972年去世之后也进行了火化。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自然也不能落后。

骨灰不必保留，全部撒掉，这是她的第二个要求。与此同时，这也是她和周总理生前做出的共同约定。

他们夫妇心意相通，理想相同，邓颖超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并不比周总理更少。她的骨灰也当与祖国大地同在，与人民群众同在。

和周总理一样，她也不愿意搞遗体告别仪式，更不愿意办追悼会。这些所谓的仪式，都只是为了成全生人对死者的纪念，对于死者本人来说并无任何意义，反而还会有劳民伤财的可能。

无产阶级应当为人民服务，生前死后都是如此。如果哪一件事需要劳动人民群众，损害群众利益，那她是绝对不愿意去做的。

邓颖超很多次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不要为她做特殊的吊唁仪式，永远都要记住，不能给组织上添麻烦。

此外她还提到，她的住所属于国家，属于人民，所以在她死后应当上交给国家。无论组织上想用来做什么，这都是公有的权利，不必做故居，不必搞纪念馆。

对于他们的亲属，她也做了交代。

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生前，从来没有为亲朋好友请求过任何特殊对待。在他们离开之后，周家的所有亲人，组织上应该平等对待，不必优待，更不能打破组织纪律。

虽然这份遗嘱已经足够全面，但邓颖超还是觉得有些事情没有说清。于是过了五个月，她又写下了第二份遗嘱。

她提到，自己患病之后，尤其是确定没有治愈可能之后，组织上不用为了她而浪费医疗资源，应当选择放弃治疗，让她安安稳稳地离开。

她也不想进抢救室，不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继续挣扎。能够平静地离开，这也是一种福气。

关于财产的情况，她的意见是，自己没有用完的工资，不要挪作他用，全部充公，用作党费。

她是一名老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把党放在心中。用剩下的工资交党费，同样是她能为组织做的最后一点事情。

在遗嘱的后面，她又一次强调，自己与周总理共同居住的房子，并不属于他们的私人财产，应当交给公家处理。

从头到尾，邓颖超都没有半点私心。她的言行举止，深刻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同志的原则和追求。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邓颖超在1992年去世之后，看似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没有留下子孙后代，没有留下钱财文物，甚至没有留下骨灰。她的骨灰和周总理一样，被撒向了天津海河。

但实际上，她又留下了很多东西，譬如淡泊名利的美好品质，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舍己奉公的伟大操守。

这是属于周邓二人共同的闪光点，也正是这样两个志趣相投的大人物，才能携起手来，从旧中国一起走向新中国。

邓大姐的遗嘱，是组织上为她处理后事的一个重要依据。只不过，她的其中一份遗嘱，却有一些人们不敢执行的内容。

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是大家不愿意执行的内容。大伙儿在听到她的这个要求时，第一反应基本上都是拒绝。

邓颖超受人敬重，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他爱戴有加。到底是什么内容，才能让大家不惜违背她的意愿？

1992年，邓颖超去世，临终前留下的两份遗嘱，其中一份让人左右为难。

她给工作人员制造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在1982年11月写下的第二份遗嘱中，明确提到了自己不愿意抢救的想法。

她不想国家在自己的身上过度消耗医疗资源，尤其是当这种消耗完全无用的时候。她的用心是好的，可却让周围的人无法接受。

没有人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力快速流逝，哪怕有一丝希望，一点可能，医生也会竭尽全力地与死神竞争，人们也会拼命祈祷奇迹的出现。

或许放弃抢救对于病人本人来说是个解脱，但对于病人的亲朋好友来说，却是难以抉择的沉重枷锁。

邓颖超是周总理的夫人，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级同志，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一生的伟大女性。她的每一个头衔，每一种身份，每一段经历，都决定了人们无法轻易放弃她的生命。

可回过头来想想，做出这样的决定和嘱托，也完全符合邓颖超的性格。从始至终，她就是一个淡泊致远的人。

以她的资历和能力，在建国之后担任领导人也并不突兀。可作为周总理的妻子，她却为了大局而主动退让，除了处理一些妇女工作之外，基本上没有挑过大梁。

她的工资被周总理划到了更低的等级，她应该在建国10周年当天登上天安门观礼，但名字也被周总理给去掉。

为了大局，她其实受了不少委屈，但一直甘之如饴。

外人看来，她的光辉好像被身边的另一半给掩盖了。可仔细了解她的事迹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两位伟人的光辉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陪着周总理一起出差时，因为自己没有承担实质性的工作，所以邓颖超坚持缴纳差旅费用，还会自掏腰包承担服务费。

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之后，她拒绝国家为自己提高待遇，不肯换车，不肯接受更多秘书、警卫之类的工作人员，一切生活工作还是依照从前，大体没有改变。

出门访问或者视察工作时，她也绝不搞特殊，不需要专车接送，不认可居住特权，能节约就节约，是完完全全的铺张浪费绝缘体。

年轻的工作人员经常接受她的教诲，听见她说，职位等级的增高和权力的增加，并不代表着地位优越或者身份尊崇。它代表的是责任，是使命，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服务的督促。

1988年，她选择退位让贤，让年轻人得到更多历练。对于权力，她没有丝毫留恋，转身走得潇潇洒洒。

无论是国家干部，还是总理夫人，又或者只是个普通人，对她而言都没有不同。

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小事之前，邓颖超首先考虑的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利益。即便个人生死，她也能够置之度外。

去世时，她身上穿着的是一件“历史悠久”的就西装，上面打着补丁，看起来和她国家高级干部的身份一点也不匹配。她的骨灰也被装进曾经装过周总理骨灰的盒子里，真正做到了不浪费任何一点资源。

党中央在邓颖超去世后公布了她的遗嘱，看到其中的一条条内容，没有一个人会不被她严格所折服。

只有这样的伟大女性，才能被称为永远的大姐，永远的妈妈。她和周总理没有孩子，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都是他们的儿女。

两位同样崇高的革命者，他们的爱情以极其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开启，又以相当坚定的节奏和步伐走向终点。

不过终点并不意味着终结，那个小小的句号始终没有划上。

正如人们传颂的那句话所说，他们二人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对方的身上，他们希望能够看到来生，希望可以再度携手。

从1976年到1992年，邓颖超独自走过没有周总理的16年时光。人生的最后，西花厅里的海棠花又开了，花香弥漫开来，他们的生命也在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次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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