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很“幸运”：在高三那一年，三星公司来到黄由美的高中，准备招一批一线生产人员。

而成绩优异、性格温顺服从的黄由美，成为了其中一员，变为三星的正式员工。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能够进入三星，比进入好的大学更让人开心。

三星作为韩国最大的财阀企业，工资比普通工作高得多，很容易就能攒下钱为未来做准备。

就算是韩国大学生，第一目标也是进入财阀企业。每年有50万毕业生向财阀企业投递简历，差不多占据所有毕业人数的四分之三，竞争十分激烈。

黄由美没能上大学，却直接进入了三星，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算是‘一步登天’的幸运。

2003年10月5日，18岁的黄由美离开了家乡，进入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的半导体工厂，开始了在三星的生活。

她的工作是手动清洁半导体晶片。

将半导体晶片放入盛满化学物质的水池浸泡后再拿出来。

对于高中毕业的黄由美来说，这份在三星的工作看上去光鲜亮丽，令人心满意足。

2005年5月，在离开家一年半之后，黄由美在电话里告诉母亲：“我最近总觉得头晕恶心，吃什么都会吐。”

母亲担心地提议道：“那你可以先吃点胃药，不行就去医院看看。”

6月，父母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您是黄由美的父母吗？请快点来医院看看吧。”

父母从乡下匆匆赶到城市中的医院，见到的却是已经瘦削虚弱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医生在走廊里告诉他们：“黄由美被诊断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父亲说：“那个时候，我的胳膊和腿不听使唤，身体就像是完全被击垮了一样，说不出任何话，感觉天塌了下来。”

黄由美为了治疗剃秃了头发，吃不下任何东西，骨瘦如柴。

她奶奶在看到她的时候心疼地说：“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呀？怎么在公司工作了两年，就变成这样呢？”

父母也觉得很疑惑，因为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多半是遗传，或是环境影响。

他们家族并没有遗传问题。但在疲于奔命的治疗之中，他们并没有心力去追究公司的问题。

因为，他们面对的可是三星：一个能够与整个国家抗衡的庞然大物。

然而，却是三星先找到了他们。

黄由美的负责人找到了她，并且说道：“黄由美已经请了一年的病假了，我们要求她主动离职。”

父亲质疑道：“由美每天都要在工作中接触化学药剂，这个病症难道不是工作影响的吗？三星不应该负责她的治疗吗？”

而负责人看着他，反问道：“我们可是三星啊，你是准备挑战我们吗？”

财阀大于法律，已经成为了韩国人的‘常识’。

韩国被称为‘三星共和国’，因为单单是这一个公司，就撑起了整个韩国20%的GDP，它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更是整个韩国的骄傲。

三星的产业遍布所有体系，举手投足都会影响到整个韩国——甚至可以说，韩国依靠于三星。

所以，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财阀们被称为---‘untouchable family’。

他们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能够在飞机起飞后因为一袋坚果就要求调头返航把空乘赶下飞机，向总统行贿到全民皆知也不必遭受牢狱之灾，甚至就算真的被关进监狱后，韩国还要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出来：因为韩国没有他不行。

拥有这样的底气，负责人几乎可以称之为颐气指使，但黄爸爸确实犹豫了：为了给由美治疗，家里已经花费了差不多5.5万美元，欠下了很多医药费。

他想要将这个病申请为工伤，但三星却说：“这是由美的个人原因，你为什么要试图来敲诈我们呢？”

三星甚至拿出了韩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的证明，证明工作环境没有影响。

所以，当负责人提出可以给予黄由美部分医疗费的时候，他提问道：“那么三星可以给多少呢？”

三星给他的答案是：5000美金。

负责人告诉他：“公司没有很多钱，所以你收下这笔钱，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在这里结了吧。”

三星没有很多钱吗？

当黄爸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这几乎是一种羞辱。

2007年3月6日，黄由美忽然说道：“好热啊。”

妈妈转过身，看到大汗淋漓的女儿，忙问“怎么了”，却没有得到回答。

她睁着眼睛，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21岁的由美，走了。

她没有被埋在墓地，骨灰被洒在了一片风景优美的森林。

“她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在阴暗逼仄的厂房里，我希望她能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美丽风景。”

有四五十人来为由美送行，其中也有三星的负责人，来看着黄爸爸撒骨灰。

黄爸爸泪流满面，忍不住地颤抖。

失去女儿的悲痛，在这一刻迸发出来。

“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只想把女儿的骨灰，都扬到三星的人的脸上。”

“我觉得他们能够感受到我的愤怒，所以他们缓步后退，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

“现在回头看，我很后悔当时我没有这么做。”

在那一天，黄爸爸立下誓言：我要战斗，我要为了由美斗争。

“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说什么，孤立无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太黑暗了。”

“但我和由美约定好了——我会找到真相，用尽一切办法。”

但是……对抗三星，谈何容易？

他们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更是在和整个韩国对抗。

黄爸爸去韩国政府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局申请验证，而三星出示文件表示她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只是在贴标签。

黄爸爸质疑道：“一定是他们调换了文件，由美从入厂开始就一直在化学药剂间工作，从一开始就是！”

而政府人员勃然大怒，拍桌子吼道：“难道你觉得三星这么大的公司，会因为几个人得了白血病死了，就做出这种小动作吗？”

他申请让韩国工业安全保障研究院对工厂环境是否致癌进行检测。

然而调查结果却显示：“三星半导体工厂环境舒适，工厂管控严格，员工健康有保证。”

这和由美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韩国政府却愿意给三星背书。

他去三星大楼前举着由美的遗照和海报震声呐喊，然而路过的三星员工行色匆匆，没有任何人感兴趣。

他们走过，甚至不敢往黄爸爸的方向看一眼，就像是只要一眼就会被扯上关系、影响到他们在三星的工作一样。

黄爸爸成为了孤军奋斗的孤勇者：“我觉得很糟糕……他们不关心这件事情，可这些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事情。”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挖掘三星的真相，和三星对抗。

这是以卵击石。

因为三星不仅仅是公司，更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命脉。

他们强大的影响力，影响着政治、社会、媒体：没有报纸愿意报道黄爸爸的悲惨，社会上的声音也对三星很宽容，更不用提政治方面的因素。

三星的钱，就是他们的“超能力”。

但他的努力，终于还是得到了回响。

那是由美同事的家庭，另一位罹患白血病的工作人员。

“在韩国，白血病的发病率极低。同一团队的两名女性同时罹患白血病，这不可能是巧合。”

三星断然否认：“三星数万名员工只有你们几个不幸的家庭，比平均患病率还要低呢。”

于是，黄爸爸决定，找出更多的受害者。

三星的半导体工厂分布在不同城市，但黄爸爸就一天天的各处奔走打听，联系其他受害者家属。

一个，两个，三个。

几十个因为在三星工厂工作的受害者家属站出来，加入了黄爸爸的反抗之中。

越来越多的患病和死亡，也让公众的质疑浪潮越来越大，终于有媒体看到了他们的声音。

2010年，一位匿名人士将员工手册爆料给了记者。

这是三星的公司机密，并且禁止将其发放给一线员工——因为这个手册上，写了这条生产线中有无数致癌物质。

三星私下里找到黄爸爸，但黄爸爸拒绝和解。

在记者发布会上，黄爸爸说：“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们没有权力，所以很多人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而财阀、政府、警察，这些人联合起来，他们知道这些，却还是送一个又一个的工人们去死。”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受害者。”

2013年10月，首尔行政法院判决，黄由美的死，属于工伤事故。

2014年，黄由美一家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另一个约定》。

2015年，韩国媒体报道，有200名工人在三星工厂后患上绝症，其中70人已经去世。这份报道再一次引起了韩国社会的关注。

2018年11月，三星终于道歉。

“三星电子未能对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健康因素做到充分的管理，向不知情的员工道歉，很抱歉因为我们的问题而让员工健康受损。”

这是黄由美死去的第十一年。

三星道歉了，可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

他们的委员会表示：92%的受害者家属，都接受了赔偿金。

因为这些家庭大多都为了支付医药费倾家荡产。

于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平静下去，再无声息。

三星依然是那个“无可触动”的三星。

对于韩国来说，财阀创造了一个社会结构，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他们，他们垄断了一切。

社会对此出离愤怒，但这没有意义。

因为改变是困难乃至无望的。

财阀做了很多道德败坏的错事，但普通人能做什么呢？

无能为力。

黄由美的父亲，后来依然重操旧业，在那个小地方开出租车为生。

有的时候，他也会拉到黄由美的同学朋友。

她们大多结婚了，有了一两个孩子，有时还会和丈夫一起出行。

“如果由美还活着，现在大概也会像她们一样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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