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英淘，毕业于北京景山中学，1974年到河南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罗小朋，1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到河南农村插队。1978年的次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周其仁，1978年10月走进人大的校门，从此踏上了他的经济学家之路。

上学后周其仁发现，周围同学中有那么多人与他经历类似、观点相投，说起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文革”的总结，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并不相同，有许多是干部子弟，但也有不少来自平民的知识分子家庭。如果没有这场“文革”，他们或许不会成为一个圈子的朋友。但是“文革”和下乡的共同经历，把他们推到了一起。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大学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周其仁这样回忆。

当时的大学生流行到外校听课。周其仁就是通过这样的听课，结识不少外校朋友：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邓英淘、老师杨勋与何维凌。通过朋友介绍朋友，他们又认识了中国社科院的王小强、王小鲁；北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杨冠三等。

当时聚集在北京的，还有通过各种途径来的青年才俊。翁永曦本在内蒙呼盟一个村子当书记，1979年回到北京进《农民日报》当实习记者。在内蒙一商业学校当教师的知青张木生，通过研究人员招考，于1980年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由于不少青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这里也成为思想的另一个“策源地”。

时过30年后，当年的社科院工经所研究生黄江南回忆道：“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师大，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强、王小鲁和我，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小圈子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他希望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于是约定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参加者，但黄江南回忆，那一天，“三五十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因而有不少生面孔，大家虽然不认识，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会议又很成功。”后来他们再搞讨论会时，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就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礼堂里满坑满谷，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

身处一个刚刚走出灾难的时期，青年人抱着希望，在急切地寻找中国的出路。

翁永曦后来与黄江南、朱嘉明成为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研究的，都是宏观的国民经济问题。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宏观经济该怎么调整？我们觉得，在研究整个社会中的问题时，我们除了有研究现实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还应该有一个研究历史的。”翁永曦回忆说。林春向他们介绍了一位叫王岐山的朋友。此人也是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后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

于是，这四个人成了一个“托拉斯”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翁永曦说。他们很快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二、“四君子”对话中南海

1979年，高层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多少个“大钢厂”摆出一副“大干快上、大跃进”的架势。但是，这批沉入实际、思想新锐的年轻人已经发现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他们通过系统分析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要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于是，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和朱嘉明四个人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报告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1984年1月下旬刘佑成、黄江南、朱嘉明在杭州（从左至右）

当时国家计委预测的经济增长数据是6-8%，但翁永曦、王岐山他们四个人的这个报告却有自己的预测，认为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王岐山把报告交给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报告最后转给赵紫阳，他看后，把写报告的四个人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老青对话”，时间是1979年底，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

对话完了，翁永曦做了八句总结，“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陈云将“舍发展”的“舍”字改为“节”字，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

这个会开创很多第一次。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一开始就对她们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198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从那以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就经常一块搞研究、写报告。“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讨论，讨论完之后，大家一起动手写，最后一起署名。所以，一开始人家叫我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又给叫成‘四君子’。”黄江南后来回忆说。

三、“老家伙”与“小家伙”

1981年2月11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有50多人参加会议。出席这次成立会的，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以及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邓力群在会上说：“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些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孙方明记得邓力群对此的态度十分开放，“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在会上，杜润生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对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其仁后来回忆说，这话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为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做准备

那天到场的许多“发展组”成员，杜润生已经认识。通过白若冰，他很早就知道人民大学有这么一个青年群体的存在，经常把这些“毛头小伙子”约去交谈。

虽然比这一代青年年长三四十岁，地位悬殊，杜润生却很快和他们成为忘年交。翁永曦回忆起自己认识杜润生的过程：“我那时还在《中国农民报》当见习记者。有一天，报社主编有份材料要交给杜润生，报社找不到人，就让我去送了。去了以后，见到杜主任。当时他眼睛直视着我说‘你在农村插队这些年，你对农村政策有什么体会啊？’”

“我当时随口说了两句，说第一感觉就是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大，务农无利可图。他说，‘你还有第二条吗？’我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个人服从集体。但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杜润生听了没说什么。不久，翁永曦接到一纸调令，他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直接到杜的手下工作。

作为当时刚由安徽省委书记调任国家农委主任的万里，一到任就对发展组这帮“毛头小伙子”予以关注。就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成立前半个月，万里破例在中南海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发展组的骨干成员。1982年1月21日，发展组的骨干们去见万里，去了近20人。“我记得，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孙方明回忆说，“从中南海的小西门进，门卫拿着名单对，报了名就进去了。记得当时天气还挺冷，屋里开了空调。”这群下过乡的知青，个个都会抽烟，不多时，就把这间国务院会议室搞得烟雾腾腾。

“开始我们没注意。后来，万里本来是坐在中间的，他自己走下去开窗户，也没说大家不要抽烟……这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万里对这些年轻人是爱护的，当时他还说：‘我说你们是年轻小组，也都是30来岁了。我30来岁都当部长了，你们也不年轻了！’”

原来说好，谈一个半钟头，但后来延长到了两个半钟头，万里听得非常认真仔细而兴趣盎然。他们在11月又一次畅谈，情况也是如此。这帮年轻人开完会，出了中南海，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直奔附近西安门的延吉冷面饱餐一顿。

张木生记得，一次在讨论完问题以后，万里问这些年轻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年轻人七嘴八舌引经据典，有人说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有人说土豆加牛肉。万里却说，你们说的都是书本知识，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实惠。

后来，他们进了多次中南海。有一次是杜润生带领，去与中央主要领导讨论粮食问题。年轻人提出，完成国家统购统销任务以后，可将部分粮食市场化，取消粮票。经过动态测算，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应在1280亿斤左右，剩下的可全部放开，在市场上出售。

张木生说，这个数字是我们先搞分省调查，后将全国情况汇总，由高小蒙、白南生拿出数据模型。记得那位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说，“你们年轻人还那么保守，1280亿斤目标，还有零有整，统购统销额定在1000亿斤足够了。”当场，发展组一小伙子跳起来说，ⅹⅹ同志你不懂，我们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是大量的调查，充分地计算得出来的！

全场愕然，令人吃惊的是，中央领导毫不介意，走过来笑着扶着那位跳起来的年轻人肩膀说，“你慢慢说，我细细听。”“后从中南海出来，我们还等着杜老骂我们呢。这些都是中央领导，而我们这么年轻，又这么狂。杜老却嘿嘿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呢！”张木生回忆说。

四、莫干山会议

1984年莫干山会议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 “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

莫干山会议虽然是由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领衔，但具体却是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个人策划的。当时，朱嘉明和黄江南已经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他们分别是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经济师和助理研究员；张钢35岁，是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他们当时认为，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不进行城市改革不行。应该利用年轻人的力量推动一下。于是策划了这次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经过运作，会议后来由《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等媒体和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也参与组成会议筹备组。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 “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

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 “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论文审阅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高梁、蒋跃、张少杰、贾康等参与审稿。原则是一个省选5人，选中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名单 原件影印片断

上山的还包括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副主任王岐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上山者级别最高的是正部级干部马宾。

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

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

会议规定不许带论文上山，只带身子来。所以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这些例行公事，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挂牌讨论，把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参加者无不精神亢奋，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生了病，张钢甚至因劳累过度，胃出血，做了胃切除手术。

莫干山会议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不负责会议运作；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如“挂牌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可自由提问，基本观点有“调放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如今大家知道，价格调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会议形成并上报中央的8篇报告 即《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报告》载经济日报编辑部 《经济文稿》第1期

莫干山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提出“梯度推移”和 “反梯度推移”的不同的国家发展思路，宏观经济是否应该打破“综合平衡”发展（当时王史华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结果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消费和投资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现在消费低迷，产能过剩。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等负责起草拟向高层汇报的专题报告，杜厦、蔡重直、田源、华生、蒋跃、刘渝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执笔（或提纲写作）。经过几天紧张的分析和整理，于9月15日完成8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后有两个附件）、《关于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建议》、《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改革粮食购销体制与农村产业结构》、《关于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

这些报告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并向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工作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莫干山会议解放了思想，涌现了人才。会后，很多人进入政府体改部门，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也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天津市体改办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区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人民大学工业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陆丁、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社科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

《经济日报》 专版刊登的1篇会议理论成果之一

现在回过头看，“莫干山会议”的意义是开创性的：

第一，原来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讨论局限在北京，全国各地比较少，通过“莫干山会议”带动，活跃了全国各地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氛围。通过会议，各地的研究者互相取得联系，彼此沟通，不再各自为政。按照当时的话说，是让大伙找到组织。

第二，这次会议为一批既有思想又有能力的年轻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知道，一个人即使有报效国家的志向，如果缺乏合适的机会，还是做不成大事；一个人能力再强，他的意见不能传到决策者耳中，不为其采纳，在当时环境下，也不大可能有所作为。

第三，会议成果编写成八篇政策报告递交中央之后，中央领导又邀请一些与会者共商国事，形成第三次“老青对话”。通过对话，使中央坚定了这批年轻人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这就要比第一次“老青对话”影响更为深远。

参考文献：

喻建欢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

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

常修泽：《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张卓元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第14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180-185、186-193页。

徐景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报告》，《经济文稿》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