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小小的斗争火种，有时会引发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焰。这一情形高度契合了1925年的中国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逐渐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就如同火种被点燃，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迎来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四大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加强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6月1日成立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五卅惨案后，一些报纸强调宣传“公理”，瞿秋白指出：“哪有公理？只有热血！”报名即由此而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创办的一份日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对推动五卅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工人阶级集会
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并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1万人，增加了10倍。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团的组织和团员队伍也快速发展。
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么样的？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共产党人瞿秋白
关于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瞿秋白都发表了重要文章进行探讨。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为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条件。
关于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更说明农民斗争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该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的认识水平。
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关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这种认识，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提升到通过何种方式在斗争中取得政治指导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中共中央总结了工人群众在五卅运动中遭受军阀武力镇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组织青年工人武装队，“在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此后，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努力下，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这些认识和理论的提升，来自于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反过来又对推动革命事业继续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当然，这种提升仍然是初步的和探索中的。正如毛泽东在1925年秋所作的《沁园春 · 长沙》中所描绘的那样，既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也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心声。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东明
编辑：宣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