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经济数据，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326亿元，同比增长6.4%，货物进出口总额38098亿元，同比增长2.7%。

如何看待5月宏观经济数据表现？如何看待因贸易摩擦、房地产波动等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他看来，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已显成效。民营企业凭借机制灵活、市场洞察力敏锐、创新能力突出等优势，有望持续主导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对此建议，加大对民企科技创新与品牌建设支持，引导外贸发展从“以价取胜”转向“以质取胜”、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开拓多元市场并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避免“内卷式”竞争。

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管涛强调“预案比预测更重要”。在美国经济硬着陆情形下，中国需通过加大稳外贸力度、强化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等措施，应对外需减少及输入性金融风险；同时警惕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风险，以防其强化对华打压遏制。

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期，市场信心与供求关系将继续修复。预计后续房地产供求政策将进一步优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其中“好房子”作为房地产政策的新方向，建议地方政府结合实际尽快出台地方标准。

《21世纪》：5月社零增速升至6.4%，创下2024年以来新高，如何看待当前消费回暖？

管涛：5月份社零增速创下2024年以来新高，这是由“国补”政策持续发力、“618”购物节提前预热以及假期效应的共同作用。当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继续显效，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表现亮眼，同比分别增长53.0%、33.0%、30.5%和25.6%，合计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个百分点。同时，“618”促销活动时间提前带动线上消费增长加快，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2%，较上月提高2.0个百分点。

不过，当前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仍然偏弱，消费恢复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

《21世纪》：5月工业增加值增长中，装备制造（同比增长9%）与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8.6%）贡献显著，而传统产业仍面临产能优化。需要如何平衡“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管涛：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传统产业转型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密切相关，传统产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坚实基础，“新质生产力”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引领作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因此，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传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加快融入绿色低碳环保理念，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

《21世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与“低空经济”“AI”等新兴产业崛起，如何加速培育“低空经济”“AI”等新增长点？

管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和新兴产业崛起离不开财税政策支持。建议进一步完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税激励政策，对低空经济、AI等领域创新主体给予全链条政策支持，通过实施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费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助力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展，支持领军企业进行颠覆性技术创新，并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21世纪》：5月房地产市场有所波动，如何看待当前变化？

管涛：今年以来，随着各项稳定房地产政策加快落实，房地产市场持续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从市场交易看，房地产销售基本平稳。1-5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2.9%和3.8%，与1-4月份基本持平。从市场价格看，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0.4、0.4和0.5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收窄0.5、0.4和0.5个百分点。从商品房库存看，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715万平方米，连续三个月减少。

但也要看到，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过程中，市场信心还在修复，市场供求关系仍待改善。5月份，70城新房、二手房房价环比下跌城市数量分别增至53个、67个。根据中指居民置业意愿调查，5月份居民购房需求和入市意愿出现低位改善，新房和二手房市场降价现象增加，购房者观望情绪加重。因此，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还需要继续努力。

《21世纪》：近期国常会提出“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并强调优化政策、激活需求、化解风险，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基调？

管涛：继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今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之后，6月13日国常会进一步定调要“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一政策基调确立是考虑了当前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基础仍不牢固的现实情况。4、5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小幅扩大，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跌幅也小幅扩大。根据国常会“多管齐下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的部署，预计后续房地产市场供求政策有望进一步优化、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

《21世纪》：你认为未来住宅品质提升、存量盘活等领域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

管涛：在“好房子”的政策导向下，我国住宅品质提升领域将迎来重大变革。今年3月份，住建部发布国家标准《住房项目规范》，从居住环境、建筑空间、结构、室内环境、建筑设备等方面明确了底线要求，是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部署的具体落实。由于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提升住宅品质，需要各地以国家标准为基础，加快制定地方标准，细化相关措施要求。

《21世纪》：5月，机电产品、集成电路等高端制造业出口增长显著（7.4%），叠加民营企业占比57.1%，如何理解当前外贸数据的结构？

管涛：在当前背景下，我国高端制造业出口仍能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受益于我国产业转型加速推进，出口商品竞争力明显提升。5月份，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速为8.6%，较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出2.8个百分点。

前5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为57.1%，创数据公布以来新高。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民营企业凭借经营机制灵活、市场洞察力敏锐、创新创造能力突出等优势，能够快速响应国际市场变化、占领国际市场份额，因此有望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继续发挥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21世纪》：你曾提到“抢出口”行为消退后外贸韧性仍存，当前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是否足以支撑其在外贸中的主导地位？需哪些政策配套？

管涛：尽管民营企业外贸展现出较强韧性，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高额关税的冲击。为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对我国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建议继续实施“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如针对受关税政策影响较大的民营企业，要在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精准施策，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或者财政政策支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外贸发展方式尽快从“以价取胜”转向“以质取胜”，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丰富跨境金融服务形式，助力民营企业开拓多元市场，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规范外贸企业经营秩序，避免“内卷式”竞争。

《21世纪》：5月，中国对美出口下滑，但对东盟、欧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增长显著，如何看待这一出口市场格局的变化？

管涛：这表明中国近年来推动的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已经见效。虽然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规模减少，但通过第三方国家对美间接出口仍然保持较快增长。中国对越南出口增速以及美国自越南进口增速均高于整体增速，表明越南可能继续扮演了中国对美间接出口中转站的角色。而墨西哥的中转站作用明显弱化，或反映了美国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影响，这再次说明了分散化、多中心化策略对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

在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施压下，今年以来多个国家陆续出台规定严查原产地和转口贸易。比如作为重要的转口国的越南4月连续发文，如4月10日发文，要求各地方加强打击涉及商品原产地的贸易欺诈行为。在全球贸易活动日趋透明化、转口贸易风险加剧背景下，外贸企业出海、提高外国市场的本地生产比例以满足原产地要求成为大势所趋。为此，可以从基础设施、规则标准、产业链合作等多个方面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21世纪》：中美关税摩擦下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是市场对美元信用危机的反应吗？

管涛：截至6月18日，美元指数为98.9，较上年末回落了8.8%。面对外部不确定性，预案比预测更重要。在美国经济硬着陆情形下，需要通过加大稳外贸力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等措施应对外需减少、输入性金融风险增加等问题。同时，也要警惕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风险，届时美国可能强化对华的打压和遏制。

《21世纪》：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平衡“自主性”与跨境资本波动风险？

管涛：我国一直强调大国货币政策对内优先、以我为主，就是根据国内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走势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而不是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状况的考虑。最为典型的是，去年7月底，在境内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对美元在跌停板附近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再次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和1年期MLF利率。当然，美联储降息有助于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状况，进一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同时也有助于收敛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的支撑。

《21世纪》：为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有效性，你认为需完善哪些机制？

管涛：建议一是进一步丰富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避免“一招鲜”，效果递减；二是在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分析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提高政策响应能力，并根据“不干预是原则、干预是例外”事前确定前述措施启用和退出的条件；三是减少对行政性较强的资本管制措施的依赖，增加使用市场化的管理措施，研究引入更多的价格型管理工具。

《21世纪》：你曾强调“政策节奏需匹配”，当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协同发力？

管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逆周期调节发力重点，需要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低利率、宽流动性的融资环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不同，前者解决偿付能力问题，后者负责提供流动性，为提高宏观政策效力，需要区分不同情形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