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面显示出在信息时代，社交媒体所蕴藏的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普通民众对传统政治光谱中政党的不信任，政党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其传统的传递与表达功能，在这次运动中黯然失色。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非政治性的、反传统政治的运动。运动参与者遍及整个左右翼政治光谱，民意调查显示，参加这次抗议的人群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很少有人投票给马克龙，很多抗议者要么根本没有去参加投票，要么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极左和极右政党的候选者。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抗议者表示不属于工会和任何一个党派，但政治光谱中的极左、极右翼政党都希望将黄马甲运动纳入到自己麾下。

左翼政党“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的创立者及党魁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由前“国民阵线”于2018年7月改名而来）主席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都宣布自己支持黄马甲运动。

2018年12月间，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表示：“欧洲名单上会有工会代表，但也会有黄马甲。我们不能在不考虑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下参加2019年欧洲大选。”

国民阵线前副主席弗洛里安•菲利普（Florian Philippot）同时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于2018年11月30日申请注册了“黄马甲”商标，但有待批准。他曾是马琳•勒庞的副手， 2017年离开国民阵线，并于当年9月创立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爱国者党”（Les Patriotes）。他告诉媒体，他想在即将于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提交“半是爱国者，半是黄马甲”的议员候选人名单。

二、黄马甲运动的大背景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切内讧通常都是以不平等为发难的理由，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成长起来的。”

黄马甲运动的兴起及一发不可收拾，很大程度上是法国社会长期贫富不均造成的。据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数据（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显示，2014年，法国税后个人净财富的分配情况为：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有23.4%的财富；收入较高的2%-10%人口占有31.9%的财富；收入位居中间水平的40%人口占有38.4%的财富；处在底层的50%人口只占有6.3%的财富。（见图1）

图1. 2014年法国个人净财富分配情况。数据来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指出，2008年至2016年期间，社会和税收改革虽然给家庭收入带来压力，但从整体上加强了再分配制度的社会安全网络。从总体来看，2017年推出的福利和税收改革制度对生活水平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但是，每项措施都对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结果 ，具体取决于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构成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收入最低的10%人口，全年生活水平提高了0.4%。在生活水平规模的另一端，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主要受到养老金缴费率上升的影响。而这种增加也使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以马克龙为首的改革者，是从国家整体层面来考虑问题与制定政策的。但那些占比高达50%的底层民众，那些在贫困线挣扎的家庭，那些失业者，尤其是失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切身感受却是改革不公正。因而，他们将马克龙称为“富人总统”。

欧盟统计局2018年12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人口中的17.1%面临贫困风险。而在18岁以上失业人口中，57.1%面临贫困和被社会排斥的风险。这一数字低于欧元区国家（65.3%）和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64.7）。（见图2）

图2.欧盟18岁及以上失业人群中面临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的比例。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中等收入的家庭在贫困线上下挣扎，他们又不属于收入最低的10%人口，因而无法享受到更多的国家福利救助。加之法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巨大的城乡差距， 因此，那些以汽车作为生活中主要交通工具，生活在农村和巴黎郊区的人们，成为黄马甲运动的主力军。有评论认为，如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黄马甲们反对的并不是环保政策，而是剥削压榨他们的那百分之一的法国精英。

黄马甲们的愤怒从何而来？为什么这一运动出现了如此多的暴力行为？为什么约有70%的法国民众同情和支持这一运动？一个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福利体系的国家，怎么会孕育出如此愤怒的民众？

2018年是金融危机结束后的第十个年头，希腊也最终走出主权国家债务的阴影，不需要救助，变为一个正常国家。但那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却未曾远去。经济危机刚刚退朝，政治的混乱、社会的极化又接踵而至。民粹主义的强劲反弹给今天的欧盟带来了更多挑战。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英国学者布罗姆•海得（Alan De Bromhead） 201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触发了政治极端主义。

三位欧洲学者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2014）考察了1870年至2014年之间20个国家的800次大选, 量化了这一长时段中100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三位学者发现，每次金融危机后，政治都渐趋极化，更加向右转，对极右翼政党的投票增加；政治局面都变得愈发不稳定, 街头抗议、罢工、示威和骚乱增加；议会形成政治僵局, 由此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备受争议，从而使经济复苏缓慢乏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份报告也显示，过去三十年里，在15个较富裕的欧盟国家中，工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了约13%。

在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下审视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国当前的处境，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相似的情形。

三、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街头抗议往往伴随着骚乱和难以控制的局面。黄马甲运动给法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给代议制民主制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将黄马甲运动引发的骚乱和破坏描述为社会和民主的“危机”。他说，由于黄马甲们的抗议活动，法国必须预计年末经济增长会出现新的放缓。截至12月中旬，由于商业区的封闭、环形交通堵塞和城市连锁店的关闭，贸易损失达20亿欧元。截至12月22日，10起死亡事件与抗议活动有关。

对刚刚上任一年半的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而言，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跌到了23%。12月10日，为安抚波涛汹涌的民意，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对抗议作出妥协和让步，答应每个月增加100欧元的最低工资，暂停燃油税上调。但抗议者认为马克龙的妥协和让步远远不够，他们的政治诉求升级为要求马克龙立即下台。

马克龙的妥协和让步，导致法国的赤字预算将达到3.5%，这将超过欧盟规定的3%。欧盟的主要领导人一致同意给欧盟成员国中最亲欧的马克龙以喘息的机会，不会因为财政赤字预算超过3%而对法国加以苛责。

牵一发而动全身。 法国黄马甲运动如同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激起无穷涟漪。短短数周时间，这一抗议运动已外溢到保加利亚、克罗地亚、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塞尔维亚、英国十多个欧洲国家，乃至欧洲以外的加拿大。在全球民粹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黄马甲运动使得法国乃至欧盟处于新的艰难处境。

欧盟对法国赤字预算超出欧盟限度的宽容之举招致意大利领导人的相当不满。因为此前，右翼民粹掌权的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把预算赤字增加到GDP的2.4%，以兑现此前增加所有人基本收入和养老金的选举承诺。他们声称，意大利不能容许在欧盟内被视为是二等公民。意大利的黄马甲抗议者宣称，他们拥护自己的政府，反对的是欧盟，希望欧盟归还意大利更多的主权。显而易见，意大利和欧盟之间关于财政预算赤字的纷争，将会因黄马甲运动而更增加新的不确定因素，这无疑将给欧元区改革和欧盟的团结带来更多困扰与不和谐音。

在德国，左翼党领导人瓦根克•内西特（Sahra Wagenknecht）于2018年9月成立了一个名为“站起来”（Aufstehen)的左翼政治组织，她于近日表示，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给了她鼓励：即使没有政党，也可能实现变革。她提到德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政府未能充分解决不平等作为抗议运动的强大动力而引发的挫折感。

四、欧洲精英如何应对当下的难局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法国有黄马甲运动，英国有脱欧，德国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势崛起；在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匈牙利，民粹主义运动和力量炙手可热。欧洲正遭受民粹主义浪潮的洗礼。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迫在眉睫。极左极右的民粹主义、疑欧主义政党力量上扬，欧洲将何去何从？欧洲思想家和学者努力给出建议。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研究全球不平等现象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而闻名，他深知全球化带来的深刻不平等。2018年12月，皮凯迪牵头与其他五十多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前政治家起草了一份《欧洲民主化宣言》（Manifesto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urope），并在多个网站上征集签名。

他们在宣言中认为，欧洲大陆当前处于政治运动和难民的双重压力之间，为此他们呼吁，深入改革欧洲的机构和政策。他们提议，制定一项民主化预算，该预算将由一个主权的欧洲议会进行辩论和表决。这将最终使欧洲拥有一个公共机构，既能够立即应对欧洲的危机，又能够在持久和团结的经济框架内生产一套基本的公共和社会产品和服务。宣言认为，这将有助于消除欧盟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实验室2018年12月发布的《全球不平等报告2018》（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促进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政策改革；鼓励建立全球金融资产实名注册制度；改革教育政策，增加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性；通过在公司管理层中设置工人代表，以及设立合理的最低工资等途径来维护底层收入人群的利益。

柏林赫尔梯政府管理学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政治经济学教授亨里克•恩德尔林(Henrik Enderlein)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应该有责任帮助法国度过难关，这样才符合法德这一伙伴关系对欧盟的承诺。因为如果法国失败了，那么欧洲就失败了。

年逾九旬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在2018年9月呼吁支持马克龙的改革，呼吁欧洲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来自左翼、右翼疑欧主义力量的挑战。

美国社会学家蒂利终其一生的研究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争政治的偏见，他指出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毕竟对抗议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也许短时间就可以完成，但是重构主流政治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任是一项长远的工程，需要欧洲政治家们付出更多的智慧。

今天发生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能否给处于内外交困的欧盟撕开一线缝隙，以当前的危机倒逼欧盟在制度上作出某种程度的变革？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