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直罗知青在王家坪纪念馆与劳动英雄杨步浩合影

青年节，回望半个世纪前的那些青年

——富县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琐忆

贾致斌口述 唐新娜整理

动员下乡

1968年12月11日，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富县安置办副主任袁自仁带领我们一行六人从富县出发，去北京市西城区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到北京后，西城区知青办负责接待和具体安排，将我们分别安排到西城区的19所初、高中学校，给2800多名学生作宣传动员工作。在各学校宣传队的配合下，我们把富县的人文地理、交通环境、生活习惯、衣食住行等情况，向他们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以便使这些学生对自己将要去的地方和将要面对的生活环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富县属于延安南部塬区，在当时的情况下，各方面的条件要比延安以北的县好得多。但是学生们去的毕竟是农村，既要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又要自己挑水、打柴、做饭，面对这些问题，难免有畏难情绪，再加上这些学生年龄小，没有离过家，一开始许多都不太愿意来插队，学校宣传队和老师就反复给学生做思想工作。1968年12月22日，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后，全国上下都积极响应起来，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了一股热潮，学生纷纷在学校报名。我们的宣传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十多天后，2800多名学生就基本报完名了，我们开始组织学生准备行李、被褥。

1月19日，我带领学校老师、军宣队成员等几十个人，陪同大约2000名插队学生，乘富县知青专列从北京直奔铜川。火车走了两天一夜，路上我拿出县安置办给的经费给师生们管了几顿饭。20日火车到铜川后，大家在铜川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一个人又返回北京，与留京的县安置办同志们汇合，继续动员、组织第二批学生下乡。第一批学生则在前来迎接的我县干部的带领下，于21日乘坐部队的大卡车直奔富县。到达富县后，又分了两拨，分别在富县城、张村驿公社两地举行了欢迎会，大约半天后，由各乡镇、大队的干部和村民用架子车、毛驴将他们接到了生产队，生产队也根据各自情况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将这些学生安顿好后，军宣队和老师住了几天就回京了。

元月25日，我们所有赴京动员的干部和第二批来富县插队的学生也出发了，这次是与延安、志丹、安塞的干部和学生坐同一列火车回来的。虽然第一批学生和第二批学生插队相隔时间很短，但是等我们回来一看，第一批学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从队上来接第二批学生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二批学生嫌灶上蒸的两面馍不好，吃不了的就要扔，第一批不让扔，说这起码还是黑面麦馍，他们吃的全都是玉米馍，而且村里连玉米馍都缺少。到农村仅仅6天时间，第一批学生已经有变化了，懂得珍惜粮食了。

回想在北京那40多天，印象深的有两个不愿意：知识青年不愿意来，家长、亲友不愿意让孩子走。但是大形势放在那里，不来又不行。临走的时候，很多人在火车上痛哭流涕，车一开动，整个车站都是哭声一片，火车都走了，不少亲友还站在那里目送。当时那场面，看得人心里难受，也很能体会到家长的心情。但政策在那里放着，没办法，还得执行，动员工作也是一点都不能松。

1969年夏，塘坊大队知青在张村驿公社门口合影

1971年夏，张村驿公社女三中知青在延安拉练合影

插队教育

知青安置点是根据公社大小、条件优劣提前选定的，同一个学校的分在一起。人数最多的是张村驿公社，有近四百人，最少的是南道德公社，大约近百人。到县后，又根据需要做了个别调整，比如姐妹分开的、同学之间关系好的，就给调整到一块。手续也好办，只要对方乡镇接收，县安置办批准，过来一登记就可以了。

1969年知青初来时，每人一个月12块钱生活费，当年前6～10个月，粮食由国家粮库供给。其中塬区主产小麦，收获早，国库粮食供应到六月底；川道主产秋粮，收获晚，国库粮食供应到十月份；之后，吃粮由队上负责分。吃国库粮时，一个月每人定量30斤，女的还好说，男的吃上就紧张了。到队上分粮时，农民按实际人口分，给知青不论男女都按一个半劳力分粮，知青的粮食就比以前吃供应粮时宽裕了。

知青到农村后，首先是接受生活再教育。这些娃年龄小，又是从小娇生惯养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没受过苦，突然离开父母来到农村，对如何生活是一窍不通。为了照顾知青，让他们慢慢熟悉适应这里的生活，队上一开始派专人给他们烧火做饭，教他们料理生活。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尝试，知青一点点地学会了用柴火做大锅饭，就自己做饭了。各队的情况不尽相同，专人做饭的时间也不一样长，有的十多天，有的一两个月，有的知青多半年后才学会了笼火（生火）做饭。

农历春节过完后，按照农时，贫下中农就开始手把手地教知青干农活，先学打柴、打水，然后积肥、耕地、种地、锄地、碾场、扬场、铡草……有的还学会了放羊、放牛。要说起来，扬场是最难的农活，女的更是扬不了，弄不好就把粮食扬到一边去了。但这些知青不服气，不分男女，有活就干。从生手到熟手，哪一样都没拉下，可是把苦下咋了。一年里，知青受了不少累，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对农村的生活、生产劳动也基本适应了。

1969年夏，交道界子河大队知青下河挑水

1970年春，交道知青和生产队长一起劳动

为了教育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县上除了开“积代会”、“农业学大寨会”，还响应政策，组织表现比较突出的知青巡回13个公社，开展毛泽东思想讲用学习活动。其中成员有张村驿公社广家寨大队知青组组长孙安民、钳二公社小渭大队知青组组长张义录、北道德公社纪录大队知青朱立宜、城关公社太安大队北京干部翟中锋、省公安厅下放干部董尚吉五人。在巡回讲用中，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如何扎根农村干革命，用所学的知识建设农村。其中孙安民是“920”菌肥实验的带头人，实验成功后，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朱立宜带着他们点上的知青，在纪录山沟里打淤地坝、种水稻，给队上增加了粮食。北京干部翟中锋在酸枣树上实验嫁接大枣，而且在如何教育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方面有自己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青年中不断涌现出来很多优秀典型，有的还当上了公社、大队干部。记得张海燕在张村驿公社当了不脱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宋正荣在北道德公社当了不脱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当生产队长、副队长的有钳二公社上古堆的贾维岳、纪录大队的康典、白长发等等，他们吃苦耐劳，以身作则，能力强，大家都服气。记得以前纪录队上的核桃园常常收不下核桃，还没熟透就被偷得差不多了，知青来了接手管理以后，核桃一个都没有少过。

知青来了一两年后，为了活跃知青文化生活，富县举办了一次“知识青年文艺调演会”，也是唯一的一次。记得当时节目很多，水平也高，毕竟是北京来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演出是在县一中大礼堂举行的，县上的领导、城里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知青，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气氛很是热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调演时当报幕员，她还代表羊泉公社革委会跳了芭蕾舞《白毛女》，一时轰动全场。

1970年，富县文艺宣传队全体成员在洛河畔摆渡码头前合影

1978年，参加地区七运会乒乓球赛合影

除了文艺演出，县上还举行过体育比赛。1970年，北道德公社知青代表队在排球比赛中，获得了全县冠军，就代表县上到地区参赛，又得了冠军，于是又代表地区到省上参加比赛，还是冠军。大家都高兴地说，多亏了咱们北道德的那些高材生。分到北道德公社的大多数是男六中的学生，那个学校教学质量高，是当时北京排名前列的中学，许多知青都是红卫兵的头头，号召力也强。张铁生上大学之后那一年，招生开始按照分数公平录取了，全县考上大学的有30多个。北道德公社那些北京六中的高材生，光北大一次就考上了8个——张兴婉、张兴媛姊妹俩，杜小强、杜小明兄弟俩，贾小涛、贾小浩兄弟俩，还有大个女知青周学秋，都是北道德的。

在安置办（下放分配小组）工作时，因为160多个大队2800来名知青，人多，也记不全了。印象深刻的就是几个比较好的典型知青点及相关知青，比如纪录、广家寨、塘坊、直罗等等；还有一些让人头疼的知青，也印象深刻。那时候，知青年龄小，不懂事，有一小部分人打架、闹事、抢劫，还有被判刑的。南道德公社狼虎头一个姓李的知青四处打架，打群众，拿把刀子随意伤害牲畜，把村里的老百姓都吓跑了，最后被公安机关拘留送监。炮楼有个知青，外号“皇军司令参谋长”，组织知青到相邻的甘肃太白县和兰州大学的知青打架，差点酿下大祸。对于这些不安分的知青，我们采取谅解的态度，整体还是以教育为主，毕竟年龄小、幼稚，意气用事的多，只要不出大问题，好好教育改正错误就行了。对这些知青，我们是有感情的，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相信他们会在生活的考验中逐步成熟起来的。

1973年春，直罗宽坪大队知青在土窑前玩“互拍”

病困回城

1970年，延安行署组织各县知青（安置）办到北京对病困知青进行家访。那时候只有病退，确实有病而且不能从事劳动的学生才可以回城。在我从富县起身的同时，许多学生就给家里发信了，我还没有到京，学生的信已到了家长手里。我刚到招待所，就发现有百十名家长已经等在了那里。见到我后，一下子都围上来问孩子们的情况。那几天里，到各家各户了解的情况，让我心里很沉重，也很感动。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和担心，家长对孩子的牵挂和不舍，使得我们对这些知青更加重视、更加关心，想尽办法照顾他们，以便让家长放心。

当时富县的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利，知青从西川等偏远地方来县，路上就得走一天。常常是一大早出门，天黑了才进城。街面上没旅社，只有一两个小饭馆，赶下班时间就早早关门了。知青来了没地方吃饭、没地方住，下放分配小组就专门腾出三间房子作为接待住宿用，被褥什么的都是免费供应。有时来得迟了，没地方吃饭的，我们就自己掏钱，给他们从食堂买饭、买馍吃。我是安置办（下放分配小组）文书，来办事的知青大部分都和我接触，我常帮他们解决食宿困难。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来办事。时间越往后推，来办事的学生越多，主要还是办招工、回城的手续。

一开始因大形势所趋，学生是表面上扎下了根。后来，一部分人对农村生活、劳动习惯了，暂时愿意扎根了，这些大多数是工人子弟。干部子弟受不来苦，还是想着回城。但归根到底，多数人都愿意回城。到了后期，国家形势发生变化，学生的扎根心理就不太强了，招工的风一刮，想继续在农村扎根的就没有几个了。不想招工的，还是想着回城。先是有病退的、然后是困退的，越往后越多。知青刚来的时候，经过调查，发现有的有高血压、肾炎、心脏病等不适宜下乡劳动的病，还有的知青家庭困难、兄弟姐妹几个同时下乡的……按照照顾政策，就让他们开证明，只要社队同意，安置办（下放分配小组）审批，报北京市批准，就给办理回城手续。到了后期，许多知青几乎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回城的，一般都不卡，只要你拿来证明，有手续，就放行，我们只希望这些吃过苦的知青能够顺利回城，有个好的前途和生活。

1971年，左家沟大队欢送知识青年赴工业战线合影

1971年冬，交道白家村知青欢送王书伟参加工作留念

招工安置

富县的招工最早是县电信局、广播站招工，但是人数不多，也就十个左右。文艺调演后，为了以后演出召集、排练方便，就将这些有特长的知识青年基本都安排到了县文化馆、农械场、供销社、商场、百货公司等单位。

1970年3月，周总理在北京开了知青座谈会，富县去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强务本和县下放分配小组艾秀峰。总理在得知延安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尤其是群众生活贫困，没有工业后，就派了1600名干部到延安。其中富县来了126名北京干部， 123名到生产大队，专门管理知青；张殿元、俎先庭、王福祥3人任北京干部驻县代表，其中一名代表（张殿元）进县委常委会班子，参与县上重要决策。同时，贯彻毛主席“复电”精神，国家拨款，派来北京的工人援助老区建设“五小工业”，在富县援建的项目有三个——水泥厂、电厂、化肥厂。厂子建起后，招收了不少工人，安置进去的基本都是北京学生。这是大招工开始前，富县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招工。

1971年大招工开始后，陕西缝纫机厂、陕西齿轮厂、华山车辆厂、华山机床厂、5702厂等工厂大规模招工，陆陆续续走了将近两千名学生。剩下的知青继续在农村插队，这时出现了部分生产队知青偏少的问题，生活不方便，也不好管理。于是就开始并队，将条件不好的队上的知青并到条件好的队上。这样一来，三分之二的村就没有知青了。并队后，知青通过各种渠道病退、困退，又有一些陆续返回北京，一部分转回父母原籍，小部分想办法调到父母所在的五七干校，干校撤办后，再和父母一起回城。到了1978年，北京学生基本从农村走完了，只剩下一二百人了。留下来的知青，有的在当地成了家，有的在县里单位上班。后来，我调离了知青办，以后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后来，富县2800来名北京知青基本都走了，只有六名北京知青留在县上。

1975年，富县印刷厂全体工人留念

1978年，牛武水泥厂全体干部工人“五一”合影

反 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事情，起初很多人心里都不满意，觉得这种做法不对，伤害了这些学生。后来，看到知青通过劳动实践和锻炼，增强了能力，增长了才干，懂得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懂得了团结协作、勇于担当，知道了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们又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次运动。如今再回想起来，北京知青在富县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历史是不可改变的，苦是不会白下的，受过磨难的人总是要比享受安逸的人走得更远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里，而我们，也会永远记着他们。

贾致斌 ：富县交道镇人，1941年出生，1956年6月参加工作。1968年12月～1978年2月，曾在富县安置办〈下放分配小组、知青办〉工作，先后担任过文书、会计、知青办副主任等职务。

▎本期责任编辑：雷鹏、唐新娜、师念

信息来源：富县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