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安宁疗护。所谓“安宁疗护”，是指对临床诊断已处于临终期的患者，不进行插管等积极抢救措施，主要对疼痛等不适症状进行处理，帮助患者平静地面对死亡。

我觉得我们医生一边要救人，一边也要认识到我们救不了所有的人。有时候让病人有尊严地离开，也是医学关怀。

我认识的一个医生在很多地方讲过一个案例，他说：

一个小姑娘，白领，管理层，32岁，还没结婚呢，得了卵巢癌，末期，特别痛苦。她说她想赶快死，因为现在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身上插着七个管子。她说，这些管子不是我想插的，是我妈妈需要，我为我妈妈插的，她认为我该活着。医生问，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她说面朝大海，怀中抱着我的狗狗，靠在妈妈的怀里，大口嚼着生蚝告别这个世界，多美啊。她妈妈在旁边掉眼泪。

医生问她，假如你当妈妈，你会不会和你妈妈一样，选择这种方式让你的孩子活下来？她说，大夫，我还没结婚，我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当妈妈了，但是如果我有机会当，我一定尊重我孩子的选择。

后来医生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她妈妈后来讲，她没再抗肿瘤治疗了。

北大首钢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受访者供图。

路桂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专家

“安乐死不是理性的最佳选择”

我是给癌症患者做“生死教育”的，我支持安宁疗护，但我认为安乐死不是理性的最佳选择。

疼痛和希望是呈负相关的，每个个体患病以后都有康复的愿望，但如果疼痛日夜相随，一刻都不让人松懈，疼痛无法控制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了，从这个层面上看，安乐死似乎是一个合理选择。但是，疼痛控制住以后呢？病人重燃生存的希望时，是否应该有不一样的选择？

以前有个电视媒体采访我，当时在一个病房，他们其实拍到了镜头，病人告诉我说他很痛苦，不想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痛不欲生，我说如果把疼痛控制住你还想死吗？他说那谁不想多看世界两眼。最后一句话没播出来。

你看到所有的安乐死事件，它之前一定有一句话就是病人“痛不欲生”，包括前段时间到瑞士做安乐死的傅达仁。其实躯体疼痛80%是可以通过药物处理的，20%难治性疼痛通过微创辅助也可以控制，起码可以控制到让人无痛睡眠。只是在临床上，镇痛治疗的推广力度远远不够。

另一方面，过度宣扬、推广安乐死也是社会责任的缺失。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选择安乐死之前的痛不欲生。

作为医生，在生命尽头我们要“以生命引领生命”，起码应该给病患选择。现在医疗中最主要问题是，我们往往忽视了患者的主体位置，他没有选择机会。

我在出门诊时经常遇到一种情况，看病的时候患者没进来，家属先进来说，大夫我告诉你，几号是我父亲，他不知道病情，千万别说漏了。

我常跟家属说，这样非常非常残忍。假如你六十多岁的时候，得了病，却完全不知情，每当你对疾病产生困惑，你问家人、医生，都说“不用担心”，明天请个专家，后天请个教授，“没什么大问题”。最后明天就要去世了，今天还活在这种希望中。

要是事后你翻父亲的日记，发现他还有什么事没完成，他还有很多愿望怎么办呢？你心里能平静吗？你会特别后悔的。

如果医生已经尽全力了，在所有高科技手段都用完以后，患者还是想安乐死，那想死就死吧，这一点我还是尊重患者的。

傅达仁安乐死前与家人的合照。图片来自网络。

马一德：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生命权是能够享有自由和尊严”

在4月末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我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国家要对安乐死有规定，我觉得人临终前的尊严应该在立法上有所体现。

我关注安乐死10多年，见过很多求死而不能的病人。

我们法学所原来有一位老先生，在医院里躺了十几年，生活不能自理，靠呼吸机插管维持生命。他女儿从二十四五岁照顾他，现在都40多岁了，没嫁，也没生孩子。我们学生辈去看他，除了叹气还是叹气。

还有一个著名的法院院长，老先生肝癌，刚走。他生前多想要安乐死啊，提出过很多次，不行。曾经多体面的一个人，最后半年卧床不起。

我希望人可以选择安乐死而不违法。如果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支配权，对自己的生命权都没有把握的话，人的尊严何从谈起？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案例。江西有个医生，对一个病人实施了安乐死，后来家人把医生和医院告上了法庭，那个医生被认定为“过失杀人”。如果有安乐死的法律规定，就可以给医生提供保障。

在人大这种场合提安乐死，我压力也挺大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养老送终，我也怕老人会骂我，也怕有年轻人误解我。所以在提之前，我把条文都设计好了。比如要由无法救治且无法减轻病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提出，可以反悔等等。到现在为止，我收到的反馈都是点赞支持的。

我没有期待这次建议一定能通过，就中国的国情来讲，它不是可以立刻大面积铺开的，只能是从取得共识到实验，再到小范围推广。但我觉得需要有人提，需要开这个头。

2012年，法国安乐死支持者举行游行，他们喊出“我想选择我的死亡”和“我的生命，我的死亡”的口号。图片来自网络。